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湖南科第盛况探析

元代科举十分萧条 ,但三湘士子异军突起 ,湖南一改唐宋以来的落后状况 ,在元代一跃成为全国的科举先进地区 ,进士的分布亦很有特色 ,其原因值得探究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冯子振与元代湖南散曲

冯子振是元代湖南本土作家中唯一一位从事散曲创作的诗人.其代表作[鹦鹉曲]是元人散曲创作的一朵奇葩,内容以抒写隐士情怀为主,风格豪放,间杂婉丽.卢挚和马致远两位外地作家也创作了一些反映湖湘生活的散曲佳作.     

元代屯田中的人口迁移

元代的屯田和前代相比可谓盛况空前。除少数为政府招募、百姓自愿外,元代屯田中的人口迁移主要是由国家强制组织实施的。因屯田而迁移的主要是民户和军户。在元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后,屯田中人口迁移的垦荒和实边作用越来越突出,对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蒙古政权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元代理学与元代诗人的仕隐

由宋入元的理学除了在元代诗人的诗作内涵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方面留下深深的痕迹之外 ,还直接影响着元代诗人仕与隐的选择。可以说 ,民族矛盾与压迫并不是决定元代诗人仕隐的唯一原因。元代理学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合流。前者是元代诗人仕元的理论基石 ,后者是元代诗人归隐的精神内核     

元代理学影响下的正统论

正统观念是中国传统历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权合法性、古代夷夏之辨等问题的解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急欲寻求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同时元朝也需要为招揽汉族士人入仕排除障碍。夹杂着理学思想的正统观念在这一时期展现出新特色,融入了天理、文化理念,既维护了元朝政权合法性,客观上也保护了中原文化,促进了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     

赵复和太极书院对元代理学发展的促进

赵复是元代初期重要的理学家和理学传播者,他以燕京太极书院为阵地,从事讲学、著述活动,改变了北方沉闷的学术气氛,促进了理学和书院在北方的广泛传播与发展。     

“孔颜之乐”在元代理学中的价值意蕴——吴澄境界论探析

＂孔颜之乐＂是指高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历代儒者均以＂孔颜之乐＂为最高理想境界。元代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元代儒者如何达到人生之＂乐＂,怎样获得人生之＂乐＂的问题便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他通过对孔颜之乐的阐发,使得儒家的理想人格得到了重新全面的肯定,为元代儒者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支柱。     

元代文坛"延祐极盛"说辨析

清人顾嗣立提出元代诗坛"延祐极盛"说,对后世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实,除了诗歌之外,散曲、杂剧等新兴文学样式,也在延祜年间发生了变化,均表现出崇尚雅正的倾向.文坛这种趋于整饬的局面,与理学思想借助科举恢复而定于一尊密切相关,当时人即已提出批评.判定延祐年间为元文坛风貌转变期是恰当的,若以之为文坛极盛,则忽视了文学的多样化特征,有失偏颇.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保巴的哲学思想与元代理学的发展

保巴是元代理学正传以外有影响的蒙古族哲学家、思想家，其天道观、心性论直承两宋，又有所发挥，为理学的传播和复兴，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保巴的哲学视角出发，我们可以透视到：元代理学为了适应其自身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发展，为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代南北文化交流对丹溪医学的影响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丹溪医学的源流发展进行探讨,分析丹溪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社会背景,认为元代南北文化交流,以及金代北方医学与南方探究“天人之理”的朱熹理学二者的结合,是丹溪医学形成的重要因素。通过丹溪医学,能清晰地感受到元代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气息,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是社会文化的内涵。     

元代东海神祭祀探析

元代东海神祭祀属岳镇海渎祭祀范畴,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元代较为重视包括东海神在内的岳镇海渎祭祀。通过文献梳理和碑刻资料补充印证来看,元代东海神祭祀内容丰富,祀典礼制较为完备,在中国古代岳镇海渎祭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元代大运河修治原因探析

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是我国历史文明的象征,是我国可流动的历史遗产.大运河不仅对中国古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发挥了重大作用,现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在京杭大运河的雏形形成于元朝.基于南北经济水平的不平衡、运输对河漕的依赖以及宋金时期运河的残破,为了解决南北运输的问题,元政府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治.元朝政府修治大运河,惠及当时,泽被后世,功不可掩.大运河因南水北调增加了新的功能,现已局部投入使用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就是利用京杭大运河河道作为引水渠.     

《农桑辑要》与元代经济

元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不仅取决于元朝中央政府制定贯彻农业政策的具体措施 ,而且取决于农业技术知识和经验的推广。《农桑辑要》是一部为生产者提供重要技术知识、指导生产者进行生产的教科书。它的颁行对元朝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20世纪的理学与元代文学之关系研究述评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由于"文学"概念正经历着由广义到狭义的转变,而理学研究又饱受冲击,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得到开展.50至70年代末,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成果寥寥.80年代至20世纪末,随着元代理学研究的长足进步和元代诗文、元代文学批评研究等的进展,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进入一个较为自觉和相对兴盛的时期.学者们主要围绕理学与文学思潮、理学与文学创作、理学与文学批评、理学与文学接受等方面的内容展开研究,虽然还存在种种不足,但所取得的成绩仍然相当值得肯定.     

元代道教史籍发展的社会背景探析

道教史籍之编纂由来已久,考察发展大势,其芸芸大者当在宋元,尤其以元代最为典型。从内容和形式、数量和质量等多角度来看,元代道教史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说元代是道教史籍发展的成熟期,当不为过。     

河南元代木结构建筑特征探析

河南元代木结构建筑上承宋、金，下启明、清。从考古调查看，元代木结构建筑在平面设计、梁架类型及构造、小木作构件等方面既有与宋《营造法式》相吻合的咸分，又蕴含着明、清《工程做法》中的某些设计思想，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相揉和，构成了其特有的风貌。     

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维度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其特性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社会面貌以及思想文化特征。传记作为反映社会重要事件和富有影响力人物较为直接的载体,元朝的特性亦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写作的维度,令其富有独特的观照意义。元朝复杂的政治格局使得军人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重要表现主体,多元的民族起源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尤其值得注意的书写内容,程朱理学对于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判断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是元代传记独特性的表现,传记作为元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诗文的研究亦可由以上几个维度的探研而有所突破。     

起先接触的诗学:蒙学教材的诗学价值——以元代蒙学教材为中心

蒙学教材和诗学的关系,首先通过影响童蒙诗学意识实现.这种关系体现在四个方面:蒙学教材的编撰特征与诗歌功能意识,名物教习与诗歌兴感意识,蒙学教材形式、内容与诗歌文体意识以及诗歌审美意识.蒙学教材对诗歌写作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词汇、事类可以作为诗歌意象及典故有待选择和加工的原材料;二是蒙学教材构成学习诗歌比兴、用典等创作方法的基础.元代蒙学教材侧重德育功能的实现,但内在的德行修养与元人诗学观念形成密切相关.而从元代开始,专门指向学习诗歌知识的教材出现,在蒙学教材专业化发展趋势中,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