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继与发展: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学术关联

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多个方面有着相同或相通的认识,但认识获得的途径则完全不同。在政治观上,二者旨在构建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从经学入手,利用史学和天人感应思想创建了“大一统”理论;司马迁则是从汉初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统一是大势所趋的认识。在历史观上,两人都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变易论成为董仲舒变革思想的历史根据;司马迁则通过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之特点的分析,得出了这一规律性认识。在社会观方面,都积极主张安民、保民,目的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董仲舒借用儒学的影响力,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并把它塞进了神学的外壳之中;司马迁则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利用抽绎的方法来表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但其思想的一些内容则已以一种隐含的形式存在于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体系中。     

王夫之夷夏观新论

明末清初的一代宗师王夫之,不仅在哲学上有创造性的贡献,在夷夏理论上也有独到的建树。在对夷、夏文明程度的理解上,他引入了动态的线性历史发展观的分析方法;在对夷夏的认知上,他主张夷夏同属人类,夷狄同样有做人的尊严;在对夷狄的态度上,他反对恃强凌弱的虐杀,主张友好相处。     

司马迁“文质之辨”析义——以董仲舒“文质之辨”为对比

司马迁"文质之辨"是其"三王之道"的核心。他运用与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相似的术语、思路和表达方式,表达了其内涵和意义均迥然有别于董氏的"文质之辨"观点,在此之中,显示了他与汉公羊家在治政见解上的基本分歧。     

司马迁与西汉礼治思想

西汉是昌明礼治的时代,叔孙通始发汉礼仪之嚆矢,经陆贾、贾谊等人的推明,礼遂成为西汉治国方略.到汉武帝一朝,经儒生董仲舒等人的倡导,西汉礼治则完全地移到了儒学的立场.司马迁的礼学观得力于孔子,在明<春秋>大义方面与公羊大师董仲舒有着师承关系.<史记>体现了司马迁以礼治国的思想,其五体排列的深层机制隐含着司马迁礼治思想的表达.     

王船山夷夏观辨正——以礼以分殊辨别人禽与夷夏为视角

船山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儒家传统文化的忠实捍卫者,学术界多把他的夷夏观理解为一种狭隘的夷夏观:即从船山的夷夏观推断船山将禽兽与夷狄等同;二是认为船山是典型的华夏主义者,也即大汉族主义者,这是对船山夷夏观的一种误解与误读.如果还原船山原典语境和抽离引用者自身的语境,从礼以分殊辨别夷夏为视角,即可还原船山夷夏观的真实存在:即船山本意并非将夷夏等同于禽兽,同时他也并非主张大汉族主义.一旦抽离船山原典的语境和置换引用者自身的语境,就会导致对船山夷夏观的误解与误读.     

夷夏观视域下“服事”思想之流变

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随着华夏族群的逐渐形成而不断强化,夷夏两大族群在文化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夷夏之辨思想得到了集中体现。文化领先的华夏族群试图改变中原区域夷夏杂居的地理格局,重构一种理想化的夷夏秩序,服事理论就是这种政治理想的派生成果。服事理论强调文化和职责差异,欲重构夷夏分布格局,有强烈的服务现实倾向。但这一理论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所突破,夷夏之间的战争摧毁了理想化的服事格局。春秋以后,服事理论逐渐丧失其现实意义,转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探索。     

儒家夷夏观与中国传统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

刘泽华先生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是一种两个命题互相对应的“阴阳组合结构”。历史上的夷夏观恰合这种结构,即有“严夷夏之大防”封闭和偏狭的一面,又有“入夏则为夏”开放的一面。传统中国政治“夷夏之辨”是以封闭固拒和灵活务实的两面性而展开的。近代以降改革者发挥其中开放灵活的一面,提出了反映时代要求的理念,但顽固派亦能据传统思维阴阳二元组合结构特点提出攻击改革的理由,导致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缓慢而不彻底。     

中国夷夏观与美国软权力论的异同

中国夷夏观主要是指中原农耕文明对北方游牧民族所抱持的一种引而不发的防御性政策,而软权力理论认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精神元素构成了美国的权力资源,赋予美国在相互依存的世界政治中很大的优势。中国夷夏观与美国软权力论在诸多方面有可比之处,如都根源于文化上的优越感,注重道德感化,承认军事效用的有限性;但二者在所反映的民族性上有差异,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也迥然有别,精神主旨也大不相同。这种比较能够增进我们对软权力理论的消化吸收。     

司马迁、李贽比较

司马迁、李贽生活的年代虽相距遥远,但思想上却颇多相似相通之处。李贽继承并发挥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且他们本人的著述活动恰是对此理论的最好诠释。两人撰史的动机、意图一致,对历史的一些看法趋近一致,故李贽对某些史家责难司马迁的言辞不以为然,并为之申辩。但由于各自所持的经济主张不同,在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及制订者的评价上,两者观点迥异。他们的思想中承续着民本思想,体现着对主体的重视、关怀,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     

城市未成年人与农村未成年人现代观的比较研究

研究表明，在同样的社会阶段，不同地域的未成年人的现代观具有显著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同一性表现在：价值意识基本一致、价值取向基本一致、价值选择基本一致。差异性表现在：价值认知的程度不一、价值行为的强度不一、价值发展的跨度不一。基本导因是：接受的成人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生存条件的差异、传媒影响力的差异、时尚不同步。     

环境管制:两种发展观视域下的比较分析

对传统发展观视域下的环境管制与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环境管制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科学发展观对经济活动外部性根源及消除途径的思考比传统发展观更深入、思维的空间更广,从而丰富了环境管制的内涵,同时也为政府对环境质量的有效管制提供决策参考。     

司马迁人才思想探赜

司马迁采用人物统领事件的纪传体形式来叙述历史 ,将人物置于异常显著的位置。他不仅从历史的角度传叙历史人物 ,而且以思想家的睿智思考着历史人物之所以脱颖而出、名垂青史的原因。他的人才思想总体上具有开放性与进步性的特征 ,他考察历史人物注意到“势”的影响作用 ,他强调以“隐忍”和“发愤”应对人生苦难屈辱。他有关成材的真知灼见如吉光片羽般散见于《史记》 ,迄今仍有认识借鉴价值     

董仲舒公羊学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

仁与义在《春秋》中是针对天与王、人与我关系的范畴,《公羊传》是沟通孔孟和董仲舒的桥梁,在此之前孔孟发明仁义以论说王者之道和人、我关系及个体立身处世之道德准则、原则和规范,在此之后,董仲舒的今文公羊学将仁、义合论,从范畴内涵、哲学根据、实施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系统阐述并深化了仁义论,他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在于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具有外在的超越性本源;首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区分了仁与义,仁指向安人、爱人,义指向正我、修己。董仲舒的仁义论参与塑造和建立了西汉以仁义之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教化体系和礼仪制度,对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伦道德、意识形态、礼法秩序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     

城市未成年人与农村未成年人学习观的比较研究

本研究在对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淮北、巢湖、安庆、黄山、宣城等8个城市(含农村)的2426名未成年人进行了价值观现状的调查时,侧重对城市未成年人与农村未成年人学习观的基本特点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     

董仲舒《诗》学探微

作为汉代重要的经学学者,董仲舒的著述中保留有较丰富的《诗》学内容,对了解汉代《诗》学具有重要价值。其著作中的引《诗》、释《诗》有明显的先秦《诗》学“赋诗断章”特色的遗留,颇具开放性和灵活性,其《诗》学主张也多有可与先秦学者如荀子等相参照之处。前人的研究多将其《诗》学置于汉代三家诗的范围之内,对此有所忽略,应从新的角度详加考察,给予必要的关注。     

从《畲岚山》看畲民社会认识观的变化

从《畲岚山》长歌看畲民显现的扬善惩恶观念和爱情观、鬼神观的变迁 ,表现出畲民对社会、对自己认识的深刻变化 ,切合历史社会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