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旧方志概述

讨论苏州的旧方志,先要弄清楚苏州的历史沿革。因为方志除总志而外,一般是以一个行政区域为记述的对象,并以这个行政区域的称谓或地名命名的。不明了苏州的历史渊源和变迁,就无从了解它所有旧志的全貌。简略地说,苏州,最早是东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年)吴国所建的国都■闾城。越灭吴,楚灭越,称吴或吴地。秦为会稽郡治的首县。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从会稽郡分浙西诸县为吴郡,其后或改吴州,或复为吴郡。隋文帝开皇九年(548年)改称苏州,苏州成为州郡一级地方建置的名称从此开始。煬帝到中唐,又几经改易,自乾元(758年)复苏州,苏州不仅是一个州的标识,并逐渐普遍地作为州治的地名。五代时,吴越改为中吴军,宋又由州改平江军和平江府,元为平江     

隋朝在海南建置考略

《隋书·地理志》记载隋朝在海南的建置有“珠崖郡”及义伦、感恩、颜卢、毗善、昌化、吉安、延德、宁远、澄迈、武德十县。本文认为 :该志所载有误 ;隋朝二世均在海南建置地方行政机构 ,其中 ,隋文帝开皇年间立崖州及义伦、临振二县 ;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崖州为珠崖郡 ,至大业六年增至三郡十县。三郡即珠崖、儋耳、临振郡 ;十县即义伦、昌化、感恩、毗善、宁远、延德、澄迈、舍城、临川、陵水县。     

关于隋朝改革地方机构问题的几点辨析

隋朝建立以后,曾经进行过一系列改革。其中表现在地方行政机构方面,主要是:在开皇初期,隋文帝杨坚罢去五百余郡,以州领县;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并省州县,又改州为郡。由杨氏父子前后进行的这一改革,一扫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机构的混乱局面,把存在了六百余年的州郡县三级制变为郡县两级制,简化了重叠机构,减少了官员设置,整顿了官僚队伍,加强了中央集权,应当加以肯定。然而有一些专著和文章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叙述却语焉不详,不够准确;或者出于某一观点的需要而否定这一改革的效果;或则出于个人的好恶而置隋炀帝在其中的作用于不顾。凡此,笔者认为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宗旨,故撰拙文以为辨析。     

小议隋朝的机构改革与整顿吏治的措施

西晋灭亡以后,黄河流域成为各族统治阶级争夺政权的角逐场。国家四分五裂,体制极度混乱,官僚机构重叠,郡县“倍多于古”。在方圆不到百里的地区,数县并存;一个不满千户的地方,要由两个郡分管,甚至出现了“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的泛滥现象。随着州、郡、县地方行政机构的无限制的增加,便形成了以士族豪强地主为主体的庞杂的官僚群。“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唯以苛剥百姓为乐,蛀得封建国家千疮百孔,大厦日倾。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针对这种腐败现象,首先采取了裁减地方行政机构的措施。开皇三年…     

徽州地区经济开发史要

徽州,禹贡扬州之地,春秋属吴,吴亡属越,越亡属楚,秦统一后属彰郡;汉置黟歙二县,属丹阳郡,献帝时建新都郡,增置休阳县(今休宁县地);晋太康时改为新安郡,隋开皇九年(589年),省新安郡,改置歙州,大业三年(607年),又改歙州为新安郡;唐开元(713年—741年)折置婺源,大历元年(766年)遂分祁门、绩溪、乾元     

试从征侧起兵的规模看其性质

公元四○年(即东汉光武帝文刘秀建武十六年),在东汉交趾郡麊泠县(按:现今越南境内安浪县、永富县一带)境内,发生了一次麊泠部落女贵族征侧起兵事件。据说,征侧攻城略地,自立为王,声势浩大。公元四二年(即建武十八年),     

《浙江风物志》订误一则

《浙江风物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十六页载:“浙江另一历史名城是绍兴。它在春秋末期曾是越国的都城。秦时置山阴县;三国时为孙吴属地;西晋、南北朝期间均称永兴县,属会稽郡;隋开皇九年并永兴入会稽县,属越州;唐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复置永兴县;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萧山。到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以‘绍祚中     

唐代政区中的府制

唐代行政区划,基本上沿袭隋朝的制度,即以州(郡)统县,州直隶于王朝中央,为二级行政区划。但是,在不变更这一制度的前提下,唐王朝对州这一级行政区进行了某些变革,即确立府制。府作为地方行政区划,肇始于玄宗之世,开元年间,曾先后把雍州、洛州、蒲州、并州     

“隋文帝并省州县说辨误”

隋朝统一后,在政治经济领域中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进行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这场改革,岑仲勉先生曾经将它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文帝时期,主要是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废郡一级,直接以州领县;二是炀帝时期,主要是大规模地并省州县机构。前一阶段改革,已普遍为人们重视,但对后一阶段改革,在当前流行的各种通史、断代史著作中,却有误解,有些误以为炀帝的“并省州县”也是文帝所为。这种误解从五十年代就已产生,直到近年新出版的教科书中依然有所反映。     

南宋临安的文化

杭州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古代灿烂文化的名城,也是我国历史上六大古都之一。杭州的建城,始于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由于江南大运河的开通,经济逐渐开发,其地位日益重要。到了唐朝开元年间,杭州已成为东南大郡。在五代十国期间是吴越的国都,钱镠曾经进行过全面的建设,使它成为“邑屋繁会”,“江山雕丽”“钱塘富庶,盛于东南”的城市。北宋时,由于国家的统一,政治相对安定,杭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迅速,成了“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参差十万人家”的繁华美丽的都市和“百事繁庶”的“地上天宫”了。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高宗在金兵的穷     

云浮与百越文化

云浮历史悠久。周代为百越地,"云浮"作为地域之名,最早见于唐朝。《新唐书·地理志》载,唐武德四年(621年)设勤州,领铜陵、富林二县。天宝元年(742年),将全国各州一律改称为郡,勤州改称为云浮郡,这是"云浮"地名的由来。     

中国古代帝王反腐奇招

正隋文帝:"钓鱼执法"抓贪官隋文帝在位期间,曾命令人悄悄把金银财宝送给一些大臣和官员,以此来考查他们是不是有贪贿行为。假若某个大臣接受了钱物,不但以贪贿罪处理,还面临在朝堂之上当着其他大臣的面被砍下头颅的风险。隋文帝用这种"钓鱼执法"的反腐高招,搞得满朝文武胆战心惊,如履薄冰。公元593年,隋文帝曾暗中派人向一些他认为可能有贪腐行为的官员行贿,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显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     

论隋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隋亡的影响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到大业五年(609),短短的二十八年里,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户数从四百多万户增至九百万,其中扣除括户、平陈等,其自然增长率约2%。有隋一代,兴建不少规模巨大的粮仓,主要有卫州的黎阳仓,洛州的河阳仓,陕州的常平仓,华州的广通仓,洛阳附近的洛口仓和回洛仓。仅洛口、回洛二仓储粮     

隋朝时期的扬州——扬州古代文化丛谈之四

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十月,以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统帅九十总管,其中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广陵),合兵力五十一万八千人,皆受杨广节度,大举伐陈。次年(589)正月,贺若弼大破陈师于蒋山(即钟山),韩擒虎从长江上游首先攻入建邺,陈主陈叔宝被俘,国灭。两百七十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至此又获统一。同年,诏改吴州为扬州,并置总管府,大业初,改为江都郡,废府(《隋书·地理志》)。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广陵的地位更加重要,它又经历了一个兴衰时期。隋炀帝开凿运河的问题     

浏阳地名源流考

浏阳市古称“浏”,古为越人族居之邑。东汉建安十四年(209),三国吴孙权首置刘阳县,县治驻居仁镇(居陵镇)。《水经注》称刘阳县为浏阳县,认为“县凭溪以即名也。”然而,《三国志》称刘阳县,属湘州长沙郡。刘阳,疑为长沙定王发之族邑封地,故以姓氏名地。置县称刘阳。     

论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

公元581年,隋王朝建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族关系又出现了新的局面。但在评论隋代民族政策时,大部分人对隋文帝时期加以肯定,而对隋炀帝时期极力否认,认为他“抚之非道”。①其实,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有许多是继承隋文帝的,隋代民族关系的高涨也主要在大业初年。所以,关于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是不可忽视的,很值得加以总结研究。     

有关“医圣”张仲景二三问题

张仲景,名机,又玑,字仲景,东汉末年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邓县东北穰东镇)人。在散见于一些典籍的零星记述中,推知仲景大约生于公元150年(东汉桓帝刘志和平元年),卒于公元219年(东汉献帝刘协建安24年)左右。军阀大混战,疾疫大流行,人民极其悲惨     

隋的《开皇律》与“开皇之治”

在中国历史上，隋朝是屈指可数的短命王朝之一，犹如第一个大～统王朝秦一样，仅历二世而亡。然而，在它38年的短期统治中，虽有后期专制、腐败，急趋灭亡的大业之衰，却也有它初期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开皇之盛，在历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一页。这一盛一衰的急骤变化，笔者认为，与其法律上的前严明、后混乱的变化不无关系。公元581年，杨坚废周立精，到公元589年灭陈，完成了统一大业。作为一代开国之君，隋文帝首先采取了一系列稳固政权的措施，其中有很重要的两项，一是对国家机构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魏晋以来，由于政权更…     

六朝时期江州的战略地位

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分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十郡为江州,设置江州刺史。其治所起初在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后来或治桑(今江西九江西南),或治半洲城(今九江市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统一全国后,改柴桑县为寻阳县,治所在湓口城(今九江市),从此定治于此。可见六朝时期的江州,其中心地区在今江西南昌市与九江市一带,管辖范围包括今江西、福建两省及湖北省之东南、湖南省之东部的广大地区,故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一、江州的形成始于东吴的经营江州的形成,本身就与六朝时期南北对峙,南方政权以长江天堑为防线,以抵御北方军队南下有密切关系。东吴时期,虽然还没有设置江州,但孙吴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却是由来已久。如: 江州之治所寻阳,本为县名,史称“因水名县,水南注江”,两汉时属庐江郡,东吴时属蕲春郡,其旧县在江北。如《通鉴》魏黄初七年(226年)载     

岳阳地名源流考

岳阳,古称巴丘,亦名巴陵。上古属三苗国地,春秋属罗子国地。巴丘得名,与麇子国及东夷族人有历史渊源关系。晋太康元年（280）,晋平吴,始置巴陵县,改巴丘为巴陵,以巴陵名之;南朝梁中大通三年（531）首置岳阳郡,辖岳阳等6县,以岳阳得名。自此后州、郡、路、府、县、市,皆以巴陵、岳阳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