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

会馆是客居外地的同乡人在寄居地创建的一种用于联乡谊、祀鬼神的特殊社会组织。明清运河区域商人会馆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聊城山陕会馆为典型案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分布和文化内涵做了初步探析,指出明清商人会馆所具有的浓郁的文人气、厚重的江湖气和世俗的商人气,是封建社会母体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商业文明显现的具体反映。     

试论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原因

商人是一个古老的社会阶层，它随着商品交换经常化的出现而产生。中国富商大贾代不乏人，但商人的社会组织———会馆，直到明清时期才出现。这是因为明清历史为它提供了建立的契机。市场扩大，商人增多，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认同，为商人会馆的出现创造了历史条件；归属感的需要，捍卫商业利益的推动，把商人会馆的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的运作及其近代转型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南京,共有11所,以嘉靖年间设立的歙县会馆为最早,其余多在清代设立,南京歙县试馆则出现最晚.徽州科举会馆主要为应试举子和官员提供服务,严禁商人和其他人等借宿,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特点.徽州科举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约,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内容涉及管理人员的职权范围、使用人员的资格及义务、经费的使用等方面.徽州科举会馆的运行逻辑与商人会馆大致相同,其基本功能可总结为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类,致力于联络同乡感情,增强同乡的凝聚力、向心力.近代徽州科举会馆顺利实现了转型,虽然仍以会馆为名,但其管理架构和运作机制已和同乡会并无二致,显示出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河南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甘肃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甘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从"行"到商会 --宋以后商人社会管理中的官民互动

作为官方认可并向官方承担义务的"行",因官方需求无限增加,行户纷纷脱离而衰落.商人们建立起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的会馆,以维护自己权益,形成了官牙外的自我管理.官府除了颁布政策规范牙行行为、禁止私牙设立外,逐渐让会馆合法化.会馆也纷纷向政府申请备案,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责任.商会成为商人们的领导机构后,会馆也多演化为商会的团体会员,或转化为同业公会.总体上看,商人的管理经历了官方管理到民间自我管理,再到官方强化对商人的管理的循环上升过程.     

会馆祭祀活动与行业经营管理——以清代潮州的闽西商人为例

清代乾隆以后,潮州成为韩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很多闽西商人到潮州经商。汀龙会馆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倡建。这一时间起,潮州闽西商人就围绕汀龙会馆进行祭祀活动,组织纲帮,订立章程,从而使行业经营管理规范化。     

明清陕西山陕会馆的特点及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陕西山陕会馆创建和分布的若干特点,探讨了这些特点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并对陕西商人在陕西本土建设会馆的特殊现象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明清陕西山陕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论聊城山陕会馆的戏台与戏曲流动

聊城山陕会馆为京杭大运河漕运鼎盛时期所建,除了承载明清时期山陕商人的祭祀、买卖、社交等功能,也满足着他们对于娱乐的需求。会馆内戏楼后台处的墨记与会馆内现存的石碑记录着各地戏班在当时的演出资料。各地的戏班在此交流,唱腔在此融合,戏曲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此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论明清工商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

认为明清之际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 ,使整顿市场秩序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封建政府长期实行的“重农抑末”政策 ,官商不相交接 ,造成市场管理的空白 ,使得工商会馆不得不承担起整合市场秩序的任务。工商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 ,仲裁商务纠纷 ,营造“诚信”的会馆文化氛围 ,以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 ,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因而主要以明清各地的山陕会馆为例 ,论述上述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     

洛带古镇的客家会馆建筑

洛带古镇位于四川客家群体两个大本营之一--成都东山地区的中心地带,古镇内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三大会馆建筑巧妙地将外来的文化风格纳入到地域传统之中.通过对洛带古镇会馆建筑的研究分析,可找出它们在设计营造上的部分特征,这些特征在现代建筑的设计中仍有相当高的借鉴价值.     

清代襄阳双沟镇山西会馆考述

襄阳双沟镇是一个具有晋商历史文化典型性的古镇,其2014年新出土的《乾隆山西会馆碑记》为我们探究清代山西商人的行踪提供了具有“典型性”的历史资料,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清代山西商人的发展轨迹。     

明清山陕会馆管理思想简论

以山陕会馆为例,从会馆建筑、主体文化设计、行规业律和会馆管理功能等层面对工商会馆的管理思想进行实证分析,特别是对工商会馆管理思想中中国文化特色给予了论证。这一历史遗产对于建设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思想可以提供历史借鉴。     

绍兴商人与绍兴旅沪同乡会

同乡组织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籍人士在客居地自发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以会馆、公所为活动空间的同乡组织始于明初为旅外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服务的试馆。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或以商人为主体的会馆、公所开始大量涌现,并持续发展,从而形成多个地域性商人群体即所谓商帮。20世纪初,这些同乡组织无论是形式,还是组织制度、活动内容和功能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近代变迁,这也是商帮近代化的反映。本文想对学术界研究不多的绍兴旅沪同乡组织的近代变迁作一考察,以揭示同乡组织近代演变的一般趋势。绍兴地区位于杭州湾侧,包…     

剖析会馆文化透视移民社会--从成都洛带镇会馆建筑谈起

四川会馆建筑 ,其数量与分布 ,位居全国之首。这与明末清初以来的“湖广填四川”等历史背景无不相关 ,在此 ,本文以成都洛带会馆建筑作个案分析 ,在剖析会馆建筑本身的建筑、空间特征的基础上 ,对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历史人文环境以及自然地理环境作个初步的考察 ,试图从地方文化的角度诠释这一特殊建筑的现象。     

关于晋商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兼谈晋商在北京的经营活动

晋商的主力是农民.他们完成了从文化素养到经商素质、精神伦理等方面的自身"革命",同时完成了农与儒的结合,形成了成就晋商事业的支柱与骨干;晋商是以信用走天下的商人,由此也形成了晋商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敢于竞争、善于竞争的特性.同时,晋商走天下亦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晋商在走天下的过程中,逐渐集合成帮,并在所到之地组建商人会馆,会馆文化客观上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会馆组织本身;晋商与北京有不解之缘,古都北京见证了晋商的兴盛与衰落.     

清代中叶聊城商业规模的估算——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商人会馆碑刻是目前所见能够藉以对古代商镇规模进行估算的最好资料。对聊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可见,清代中叶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规模增长迅速,乾隆初年仅数十万两,嘉庆时增至一百数十万两;道光年间即便以千分之一的抽厘率从低折算,山陕商人的年经营额也达210万两,与乾隆初年相比翻了两番。嘉道年间是山陕商人实力最强的时期,汇聚聊城的山陕商号至少有三四百家,最多可达八九百家;其中年经营额超过万两的大商号有四五十家,个别商号的经营额甚至高达七八万、十数万两。全城合计,嘉庆年间聊城的商业规模在200万两上下;道光年间以千分之一的抽厘率从低折算为300万两,若以万分之三的抽厘率折算则高达1000万两。     

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聊城借漕运之便,经济地位提升。山陕商人为经商方便,建立会馆,遗留碑刻资料记载了大量山陕商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到光绪年间聊城的商业面貌。     

海城山西会馆

清康熙年间,满清势力已经巩固下来。关内外的贸易不断增加。奉天之海州(海城),地处辽东半岛中部,交通便利,商贾云集,贸易繁盛。外地客商为了接宾迎仕、商贾联谊纷纷开始在海州建立同乡会馆,至今在市内老城西门外还保留一座山西会馆。会馆建筑兴于唐代,盛于明清。今天所见到的大多是清代所建。海城的山西会馆也建于清代,但建筑之初并非作为会馆所用,而是关帝庙。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