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蒋庆的“政治儒学”

近年来,儒学复兴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已经成为事实。基于现代新儒家致思方向之偏误,蒋庆主张儒学制度化,走＂政治儒学＂之路,并对其发展脉络、基本特征与历史形态作了深入研究。作为当前儒学复兴思潮之一种,＂政治儒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儒学研究路向的新展开。不过,总的看来,＂政治儒学＂学理上不够圆通,也没有现实可能性,并非...     

论康有为思想在当代儒学复兴视域下的“延续”与悖论——兼论“新康有为主义”思潮

在儒学复兴的众多思想流派中,康有为思想在近年逐渐被一些学者所尊奉和宣扬,并在当下语境中形成"大陆新儒家"学术热点。以"新康有为主义"作为儒学复兴纲领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以"大陆新儒家"联合"康党"的思想阵营,他们秉承康有为对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建构倾向,以宗教学的办法肆意歪曲儒家思想。无论是从学术特征、思想谱系、共同价值以及阶段人物,都表现出强烈儒学宗教化特点。反思表明,康有为所论的儒学思想不但背离了孔子之道,而且利用宗教化的儒学达到"改制"的政治幻想。"大陆新儒家"把康有为作为其理论源泉,其目的是利用康有为思想实现"改制"思想的逻辑延续。这非但不能为儒学复兴提供可靠的致思理路,反而将儒学复兴潮流引入极其危险的歧途。     

“结盟康党”与“贼儒合流”——“大陆新儒家”反思

儒学,可谓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舛难之学,时至今日,"大陆新儒家"出,儒学又开始了新的舛难。在反思的意义上,本文所指称的"大陆新儒家",概指"康党"。"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为思想纲领,把对岸的港台新儒家视为"心性儒学",而把"大陆新儒学"标榜为"政治儒学",使其机会主义的功利化政治价值取向愈发彰显。应当认为,以"新康有为主义""结盟康党","贼儒合流"而步康有为后尘,给当代的儒学复兴带来了毁败之舛难。职是之故,反思批判"结盟康党"而"贼儒合流"的"政治儒学"及其儒学宗教化,实乃应然之学术工作。     

反哲学的“康党”及其正本清源

"康党"以"大陆新儒家"为名义而自居。以"新康有为主义"的"政治儒学"及"儒教"面目集体亮相,反对近代及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以"民族主义"的方式回到"传统",罔顾现代性与全球化的现实。而其立论根据则是崇"经学"抑哲学,从而陷入吊诡之中。康党于经学犹重《春秋》,罔顾其他经典,尤其是《易经》作为群经之首的作用。本文认为,儒家当务之急并非忙着"创教""干政"而要首先以《易经》为首实现儒家自身的"正本清源",否则仍将陷入罪丘的历史怪状与循环之中。     

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从“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看当代儒学的发展危机

"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暴露出当代大陆儒学的复兴运动存在太多潜在问题,隐藏着当代儒学发展的深刻危机,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深入辨析,正本清源。本文从"两岸新儒家"与"康党"的内含辨析指出"康党"已经背离儒家与儒学宗旨,存在着篡改、歪曲、利用孔子儒学,而使儒学再次蒙羞的理论风险。由此次会讲亦可看到儒家宗旨的迷失,儒学被无情而肆意的利用,体制内儒家的集体失语等当代儒学发展的新危机。     

近三十年儒家政治思想研究

改革开放近30年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学术界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表现在宏篇巨著大量问世,"反思性"文章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加深,"大陆新儒家"的出现等几个方面。     

康有为与梁漱溟: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儒学价值观重建的两条路向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1912-1921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开始失落,儒学价值体系走向解体。面对儒学史上的这一大变局,一些儒家知识分子开始对儒学进行新的反思,力图在新的时代重建儒学价值观。康有为延续了清末尊孔思想的主张,借鉴西方宗教形式,尝试将儒学宗教化付诸实践;梁漱溟则从学术思想领域出发,围绕儒家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关系,重建儒家人生哲学,开创了现代新儒学的复兴道路。他们对传统儒学价值观的新阐发和新追求,既有相似的立场,又有明显的分歧,呈现了儒学在此期间复杂的变迁过程。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黄道周与宋明理学及朱子学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大儒,他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以人品气节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由于家乡漳州的朱子文化氛围以及父亲对朱子的崇敬,黄道周早年受到朱子学的很大影响,这使他终生都对朱子非常尊敬。但黄道周身处明末的复杂思想格局,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朱子学学者,由于他对朱子甚至宋明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有过尖锐的批评,黄道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藩篱,成为一位兼具汉宋风格又有突出特色的独立思想家。正是出于这种原因,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到诸儒学案。     

儒家群体共识理论的养成

关于儒家的群体共识,在中国建立大一统社会之前,孔子表述为仁学。孟子和荀子从不同角度证明设置仁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大一统社会建立之后,董仲舒概括为三纲五常,相当长时间内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宋明理学家分别建构气本论、理本论和心本论,从形而上学高度给予证明,最终实现“以儒治国、以儒治身、以儒治心”的大目标。儒家群体共识理论同爱国观念息息相通,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资源。     

二程天理论的文化意义

北宋理学的文化使命 ,就是要在汉唐以来佛道之教盛行、儒家信仰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刻 ,重新恢复对儒家人文之道的信仰。二程在理学史上的最大贡献 ,就是确立了以天理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二程一方面将宇宙主宰的“天”与人文法则的“理”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将超越存在的天理与个人内在的人性统一起来 ,从而确立了儒家人文之道的形上依据 ,实现了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析晚清理学学术特征

为了概括出晚清学术的特征,采用了文献梳理的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晚清理学具有鲜明的学术特征:继承性、致用性、融合性.其继承性主要表现在晚清理学学术思想所延续的仍然是理学传统的思维方式,并恪守程朱学说为其主要的思想资源.其致用性主要表现在晚清理学与经世致用思想的契合,其融合性主要表现在晚清理学的学术兼容.     

汤一介先生儒学观散论

汤一介先生是一位具备人类情怀与使命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儒学研究为解决人类的前途与发展当遭遇的问题提供启迪;汤先生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为今日的人类健康、合理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的论述是系统而深刻的,其对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有三点：1）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诠释儒学之现代价值来论,不能从儒学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来论;2）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内圣”来论,而不能从“外王”来论;3）以冯契的统一理论、方法、德性的“智慧”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这三点,深刻地反映了汤先生的非现代新儒家的立场,说明他是站在同情与欣赏儒学的立场来研究与提倡儒学。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胡适和梁漱溟的两度"合作"

李大钊、胡适、梁漱溟分别属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保守的新儒家学者 ,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学思历程 ,以不同的方式关注并试图解决社会改造、文化重建等重大问题。由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共识” ,且私交甚深 ,“五四”前后曾共同参加李超女士追悼大会 ,并共同列名“好政府主义”。本文以上述两次“合作”为切入点 ,分析考察了三人在妇女运动和社会改造问题上的异同。     

宋明理学和谐思想探微

宋明理学在儒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儒、道、佛"三教的融合与会通。学界曾对宋明理学中理气关系、心理关系、心性关系以及知行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普遍探讨和争论。从和谐的视角来看,过去人们简单地批判"理本论"而肯定"气本论"的观点,以及片面地评价"心本论"、"知行观"的做法都是较为偏颇的。宋明理学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中华和谐思想:一是"理本论"、"心本论"和"气本论"三大学派从哲学本体论上深刻论证了宇宙和谐和天人和谐的思想;二是以心性论为重点深化了儒家的心性本体和心性修养的思想,为自我和谐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以知行关系为主线,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知与行的内在和谐统一与人际和谐的关系。     

哲学的教化何以可能？——论从罗蒂、加达默尔到儒家的可能性

从儒学的立场看,罗蒂和加达默尔的教化概念均有其不足.虽然他们这种重生活的哲学转向是在向儒家靠拢,但若他们的"教化"不能深入到儒家的文化传统中作一圆满的证成,则这种实践哲学的理想终难实现.     

论道家的仁义观--兼论道儒仁义观的区别

学界一般认为,儒家提倡仁义,而道家反对仁义。这一观点不能成立。老庄不仅不反对仁义,而且其行仁行义的标准还要高于儒家,道家主张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的仁义行为。但由于道家的仁义观带有理想化色彩,因而在现实生活中,道家的这一观点远远不如儒家的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