《李白确至夜郎考辨》质疑——与邱耐久、朱孔扬二同志商榷

《学术论坛》82年4期刊载了邱耐久、朱孔扬二同志《李白确至夜郎考辨》,是文对传统说法提出疑问,并征引资料推断李白确至贬所夜郎。二同志在学术上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细加斟酌,我觉得二同志对李白诗歌的系年显有错误;对李白诗歌和有关资料的解释也嫌牵强;参之李白生平和涛歌中反映的情况,尤为抵牾,结论是难于成立的。现仅就个人管见所及,提出来就正于邱、朱二同志和广大读者。     

夜郎史迹初探

古代蜀郡西部,旄牛地区,丽水之中,即金沙江流域,原以盛产黄金著名于世。楚国为开采这里的黄金就分封了两个王国——岷山庄王和夜郎庄王。他们都以庄为姓,说明他们都属于楚庄王的近亲宗支。关于岷山庄王的问题,在《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蹻的关系》(见云南《思想战线》1977年2期)一文中已有所论列。此文则以探讨夜郎史迹为主作为前文的补篇。     

牂牁·夜郎余考

一、释牂牁 牂牁一名,首见于《管子》,其次为《史记》。 《管子·小匡》:“余(齐桓公)乘车之会九,兵车之会三,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瓜长)、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其中,已有“牂牁”。《管子》一书,有主张不是管子所作,为后人所托。成书时间,当在春秋末或战国时。从《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日:‘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管子春秋》,详哉其言也。”说明《管子》不是汉儒所造,在司马迁著《史记》前已有了。这是应当肯定的。《管子》中的“牂牁”,今的研究者,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当时居住在贵州的一个民族,仍处于氏族部落时期。《管子》成书约在春秋末或战国之际,形成民族而又载诸于书,其存在时间当必比成书时间早。“牂牁”,作为民族一名在历史上出现,是可定为春秋或战国之际。     

王维《使至塞上》中"属国"一词考辨

关于王维《使至塞上》诗中“属国”一词,各家选本异解纷呈。唐汝洵《唐诗解》、王友怀《王维诗选注》等都认为属国即“典属国”,因苏武曾任此职,指代人。袁行霈主编《历代名篇赏析集成》、陶文鹏《王维诗歌赏析》、霍松林《唐诗精选》等认为属国既可指地,又可指人,同时又言指人     

乌鬼考辨

乌鬼是一种起源甚古的崇拜形式,何谓乌鬼,历来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本文结合唐宋历史文献和文人诗集,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养乌鬼”是唐代夔州地区蛮獠的一种以家为单位的、用人作为祭品的“祭祖”仪式,而乌鬼则是指当地獠蛮的祖籍神。     

陈琳墓考辨

唐温庭筠有《过陈琳墓》诗,称“陈琳墓在今江苏邳县”,不确。虽然,陈墓在邳志乘也有记载,《大清一统志》称:“魏陈琳墓在邳州界。”《咸丰邳州志》载:“陈琳墓,在旧城,见《元丰九域志》。”但现在旧城却无任何遗迹或有关传说。《邳州志》也未敢肯定,故在“陈琳墓在旧城”加上“今无考”的按语。清顾嗣立撰《温飞卿诗集笺注》亦曾提及此事。据《三国志·魏书》,陈琳为“广陵人”,《嘉靖维扬志》、《康熙宝应县志》和《乾隆盐城县志》均称为“广陵射阳人”,即今扬州宝应县射阳镇。此镇不仅为陈琳出生之地,亦为其埋骨之所。据《嘉靖维扬志·公…     

齐鲁考辨

<正> 山东省为什么称“齐鲁之邦”?一般说法是因为西周封太公望于营丘,建立了齐国;封周公旦的儿子伯禽于曲阜,建立了鲁国。因此,山东有“齐鲁之邦”的称谓。这种解释并不错,但不够。试问太公建国为什么称齐?伯禽建国又为什么称鲁?山东古国不止齐和鲁,还有滕、薛、莱、莒等等,为什么不称“滕薛”或“莱莒”?     

杨恽案考辨

宣帝诛杨恽历来备受争议.按照汉代的法律,杨恽并犯诽谤、妖言、大逆和怨望四罪而被判死刑可谓罪有应得,司马光等人用后代的法律衡量杨恽的罪行并不妥当.至于他们将杨恽当做一位“刚直”之贤,认为即使他有死罪宣帝也应宥之,这种说法逻辑上也难以成立,因为正是他们所标榜的杨恽式的刚直与宣帝的刑名思想、对故旧的感恩心理和自圣心理相对立,反而成为宣帝不愿赦免他的理由.     

木牛流马考辨

诸葛亮“性长于巧思”,“工械技巧,物究其极”。他创制的木牛流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运载工具,由于记载不详,很久都是一个谜。直到宋代,才有人提出是一种木制独轮车的看法。陈师道《后山丛谈》卷四载:“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高承的《事物纪原》卷八“舟车帷幄部·小车”一章也说:“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饷,盖巴蜀道阻,便于登陟故耳。     

杨家将考辨

“杨家将”中,杨业领诸子率宋军在幽州大战辽军、六郎延昭镇守三关、延昭孙文广征西等事,虽来自戏剧、小说,但是否为真实历史,史学界见解不一。这是应该按史实予以辨证的。一、杨业及其子孙杨业亦称继业,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曾任云州(山西大同)观察使等职,多次大败辽国。后与辽战时,由于主将潘美(仁美)及护军王侁忌业功,临战不救,业以寡不敌众战死。     

楚丹阳考辨

《史记·楚世家》言:“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氏,居丹阳”。这个“丹阳”究竟在何地,二十年来,聚讼不决。近年来,随着楚文化研究的开展,丹阳地望所在又被重新提出,并且是最热烈的讨论问题之一。它之所以引起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有关研究者的重视和兴趣,正如有的同志指出,探清丹阳的地望,对研究楚国早期历史和文化发展是具有很重要意义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找到造成这个问     

雎鸠考辨

《诗经》开卷之作《关雎》的第一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中的“雎鸠”是什么鸟?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却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诗经》唯一的传本是《毛诗》,由毛亨所传。毛亨说雎鸠是王雎。唐孔颖达指出,毛亨沿用了《尔雅·释鸟》的说法。这是关于雎鸠最早的解释,可惜语焉不详。因为王雎又是什么鸟,我们仍然不清楚。后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王雎是白鹰,孔颖达《毛诗注疏》对此进一步解释说,似鹰,尾巴上有白色。但是,《尔雅》另有“鸷,白鹰”一条,显然白鹰和雎鸠是不同的鸟。晋杜预注《春秋左氏传》,把毛亨说的“鸟挚而有别”,解释为“鸷而有别”,于是雎鸠又成了猛禽鸷、     

夜郎文化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探讨

夜郎独特的文化精神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大山精神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合而不同”的文化观 ;以盛览、尹珍为代表的兴学、崇教精神 ;铜鼓文化象征的团队精神 ;芦笙文化所代表的歌舞自娱精神 ;“坝子”文化所形成的安土重迁、知足常乐心态。上述几个方面所呈显的夜郎文化精神 ,包含着不少同现代社会发展相联系并相适应的意识及观念 ,值得继承与发展     

关于建立泛珠三角夜郎文化旅游圈的构想

在区域经济重组与整合的背景下,构建泛殊三角夜郎文化旅游圈,具有科学的依据。夜郎文化的宝贵资源,为贵州及其毗邻的滇、川、渝、湘、桂边区共同打造旅游产品,规划旅游线路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构建夜郎文化旅游圈将填补中国古代西南文化板块的一个空洞,促进弱势经济区的资源整合。夜郎文化旅游圈是一个关系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特殊区域,同时又是一个在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上独具潜能的经济文化区域。     

“自大”非源于“夜郎”

“夜郎自大”是形容妄自尊大的著名成语。此语问世后,不少人误以为“自大”首出夜郎人之口,其实不然。“夜郎自大”出典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其文是:“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文中明确记述,是滇王不知天高地厚地首先向汉使提出“汉孰与我大?”的问题,之后汉使又去夜郎国,夜郎侯“亦然”——向汉使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汉书》有关的记载与《史记》无异,可见“自大”非源于夜郎。     

蒙元流刑考辨

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蒙元流刑之制有许多独特之处。而相关律典的散佚和文献记载的含混,给我们今天研究此类问题带来了较多的困难。迄今为止,相关论著对蒙元流刑制度设计及运作真相的研究歧异较大。而从实证的角度着手,通过对流刑实际案例的搜辑和梳理,针对蒙元流刑的适用对象、流放地及其特点进行考辨,则能够比较清楚地探明蒙元流刑仍为法定刑之一;蒙元初期沿袭金代流刑之制并加以折代变通;至元八年以后,独具特色的流刑制度逐渐形成;但在司法实践中,变通律令的现象仍十分普遍等问题。     

杨维桢籍贯考辨

杨维桢是中国文学史和书法史上较有成就的文学家及书法家。对他的故里一向众说纷纭,既影响对他研究的深入,也恐怕是他生前所意料不到的。对杨维桢的籍贯只要探索考辩一番,其真相就不难弄明。他既不是山阴人,也不是会稽人,而是道道地地的诸暨人。     

黄山名称考辨

黄山是徽州文化构成的自然风光板块，在新兴显学——徽学研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而关于黄山名称的由来，历来沿用“黄帝炼丹”说。本文从许承尧设疑发端，例举《旧唐书》、唐诗和道家学说，质疑传统说法，提出黄山名称是源于《易&#183;坤卦》：“天玄而地黄。”     

扁鹊墓考辨

战国时民间名医扁鹊死后埋在哪里?《酉阳杂俎》说:“卢城以东,有扁鹊冢”;《河间府志》说“扁鹊墓在任邱鄚城东北”;《明一统志》、《张德府志》说“扁鹊墓在汤阴伏道”;《陕西通志》说“神医扁鹊墓,在临潼县东北二十里”;此外,山西虞乡县东十四里古市镇、山东长清县鹊山和陕西城固县亦均有扁鹊墓。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但详加考证,以《陕西通志》记载,即扁鹊葬于陕西骊山北麓戏水河东岸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