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木兰之美看林语堂的人生观

《京华烟云》讲述了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四十年间,北京城中曾、姚、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史和三代人的悲欢离合。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姚木兰是作家林语堂极为推崇的角色,有着传奇经历的木兰集多重角色于一身:中西文化的宠儿、虔诚的道家女儿、标准的贤妻良母,可谓新时代的完美女性。通过探寻木兰之美,可以感悟到林语堂先生的人生观,同时联系林语堂先生的个人经历,还能得出其成因。     

林语堂与北京文化

在林语堂的一生中,北京、上海、美国是值得关注的城市与国家.他在北京浮躁凌厉,在上海提倡幽默闲适,在美国"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钟情于北京及其文化,这与这座老城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息息相关.上海与美国以其发达的工商业文明给林语堂以强烈冲击,但在高度发达的工商业文明背后,林语堂感受到种种令人忧虑的问题,于是他质疑并自觉疏离历史现代性,表现出对审美现代性的趋同,由此使他偏爱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北京文化.他通过中庸理想、闲适格调、原始生命强力崇拜等方面肯定北京文化的优秀部分,赞美并张扬北京文化的生命力,以此表达他对中西方历史现代化进程中弊病的忧虑.     

林语堂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林语堂认为现代化的潮流之中,不能像民族自卑主义者那样否定一切。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树立自己的信心,在改变物质与政治环境的基础上,继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吸收现代西方文化的长处,走东西融合之路。     

从翻译文本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与文化选择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文学家、编辑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翻译家。林语堂在他的翻译文本中建构着自己作为族裔散居者的跨文化身份。无论是翻译的动机还是翻译的文本抑或翻译的过程,都彰显着林语堂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身份,正是这一跨文化身份的建构,促成林语堂做出了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选择。     

民族意识与抗战文化——林语堂抗战期间文化活动的思想检讨

抗战期间林语堂的文化努力,既提升了民族形象,又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是起着激励作用的;抗战文化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文化,但说到底是以多元政治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文化,多元政治奠定了多元文化的基础,也决定了各自文化的走向;自由主义者的林语堂只是接受了民族文化观,而没有考虑到民族文化的领导权问题,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     

人生观的建立与传统文化的继承

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中汲取人生观教育的营养。     

林语堂与外国文化（下）

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不同,林语堂与外国文化有着天然的、经验的和稳定的联系,这就决定了探讨林语堂与外国文化关系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林语堂对古希腊、印度、日本、美国和英国都有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这既是反观林语堂文化思想的前提,也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及其文化的一个透视点。     

林语堂与外国文化（上）

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不同,林语堂与外国文化有着天然的、经验的和稳定的联系,这就决定了探讨林语堂与外国文化关系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林语堂对古希腊、印度、日本、美国和英国都有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这既是反观林语堂文化思想的前提,也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及其文化的一个透视点。     

自由主义:林语堂的文化选择

林语堂的文化思想包罗万象,宏大广阔,人生理想则淡定从容,中庸平和。本文在综合理解林语堂其人其文的基础上,将视角定位于林语堂的"自由"理念,从他的思想、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及对待现实的心态三方面,来阐释自由主义在他心灵深处的渗透。     

林语堂作品中的“中国英语”及其文化间性

中国英语是中西方跨文化交流和融会的产物。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语言学家林语堂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中国英语。他的中国英语是间性文化思维的反映。因此,对他的中国英语进行整理和评析,探究其文化间性思维在翻译中的体现,能够获得更广阔的研究视野。     

比较宗教学视野下的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人生观

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是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文化,两种文化的人生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本文拟就从二者不同宇宙观、殊途同归的人生道德、不谋而合的人生态度、各有千秋的人生价值四个方面出发,探究二者人生观的同与异,以寻求两种文化的相互尊重和相互认同,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论林语堂对隐逸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林语堂明确表达过自己的归隐意向,强调其归隐立场所隐含的反抗精神、独立立场和个性追求。在其英文创作中他发掘了隐逸文化的普世价值,具有追求精神自由,向往人与自然和谐交融,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观照等特征,是在现代语境下如何延续和发展自身传统的有益探索。     

林语堂与中国儒教文化之离合

林语堂的第一身份,首先是基督教徒。这也似乎注定了,他始终游离于中西文化的边缘,而以一名审视者的身份出现和在现代文学上扮演角色。并且,他不仅仅对于儒教文化以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都是个人化的现代性解读。西方文化是属于价值根基层面的,而中国文化的接受与欣赏只属于,也只能属于他的审美情趣层面。     

林语堂的女性观探源

林语堂的小说把女性的地位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其创作模式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受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和西方主流文化的影响;其次,西式的教育和所处的位置使林语堂美化着古老中国的一切,包括一些糟粕;最后,作为一个男性作家,林语堂难以摆脱男权文化的影响,在创作中不自觉地歧视女性.可以说林语堂的女性观是一种不正确的女性观,他笔下的女性是被男人欲望化的女性.     

林语堂论中国国民性格的缺陷

林语堂认为中国民众喜好委曲求全、缺乏法治精神、不团结、保守、不重视系统的逻辑思维等,这些不良性格的形成同理学与中国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只有改变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环境,才能实现中国国民性格的现代化。     

从林语堂看翻译“文化间性”论

翻译的"文化间性"思想是翻译文化视角研究的重要指导哲学,其理论渊源上有着需要澄清之处。本文首先试探讨这一思想的源起及其蕴涵的深层逻辑,然后选取了著名翻译家林语堂先生《浮生六记》的译文阐释翻译的"间性"思想给译者带来的影响,进而揭示了翻译文化间性哲学的终极追求是超越文本的,是强调关联性的文化交际理念,更是倡导多元文化平等对话并实现文化秩序重构的美好理想。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     

试论林语堂的人生哲学

林语堂以珍视和享受人生为核心的人生哲学,既不避世俗平民物欲,执著于现实,珍视现实生命,肯定人的欲望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又不忘文人的趣味和理想,与世俗拉开一段距离,追求自由,试图摆脱名利色权的束缚;追求美,将生活当做鉴赏的对象,企求一种闲逸、风雅、诙谐的生活情调,从而形成一整套独特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拉开了他与胡适、鲁迅甚至周作人的距离,显示出自己独特的光彩。     

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林语堂和辜鸿铭的文化翻译策略

典籍英译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形式。林语堂和辜鸿铭两位学贯中西、名扬天下的大学者基于自身开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为“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传统典籍英译实践中,两位大家对于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有所不同,林语堂倾向于使用保留文化信息的异化策略,而辜鸿铭则喜欢应用删繁就简的归化策略。二者在译作中对中西文化不同的解读思维体现了不同的文化观。辜鸿铭激烈的挞西扬东观念与林语堂面对中西两种文化的中立中庸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两者的翻译策略和文化观截然不同,但都能讲好中国故事。全球化的当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已是必然,研究林辜二氏的文化翻译策略与文化观,将为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提供一定的借鉴。     

林语堂论儒、释、道与中国文化

林语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世俗思想为主体、以道家的遁世与佛教的神学思想为补充构成的,即便在现代社会仍然富有活力。但是宋代的理学吸收了道家与佛教的某些消极思想之后,在某种程度上窒息了中国社会的活力,所以必须发扬孔孟时代活泼、健康的教育,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