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性格及其系统批评——兼与林兴宅同志商榷

近年来,系统方法已为一些文艺理论家谈得不少了,但将这一方法具体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来的却并不多见。林兴宅《论阿 Q 性格系统》(以下简称《论阿 Q》)一文,试图运用系统方法研究阿 Q 性格,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其影响所及,使当今文论界一些同志认为它实际运用系统方法解决了阿     

关于阿Q典型的阶级性问题

(一) 阿Q究竟是什么样的典型?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一直在爭論着。从目前討論的进展看来,我們以为,如何正确地理解阿Q典型的阶級性問題,是理解阿Q典型性的关鍵之一。阿Q,就其阶級地位来說,是一个雇农。他沒有家,“也沒有固定的职业,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在人們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会說話的劳动工具;人們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只有在“人們忙碌的时候,也还記起阿Q来,然而記起来的是做工……”。他的可悲的社会地位,我們无需多加說明,只要看看那段关于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惊心动魄的描写就夠了:连姓赵都不准,还要挨打,受訓斥,赔酒钱,还     

关于阿Q“革命性”问题及其他——与周天、无宜两同志商榷

最近我們讀了《跃进文学丛刊》第二期上周天同志的“典型——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統一”和《学术月刊》一九五八年十月号上无宜同志的“反对阿Q典型研究中的修正主义”两篇文章。两位同志肯定了典型中的阶級性,并結合修正主义者提到的几个人物加以分析;这样就再次論証了一个道理:任何人物典型(即使有的比較复杂)必須遵循“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统一”的原則去考察,才能給予正确評价,抹煞人物阶級性是不可能的。“阿Q”是修正主义者在典型問題上进攻的据点之一。两位同志在論文里都肯定了阿Q的农民身份,分析了他的性格,并且强調了作为农民阿Q所蘊蓄的“革命性”。这就駁斥了錢谷融、蔣孔阳等人企图     

关于民族典型与阶級典型——与贾文昭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0年第一期发表了賈文昭同志的《試談文艺理論中几个爭論的問題》,将近几年文艺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概括介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許多论点是正确的。不过,关于典型問題的某些論点,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請教。 賈文昭同志說:“共性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性,分析典型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观点”。无疑,这話是完全正确的。但作者又論述了“需要解决典型的种类問題”,却这样說: 典型是否只有阶級、阶层的典型?有没有时代、民族的典型?不少同志一談到典型,总是只     

庄子有“阿 Q 精神”吗?——和关锋同志商榷

把现代的名词扣在古人的头上,常常不能准确地说明问题;把现代人物的某种精神面貌放在古人的身上,往往不能令人信服。尤其当作者缺乏大量有力的论据时,这种立论就更成问题。比如关于庄子的评价,有人认为庄子有阿 Q 精神,我看这种立论就很难站住脚。关锋同志说:“阿 Q 精神浸透了庄子哲学的整个体系,尤其是他的处世哲学。把现实世界看作虛无,然而他却不能离开‘人间世’,于是就来了一套滑头主义的处世哲学,‘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一切‘寓于不得己’,鬼混在人间世,‘不得己’的时候什么事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与吴大琨同志商榷

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两次争论在三十年代,以苏联史学家为中心曾经开展了一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际性的论争。事也凑巧,三十年之后,一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际性的论争,又爆发了,而且至今还有方兴未艾之势。当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引起这一讨论的国际社会背景,以及它和世界革命所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不过,这方面我们暂不拟论及。现仅从学术的观     

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李秀林同志商榷

李秀林同志在《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关于世界本原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新探》(见一九八○年六月十九日《光明日报》,以下简称《新探》)一文中,提出并探讨了一个值得人们重视的问题。本文也想这就个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并与李秀林同志商榷。哲学基本问题是否两个方面?应当肯定,《新探》一文提出的“把世界本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的问题,即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第一方面’规定为哲学的最高问题;不再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第二方面’包括在哲学最高问题之     

关于价值规律的若干问题——与于凤村同志商榷

一于凤村同志在《試論有計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关系》和《論价值规律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經济中的作用》(分別见《学术研究》1962年第5期和第3期)中,关于价值规律的若干問題,提出了許多值得商榷的論点;我們同于凤村同志的分歧,首先在于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中若干有关价值规律的論点的理解方面。于同志說,价值规律“是在出现了社会分工(这里专指各个經济单位之間的分工)以后才产生的一个规律。这是因为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产品不能不进行交換,而交換又     

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与何新同志商榷

看了《学术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上何新同志的《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及其演变》一文,觉得有些问题需要商榷。现在仅就其中有关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向何新同志请教。一、把“形而上学”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究竟是从谁开始的? “形而上学”一词,由亚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字转为哲学名词,本来指的是研究超经验的东西的哲学。从黑格尔开始,在这一涵义之外,又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这是哲学史上的常识。但是何新同志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黑格尔从来没有‘把形而上学看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何以见得?他举出了黑格尔的两句话,认为其中的“形而上学”指的是超经验的东西的哲学。其实,这样的话何止两句?还可以举出许多     

关于价值实体问题与周永同志商榷

周永同志在《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发表的题为《价值量的计算及其有关理论问题》一文中,提到的:价值的实体是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观点值得商榷。首先,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时写道:“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资本论》第1     

湖北省语文学会现代文学组讨论阿Q的典型问题

湖北省语文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现代文学组对阿Q的典型问题作了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如下。1.关于阿Q典型的个性和共性有人认为勤劳、质朴、反抗精神是阿Q典型的共性,精神胜利法是阿Q典型的个性。但是大多数同志认为,典型的普逼意义主要是共性,如把精神胜利法看作是阿Q典型的个性,就会抹杀这一典型的普遍意义。有同志说,精神胜利法是阿Q型典的共性,但并不是共性的全部。因为在阿Q的性格里,还包括流浪雇农的一些阶级特征。有些人认为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典型的共性,应该看作是阿Q典型的个性与共性统一表现。2.对精神胜利法产生根源的看法有人认为精     

关于研究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若干问题——与刘心予同志商榷

刘心予同志的《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文,提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我认为,刘心予同志的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兹撮其论据要点,商榷如次: 一、混淆了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区别 刘心予同志在文章中,没有把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这两个科学概念区别开来。他一     

关于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与林子力同志商榷

<正> 《红旗》杂志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方法问题》,作者是林子力同志。他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批评斯大林的所谓生产关系的“三分法”。他说:“斯大林明确地把所有制规定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并决定着其它两个方面。从而就使得所有制成为可以脱离生产、流通和分配而存在的独立的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把所有制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归属。”“恰恰正是这个‘三分法’,是马克思生前批判过的形而上学”,并且“陷入了唯心主义”。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两个问题——与蒋学模同志商榷

看了蒋学模同志写的“关于劳动形态及其它”一文中,关于生产关系的四个领域和三个方面的论述后,感到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个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否包括消费关系?蒋学模同志认为:“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阐述的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除了生产、分配和交换以外,还要加上一个消费。当然,这里所讲的消费,不是指个人的     

论阿Q典型形象塑造的逻辑

<正> 鲁迅的《阿Q正传》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著作,也是现代世界文学的名著。这部伟大的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而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鲁迅塑造的阿Q的典型性格,体现着一般性和个别性的辩证统一。对它的塑造,鲁迅用了“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但是,在现实中怎样去“杂取种种人”并把“杂取”来的各种特性“合成”一个呢?这就需要作者进行理性的选择和逻辑的检验,“取”其最有代表性和最能体现“合”的逻辑要求的特性。在这里,“杂取”和“合成”,也就是逻辑方法上的分析和综合,二者是互相结合的。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完成。所谓“合成一个”,不是形式主义的拼凑,而是一个感性形象和理性思维相统一的分析和综合的过程,这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这一点,在《阿Q正传》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关于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基础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

袁伟时同志先后发表了《试评韩非的“法、术、势”》、《再评韩非的“法、术、势”》(分别载《学术研究》1979年第1期和1980年第1期)两篇评价韩非思想的文章。袁伟时同志对韩非的评价,是紧紧围绕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基础这一问题而展开的。他说: 封建中央集权制是与分封割据对立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基础是地主阶级意志和力量的统一与团结。同时,统一全国不是任何英雄豪杰的个人事业。撇开劳动人民这个创造历史的基本力量不说,剥削阶级内部也要形成强有力的集团,并逐步发展和扩大团结范     

关于真理和错误的关系问题——与陈翰伯同志商榷

近来,学术界在真理和错误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陈翰伯同志认为,相对真理是包含错误的,他并从多方面作了论述。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陈翰伯同志认为,从真理是过程原理来看,相对真理是可能包含错误的。他说,正因为真理是一个过程,在“还没有完成一次认识运动以前”,认识中“正确的部份和错误的部份往往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排斥。因而,……某些相对真理包含错误”,不能“从一次认识运动的终点上来看真理和错误的对立。”又说,如果承认真理是一个过程,就应该对认识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如燃素说)“作历史主义的评价,就应该承认其中包含相对真理,也包含错误。”     

关于真理问题的几点意见——与陈翰伯同志商榷

1962年4月12日《文汇报》刊載了陈翰伯同志的《关于科学史上的錯誤观点》一文以后,引起了关于真理和錯誤問題的討論。9月27日《文汇报》又发表了陈翰伯同志的《真理是一个过程》一文(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此文),对一些問題作了答辯,讀了以后,得到很大启发。但觉得其中仍有几个問題,有进一步探討的必要。真理和真理的認識过程不能混为一談陈同志认为相对真理(实际上就是真理)包含錯誤。他說:“……因而,我們說某些相对真理包含錯誤,是不足为奇的”。按照他关于这个看法的論述,我认为:第一,     

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

今年《学术研究》第一期刊登了袁伟时同志的《试评韩非的“法、术、势”》一文,这篇文章对韩非的法治理论完全采取否定的评价。作者认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并非韩非建立,而在韩非以前的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即“明确地将‘法、术、势’结合起来论述了”。特别是商鞅“更完整地阐明了这个理论”。作者也说他并不否认韩非对“法、     

谈谈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与池超波同志商榷

我们读了池超波同志《也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一文(载《哲学研究》1979年第5期),很受启发。作者就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这个唯物辩证法的重要问题,在同杨超同志商榷的过程中,阐明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十分难能可贵。文章还指出了那种认为绝对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相对的同一性则是事物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的观点,实质上是把同一性和斗争性割裂开来。我们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对于贯穿池文的一些主要观点,我们与池超波同志的看法却又不一致了,在这里提出来共同探讨,以期对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體这个重要问题,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讨论的问题集中在怎样理解精髖?核心中是否还有精髓?这就涉及到在精髓问题中如何认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在唯物辩证法中如何认识核心和精髓的关系。正是在这两个重要问题上,我们和池超波同志有着不同的看法,现在就摆出我们的观点,以就教于池超波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