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之道与文化理想

文本<论语>虽对孔子"忠恕"之道进行了论及,但历来学界对其内涵的理解众说纷纭.全文从"忠恕"词义诠释入手,结合分析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以及提出"忠恕"之道的具体语境、针对不同对象个性特征等因素,从而认为"忠恕"之道是孔子就如何实现自我和如何成就他人两大主题的表达,具化为"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两大文化内涵,体现了孔子一生的政治追求和文化理想.     

论老子的"有"、"无"和"道"

本文从名学定义的角度,对老子的"有"、"无"和"道"的义理及其相互关系,作了合乎逻辑的深刻诠释,不仅读通了《老子》,而且揭示了老子的世界有起源、运动和发展的思想是与量子理论相通的.     

道与器:关于“律”的文化解说

《易经.系辞》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用语,或可解读传统中国法律之律的精神根源和制度功能。鉴于法律之律与历律、音律之间的渊源关联,从而赋予法律"法天之学"和"精密计算"的精神品格;承袭早期中国的法吏传统,缘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和战争的特殊背景,这种具有确定性、统一性和计算性特征的律,满足了帝国集权统一与行政科层组织的需要;伴随秦汉时期儒法帝国的最终形成,律与礼义、道德、情理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由此形成了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的基本特征。     

《庄子》"见独"的视野及其价值再思考——兼谈《感悟庄子》创作

"外天下"、"外物"、"外生"、"无古今"、"不死不生",集中体现了《庄子》"见独"的思想文化视野和价值。"外"、"无"的"玄之又玄",是超越而"通于道"的理想追求。《庄子》打破了"象以尽意"的表达方式,而归因于"大象无形"之道性。从"象思维"视角,整体把握其"象思"、"象境",才能真正体悟《庄子》。《庄子》之道的核心,对自然之道的坚守和对人的心灵关怀,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之道和最高关怀,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都具有常青价值和意义。     

礼仪文化中的"位"、"序"研究

"位",涉及"方位"和"位置"两个内容,主要解决交际活动中人们的空间分配的问题;"序",涉及"先后"和"首尾"两个内容,主要解决实际活动中人们在同一空间的时间分配问题.排位的主次、顺序的先后,并不意味人的尊卑贵贱,而是反映了社会习俗和参加人员的不同社会身份以及角色规范.     

道与器的曲折历程

先进有先进的道理 ,落后有落后的道理。一种原因 ,不可能会造就出先进与落后两种状态。同理 ,一种文化也不会造就出辉煌与挨打两种状态的中华民族。研究中华民族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 ,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 :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包含了两方面的道理 :一、形而上的道理 ;二、形而下的道理。形而上的道理集中在一个道字上 ,形而下的道理集中在一个器字上。道囊括了“宇宙人生”的哲理 ,器囊括了发明创造的哲理。道用来指导理性地做人———理性地认识外部世界 ,理性地认识人类自身 ,理性地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器用来指导智慧地做事———智慧地研究理论、智慧地发展生产与智慧地发明创造。一个器字 ,失传了 ;一个道字 ,变质了。文化的失传与变质 ,应该是中华民族后期落后的真正原因。为了民族的复兴 ,一应该认清变质的文化 ,二应该找回真正的中华文化 ,这是文化研究者的基本责任。     

"理论旅行""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研究"

"理论旅行"强调外来理论本土化过程中所面对的具体历史情境意义.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建基于西方话语理论旅行与中国现象本土批评的双向互动过程,在它面对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转型时,一方面有着批评介入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又误入了学科夺权的理论迷途.在对于"人"的根本意义的理解上,"文化诗学"则在洞察"文化研究"价值缺憾的同时提供了我们超越于它之上的一层更高的价值论启示.     

物兼道器与一体两面——试论王船山对传统道器观的价值开新

无其道则无其器,据器而道存、器道相须不离的道器关系三层次,是船山在物兼道器与一体两面的前提之下的道器关系。船山实现了对传统道器关系阐释的价值开新。     

试论庄子的“道”与技术观

庄子的技术观要求技术的发展一定要合乎"道",通过深刻体悟"道"的真髓,来遏制技术的负面影响。庄子所持的技术观并未与伦理道德学说明晰地区分开,技术活动的目的固然在于求"真"———探索自然奥秘,了解和适应客观规律,更在于求"善"———追求道德觉悟,体悟"道"的精髓。庄子以"道"来反观技术,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伦理观,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     

儒家管理哲学与企业文化建设

儒家管理哲学博大精深,它对当代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作用已明显地被日本等国所证明,也引起了西方经济界的研究和效法,而我国对此却显得落后,这与我国企业制度不健全等诸多因素有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们要积极借鉴儒家管理哲学,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使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成为我国企业文化内核的一部分.     

制度与文化并重:新时期利益格局调整的路径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利益格局调整"成为现阶段能否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积极稳妥地进行利益格局调整,需要沿着利益的双重性格、制度与文化的双路径协同展开:一是制度路径的调整策略。"调整"的路径依赖于它的"形成"过程,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是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影响物质利益分配,导致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形成或变动,因而,制度变革是利益格局调整的首要渠道。二是文化路径的调整策略。利益格局一旦形成,利益群体会作为行动主体处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参与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群体参与调整时所具有的能动性来自文化,即制度预期、文化接触和文化同化三方面的差异将唤醒各利益群体的理念利益,驱动他们通过利益表达影响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应当减少三方面文化差异,构成利益格局调整的文化路径。     

宋代风俗文化的高涨与宋人词选的兴盛

从某种意义上说,风俗文化的本质是娱乐。宋代是一个风俗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风俗文化的高涨,扩大了宋词的社会需求,为宋词的娱乐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宋人词选的编纂,促进了宋人词选的兴盛。     

关于统筹民族旅游业与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有蒙古族、汉族、满族、朝鲜族、回族、达斡尔族等17个民族,是黑龙江省蒙古族人口的主要分布地。境内以蒙古族民俗风情游为主的民族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显著。如何合理地开发民族旅游资源,更好地统筹旅游资源开发与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是杜尔伯特县打造龙江旅游名县、构建第三产业发展战略新高地的关键所在。     

立心通道——《荀子》关于心与道关系的学说

本文就道作为以“礼义法度”为实质的“治道”来展开荀子以“心”通“道”之关节的研究.依《荀子》,“心与道”的关系,由“认知”,而有进一步的“认可”、“践履”关系.其中不但有“认知心”作为“知道”的保障,更需要“心之所可”的自由抉择、肯认能力,为整个求道活动提供前提,为道的实践认知提供方向,并为道的肯认和贞守提供意志力量.荀子在心、道关系上的基本精神意旨,就是挺立“心”的自由肯认能力以通达于“道”的权衡、认可和持守.     

中世纪对欧洲近现代文化的奠基作用

欧洲中世纪并非如过去人们所言是一个过渡时代,而是欧洲乃至西方现代文化的奠基和初步形成时期。古代希腊罗马维系方式从血缘阶段到信仰阶段,中世纪初期的基督教文化的思维方式、思想资源以及文化要素都对后来西方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是由于中世纪文化的贡献,才使得后来的西方文化显示出了新的和独特的形态。     

郑玄与《戒子益恩书》

两汉是我国古代家教的萌芽时期。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戒子益恩书》中,通过对自己生命历程的阐述和人生经验的总结,从道德、学业、生活等方面对后代提出了期望与要求。其中不乏为学的宝贵经验、为人的高德懿行和为父的深情厚望,堪称后世为学、为人、教子的良好借鉴。     

体道与成人——《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

《庄子》区分了体道之知与极物之知:后者限于经验领域,前者则指向形上的智慧;通过二者之分,《庄子》彰显了道的智慧对人之“在”的意义。体道之知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展开为“真知”与“真人”之辩;真知在融入于意识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化为人的具体存在,人的存在境域又在不同的层面上构成了面向对象、敞开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以如何得道为指向,《庄子》一方面提出了坐忘与心斋之说,由此强调了解构、消除、净化既成精神世界对于把握道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以神遇”的直觉方式。对《庄子》而言,以道为内容的“真知”不同于经验层面的知识:经验之知所指向的是外部对象,“真知”则旨在提升人自身的存在形态(广义的成人),后者蕴含着认识与涵养、认识方式与存在方式的交融。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论傅玄人生道路与人格精神

(2 5 3) ,复抵洛阳 ( 2 5 4 ) ,其间亦参与了平王凌( 2 5 1 )和击东吴 ( 2 5 2 )等战事。到高贵乡公正元二年 ( 2 5 5 ) ,傅玄追随司马昭长达 7年之久。司马昭进位大将军并独览朝政后 ,傅玄转为温县令。温县 ,地近京洛 ,又是司马氏的故乡。过了 6年 ,迁为弘农太守 ,领典农校尉。元帝咸熙元年 ( 2 64)三月 ,司马昭进爵晋王 ,七月 ,傅玄被封为鹑觚男 ,返回洛阳。第二年八月 ,司马昭病卒 ,司马炎嗣位晋王。据《晋书·傅玄传》记载 :“武帝为晋王 ,以玄为散骑常侍。”从正始十年 ( 2 4 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到咸熙二年 ( 2 65 )司马炎嗣晋…     

徐铉的语言文字观

徐铉的语言文字观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他认识到汉字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其形体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文字与社会相互作用;重视篆、籀字体,推崇汉字“以形表意”的特点;使用反切注音法;汉字的形、音、义古今有变;区别对待俗体字,谨慎对待民间使用的异体字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