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耶稣”:非基背景下教会人士对孙中山的形象建构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都以不同形式纪念孙中山,但他们有意或无意忽略孙中山的基督徒身份。而一部分教会人士则恰好相反,刻意强化了孙中山的基督徒身份,强调其基督教信仰与中国革命的紧密关系。部分教会人士把孙中山的形象建构成革命的耶稣,其目的是以此来调适基督教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紧张关系,回应当时激烈的非基督教运动。然而,神化孙中山的做法当时不仅得不到教会之外的认同,即使在教会之内也有不少人反对。     

孙中山“耕者有其田”说源起之再考察

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说早已有之，并非晚年师法苏俄之产物。孙中山“耕者有其田”说的提出，与孙中山的个人际遇及理想有关，其关键是要以之宣传革命、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乃至巩固革命政权。由此可说，很大程度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反沦为其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之滥觞。     

孙中山容共思想述论

本文认为,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初衷在于促使国民党的新生,并运用国民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他的容共思想,直接渊源于他囊括一切革命者的大同盟思想,但其中贯穿着树立并巩固国民党的正统地位这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容共是为了避免共产党独树一帜而与之争衡。由于迫切希望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需要共产党从中作媒介,所以他将容纳共产党员个人发展到容纳共产党的党团。在理论上,孙中山将共产主义纳入三民主义之中,认为民生主义即是社会主义。其最终目的,在于用三民主义化共产主义,预防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     

评民国初年宋教仁的政治活动

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宋教仁是同盟会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人物了。他以提倡责任内阁制、建立国民党、进行议会选举活动而为人嘱目。对于宋教仁的这些政治活动,人们颇多议论。有的认为当时孙中山的“实业、教育救国”论为唯一正确方针,宋教仁不仅没有支持这一方针,其活动反而破坏了孙中山力求稳定的政治局面。有的指责宋教仁迷信议会斗争,不敢同反动势力作正面武力冲撞而采取“绥靖”的办法。特别是宋教仁建立国民党被     

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英文)

自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国民党围绕领导权的继承问题,引发无数次的党内分裂。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大批粤籍党国领袖。孙中山生前在有意无意间扩大了粤籍党员同他省党员间的矛盾。随着国民党从广东走向全国,特别是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不断提高,蒋同粤籍领袖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逐渐演变成公开的武装冲突。     

邵力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实践及其贡献

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邵力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通过主编的报纸,热心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歌颂苏俄,赞扬工农运动。在创办学校的活动中,为国民革命培养人才,积极参与黄埔军校建设,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真诚维护国共合作。这些努力有助于中国人进一步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视工农运动、了解苏俄,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内容变化简析

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苏俄政府发表了题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明确规定：“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发其附属产业”①。同年８月２６日，在苏俄《消息报》上公开登载的宣言中，则没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条文。而１９２０年３月２６日，中国政府收到伊尔库茨克领事馆转交的宣言中，明确载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条文②。作为第一次对华宣言的签署者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在同北洋政府进行建交谈判时，也否认了该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这在外交史上…     

日本对中亚外交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

从战略上讲,日本对中亚的外交演变经历了以经济援助为主到目前政治对话为重心的过渡,经济援助政策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基本上已经从属于其整体的地区外交战略,其目的已经超出了“能源外交”和“贸易外交”等经济利益的范畴,寻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和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安全等国家战略利益日趋居于主导地位。     

英国外交的几个问题

英国历史上被视为是一个奉行“均势外交”的典型国家。 19世纪末、2 0世纪初 ,英国步入了相对衰落的历史发展时期 ,逐步放弃了建立在绝对优势基础之上的“光荣孤立”政策。“三环外交”是二战后丘吉尔为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提出的一项外交总方针 ,是一个国力日趋衰微的大国在外交战略上所作的一种无奈选择。 2 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外交战略实现了重点面向欧洲的转变 ,但仍存在“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之争。文章着重论述了布莱尔外交的成就和特色 ,认为布莱尔的“枢纽外交”说实际上是工党政府试图为英国外交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寻求出路的一种尝试     

简析孙中山的建党思想

孙中山的建党思想是他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他组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到支持多党竞争、政党内阁,从"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到建立中国国民党,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学习苏俄经验,从而使他的建党思想得到完善、成熟,逐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国民革命新局面.     

从传播“唯物史观”到建构“民生史观”——解析1920年代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态度的转变轨迹

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的态度经历一个变化过程：五四运动前后国民党人“热情传播”唯物史观;20年代中期孙中山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吸收与改造,提出民生史观思想;20年代后期一些国民党人把民生史观思想体系化,并与唯物史观截然分立,全面对抗唯物史观。促使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态度转变的真接原因是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根本原因是受国民党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持的政治立场决定。国民党人在此期间学术思想变化与其现实政治立场紧密相连,是他们的现实政治立场影响了他们的学术思想。     

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演变——兼谈对两岸统一前途的展望

1949年12月,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40余年来。随着海内外形势的风云变幻,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五十年代的“武力反攻”,到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反攻”,到八十年代的“和平统一”,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整个五十年代,虽有1957年“立法委员”宋宜山到北京进行和谈试探之举,但不具实际意义,也未取得任何结果。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大陆政策”,是以“武力反攻”为其显著的特色的,只不过经历了前后不同的变化。 国民党退台之初,虽然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一派败象,危机重重,风雨飘摇,但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妄     

论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在以往有关孙中山经济思想的论著中,对于孙中山提出的“发达国家资本”这一重要思想,大多未予充分重视,而对于这一思想对后世中国有些什么影响的问题,则均未涉及。本文着重介绍了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思想,证明了这一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客观需要的反映。正因如此。它对后世中国经济思想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个党派、各种人士都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要求通过发达国家资本,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孙中山去世后,国家资本迅速发展,最终垄断了全国经济命脉,客观上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     

英国“三环外交”政策论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多年间，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三环外交”。一般认为，“三环外交”是不成功的，而且是不现实。但实际上，从“三环外交”出笼及其被推行的特定历史环境看，这一外交政策虽然没有达到设计者的终极目的，却仍然是可行的、现实的。因为“三环外交”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英国的大国地位，有利于英国处理好战后初期同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关系，使英国完成了由殖民帝团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历史的进步。虽然“三环外交”对冷战起到了推波动澜的作用，但这项外交政策并未失去应有的灵活性。“三环外交”体现了英国传统外交中丰富的想象力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高超的外交技巧，不能对其彻底否定，相反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与借鉴。     

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

自莫迪担任总理以来，印度明确以“领导大国”的角色定位推行“多向结盟”的外交实践：一方面作为新兴大国倡导“改革的多边主义”，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大国”与美西方国家开展价值观外交。莫迪政府的“多向结盟”外交体现了印度在外交中呈现的多重角色及行为取向。本文构建了基于角色适配的分析框架，即国家的内部角色定位与国际角色规范之间的相符程度，将决定国家外交行为的具体取向和策略。通过对印度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四方安全对话”中的角色适配进行案例分析，发现现阶段印度与所扮演的角色都具有一定的适配性，能在多个机制中保持有限度的参与，寻求合作的同时又持有犹疑的立场。因此，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实质是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穿梭于不同力量之间，采取平衡和灵活的参与策略来实现印度大国崛起的最终目标。     

三民主义的包容性及其限度——以殷海光从三民主义到自由主义的演变为例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旗帜,也是国民党一直标榜的政治符号。国民党从发动反清革命到反抗北洋军阀建立国民政府,再到领导全国抗战的过程中,三民主义是联合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基础,显示了较强的统一战线功能和思想包容性。但是,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民党的日趋腐败和独裁,越来越多的社会政治力量和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对三民主义失望,三民主义的统一战线功能越来越弱,思想包容性的限度相应地日益呈现。本文所论的殷海光从三民主义到自由主义的演变,便是三民主义包容性及其限度的一个例证。     

权力与理性:汉斯·摩根索的外交哲学思想

汉斯·摩根索既突出权力更崇尚理性的外交哲学思想 ,尽管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 ,但可以为当今中国外交的战略取向和政策选择提供重要的教益和启迪 :始终重视高质量的外交在促进中国国家利益、谋求与自己日益增长的实力地位相称的国际影响中的首要意义 ;始终重视奉行审慎原则的高质量外交在塑造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和营造相对宽松的国家发展环境和安全环境中的主要作用 ,切实地“有所为 ,有所不为” ;以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安全制度和安全机制的缔造与改善 ,更多参与全球安全事务处理 ,参与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事务 ;寻求谨慎地引导公众舆论走向而不是屈从于其影响。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关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分析》)中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问题,有不少专文做过论述,综合起来是两种意见:一,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论据是:1925年12月第一次发表时,只提“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领导力量”是1951年编《毛泽东选集》时添加的,“主力”不等于“领导力量”;当时的另一篇文章中,还称“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二,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或者说,没有明确提出、但已经包含和具备了这种思想。论据是:“主力”和“领导力量”含义相近或相同,当时他入文章中就有通用的例子;称“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是一种策略;稍后,便明确提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为方便计,本文将这两种意见分别称为“否定论”和“肯定论”) 但是,两种意见都存在欠缺。笔者认为:《分析》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但具备和包含了领导权思想。其所以没有明确提出领导权思想,是因为《分析》是在承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前提下正面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策略。     

抗日战争史宣传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谨就抗日战争史宣传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谈谈管见。 一、应充分估计和大力宣传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两党所造成的积极影响,为国共第三次合作大造舆论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对国共两党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过去,我们对国共第二次合作对中国革命、对共产党的影响的研究和宣传是很有力度的,但是在它对国民党的积极影响的研究和宣传却很不够。一方面,我们强调,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共产党组织、人民军队和敌后解放区都得到了巨大发展,不仅夺得了抗战的胜利,而且为后来打败蒋介石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国民党则把它在大陆的失败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联系起来,认为与共产党再度合作是一个“根本错误”,“明知其为阴谋而依然中计”(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由于这次合作使中共“坐大”发展,最后颠覆了国民政府。这就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共产党占了第二次合作的便宜,国民党则上当吃亏。     

“双轨外交”理论与战后日本对华外交

“双轨外交”是对各种非正式“民间外交”的称呼,充当着官方外交——“单轨外交”的辅助者角色。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峡两岸在政治上始终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使得日本在对华外交中面临“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之两难。而为转圜这一两难,使日本能同时在两岸获利,其灵活地将“双轨脸形外交”理论在现实中加以应用,并进行修正,提出了“水鸟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