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瓷秘色”论及柴、汝窑

唐法门寺“瓷秘色”出土，唐五代耀州窑遗址考古发现，北宋汝窑遗址的确认，是中国瓷器史研究的重大收获。本文讨论了唐越窑瓷秘色，讨论了唐五代耀瓷（其中唐代可称鼎州窑或黄堡窑，五代耀瓷精品拟指认为“柴窑”），讨论它们与北宋汝瓷的有机联系，指出唐、五代、宋初耀瓷在中国古代青瓷两座高峰间的桥梁作用。     

邛崃窑文物(唐代)

邛崃窑是四川地区影响最大的古代民间青瓷窑场,始于南朝,盛于唐至五代,终于宋。邛崃窑陶瓷以风格多样、造型别致、釉色丰富、纹饰古朴而著称,极具浓厚的地方特色,其釉下彩绘的发明和应用为瓷器的美化开辟了新径。20世纪30年代邛崃古窑遗址因抢劫性挖掘遭到极大破坏。内迁四川的中央大学师生抢救性地收集了上千件邛崃窑陶瓷器,后随中央大学一起回迁南京。现珍藏于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本     

四川邛窑唐代三彩收藏口述史

邛崃窑(简称邛窑)分布在四川成都邛崃境内,创烧于南朝,兴盛于唐、五代,南宋中晚期停烧,历经800余年,是四川地区面积最大、烧造时间最长、品种最多、影响最大的古陶瓷窑址。邛窑三彩是邛窑里极具代表的产品,主要是以黄色为基色,再以褐彩和绿彩为点缀,釉色丰富,造型别致,有典型的时代风格和浓郁的地域文化特点。从釉色和各种器型看,邛窑三彩的烧造工艺已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平,凸显了地方民窑的工艺特点,展现了蜀文化的突出成就。本文以口述史的形式,于2019年3月23日赴四川省邛崃市邛窑遗址公园采访了川窑收藏家胡维忠。作为资深的邛窑古陶瓷收藏家,胡维忠对于四川邛窑的古陶瓷烧造工艺与传承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四川当代陶瓷艺术家“蜀山窑”创始者李清口述史

李清,男,生于1966年,重庆万州人。1991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当代陶瓷窑口"蜀山窑"的创始者,也是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以及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九三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原四川省美术家协会陶艺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美术陶瓷分会理事、中国陶瓷协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成都市美术家协会理事、景德镇陶瓷大学客座教授。四川在历史上有不少著名的陶瓷烧制窑口,继往开来,当代四川窑口"蜀山窑"的创始者李清主张以巴蜀文化为核心元素,传承创新,结合技艺、艺术、工艺三者,传播"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美学思想,为当代四川的陶瓷艺术发展做出贡献。     

扬州古城南门遗址专题讨论会在扬举行

五月八日至十日,由扬州市文化局主持召开了“扬州古城南门遗址专题讨论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扬州的文博、考古、古建筑等方面的专家及省、市有关方面的领导共四十多人出席了会议。这个遗址是在1984年发现的,经过发掘,展现出晚唐五代、宋、元、明、清的城墙叠压遗迹。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该遗址内涵比较丰富,国内目前还比较少见。它是扬州城建历史     

周秦历史文化最新考古动态（二） 周公庙遗址发现西周铸铜陶窑

据《宝鸡日报》2004年12月3日报道，周公庙遗址考古又有新的重大发现，一座铸铜陶窑惊现于世。这座陶窑被考古专家认定为全国首次发现用于烧制烘干铸造青铜器陶范的原位窑。在这个陶窑内，相继发掘出不少陶范，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周公庙遗址的内涵。铸铜陶窑位于西周大墓东南方向数百米处的铸铜作坊遗址内。     

论陶瓷诗的内涵及其价值

陶瓷诗包括吟咏陶瓷美的诗、题刻在陶瓷器物上的诗、关于陶瓷生产、陶瓷风俗与陶瓷窑场的诗和民谣等,体式多样,内容丰富且富有人民性、欣赏性和教化作用,有社会学、陶瓷史料学、工艺学和文学美学等方面的价值。     

河北历史名窑优秀传统陶瓷文化研究

河北省自古就是陶瓷产区与陶瓷文化大省,在历史长河中,河北陶瓷形成了以邢窑、定窑、磁州窑、井陉窑四大历史名窑为主的历史文化。邢窑在唐中期生产极盛,出产的白瓷质地洁白优雅,与越窑一起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定窑是宋代著名官窑,宋五大名窑之一,以产白瓷著称。磁州窑以白地黑花最为典型,属于大型民间窑,所烧瓷器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井陉窑以烧造白瓷为主,其中的瓷枕最具代表性。河北陶瓷文化是京津冀一体化下的重要文化资源,必将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文化龙头。 更多还原     

湖北马口窑陶瓷文化抢救性保护措施初探

湖北马口窑是江汉文化的典型形态之一,数百年来影响过一代代荆楚子民。作为一个地方窑口,马口窑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一直被人忽略和漠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马口窑彻底倒闭,随后迅速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近年来,马口窑的审美意义和文化意义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不断进行着新的审读,特别是其多变的器样造型、丰富的纹样装饰、圆熟的刻画手法,在中国陶瓷文化中堪称独树一帜。如何保护这脉极具性格特色的地域陶瓷文化,是摆在众人面前一个郑重的课题。     

中国东南古代瓷业的海洋性

独特的自然与文化背景造就了东南陶瓷鲜明的海洋性特征,并成为我国古代陶瓷手工业体系中独具特色的一环。东南陶瓷海洋性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名窑在沿海窑场被仿烧而成为沿海手工业产品的过程,表现为以浙、闽、粤等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相对集中发展,向海港周边地带类聚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内地名窑向沿海仿烧窑转移的窑业技术发展轨迹,并成为我国古代海洋贸易陶瓷的主要产地。     

《金瓶梅词话》"五果五菜"食俗小考

<金瓶梅词话>存在一种"五果五菜"用菜礼制,它是由五种干果、五种肉食组成,是当时社会流行的一种饮食风尚,这在明代人所撰的史料、笔记、地方志及小说中都有大量描述.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明朝统治者政治上的提倡,历史上的承继,明代经济生产方面的特征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略论中晚唐科举考试中的"五科"考试

＂五科＂考试的记载始见于后唐同光四年,指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等五科,它是由中晚唐的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发展而来,五科举人按有无出身分别到吏部和礼部参加科目选和常科科目考试。五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部分科目,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制度的变革,从明经科中分离出来,发展成独立的科目。     

汉语中“五”及其组合的文化理据

从古人数的概念的形成,探讨"五"的起源及演化为文化哲学符号的文化理据,并试图揭示以"五行"为代表的有关"五"的文化渊源。     

浦薛凤"政治五因素"论的形成与展开--兼论其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史上的意义

"政治五因素"论是浦薛凤创立的一种用以解释和研究政治的理论方法,文章对该理论方法的内容、形成与反响、应用及其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史上的意义进行论述.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术独立的视角来看,"政治五因素"论是一项不应忽视的理论创见.     

"五色"理论探微

“五色”理论是中国古代装饰用色的核心理论 ,历代统治阶级对这一理论均很重视 ,并影响了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审美观。它沿用了数千年 ,贯穿整个中国古代装饰史 ,直至今天对现代装饰用色的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影响。因此 ,对它的内涵的了解 ,对它与古代“五行”观念、等级观念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它的美学意义的阐释是探讨中国装饰史不可缺少的工作。为此 ,笔者结合古文献与工艺美术实践对“五色”理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 ,重新审视某些传统用色观念 ,从中发掘出能够启迪现代艺术思维的审美思想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一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时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论江苏"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1952年10月,在中央和华东局的领导下,江苏地区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这既是一场经济斗争,也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斗争.运动一方面对党政机关的贪污腐败现象有所制止,另一方面又严重扩大化,打击了私营工商业者,影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发展.     

"五点一线"战略与辽宁服务贸易发展

围绕辽宁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五点一线战略,对辽宁省服务贸易的影响及其发展进行研究。分析了辽宁省服务贸易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五点一线战略的实施对辽宁服务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提出了在实施五点一线战略中,辽宁服务贸易发展应采取的应对策略,即:坚持重点发展和全面提升相结合;发挥沿海经济带对外贸易的优势,扩大服务贸易出口;促使更多的企业参与服务外包;发挥沿海经济带集聚人才的优势,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智力资源;培育和发展服务行业中介组织,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实现服务业竞合发展。     

论《白虎通义》的天道观及其内在矛盾

<白虎通义>的天道观包含三个方面在宇宙生成方面它把<老子>、<易传>和董学、纬书糅杂起来,但并未消除自然生成论与神创论的冲突;在天道秩序方面把阴阳、五行与四时、五方等附会起来,但无法协调其内在的矛盾;在天道运行方面把阴阳盛衰与五行生克结合起来,但又陷入循环论的窠臼之中.因此,以这个天道系统为效法对象的人道体系只是一种社会静力学的设计,而缺乏社会动力学的自觉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     

晚唐“三十六体”到底是指什么

文学界有＂三十六体＂之说法,但历来有不同理解。刘昫在《旧唐书》中提出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三人齐名,＂时号三十六＂是＂三十六体＂这一文学概念产生的前提和因子,宋祁在《新唐书》中＂三十六体＂之提法是这一问题引起关注的转折,而将其确定在骈文方面实际是对刘昫提法的一种解读,不应看作误读。＂三十六体＂并称的出现,最大可能是三人在诗文中大量用典和使用艳丽古涩辞藻的文学倾向,而这种倾向在骈文及艳情诗中都有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