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与禅学的家族相似性

朱熹理学与禅学思想从哲学上来看,在多方面表现出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本体论上朱熹的“理”与禅学所说的“性”或“自性”、辩证法观点上朱熹的“心统性情”说与禅学推崇的“一心二门”论、认识论或工夫论方面朱熹的“正心诚意”与禅学提倡的“明心见性”都有诸多方面的家族相似性。与禅学思想互鉴,可以更好地理解、把握朱熹理学的思想实质。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角度看,朱熹理学思想是儒家思想和禅学等思想各自发展、融通合流的产物。     

朱熹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上的地位

朱熹是以理学集大成者著称的,他的理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实,朱熹的史学思想也十分丰富,笔者已经撰写专著论述①。然而,对朱熹的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史上的地位,至今为止深入研究者不多。事实上,朱熹的史学才能在宋代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推崇,如陈傅良在宁宗即位后曾辞去实录院同修撰一职,辞呈中提到："当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叶适"②,对朱熹推崇备至。而朱熹至此时尚未在朝廷任过官职,他与陈傅良学术旨趣迥异,直接接触时间不长,通信也不多《朱子大全》中收入给陈氏数封信）。以陈氏当时的学术声望、才识及地位,如此称颂朱熹之…     

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近年来,朱熹理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朱熹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却仍是一块空白。我所以撰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补朱子学研究的这一空白,而且是想通过解剖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具体地说明理学与实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研究中国实学史理出一条发展线索。朱熹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地使用过“实学”这一概念,并且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他的实学思想。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指出,从汉唐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他的实学思想,是在同俗儒的“无用”与佛老的“无实”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他的实学思想较为丰富,主要有:实理论、实性论、实功论、实践论和经世论。     

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流传与影响

朱熹理学是南宋以后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它统治思想界数百年,影响深远。徽州是朱熹的祖籍,加上徽商的扶助,朱熹理学与徽州渊源极深。明末清初,徽州号称“理学之邦”,“东南齐鲁”。今天研究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流传与影响,对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思想文化史有着一定的意义。     

文学史应为朱熹诗留一席位

<正> “朱熹是理学派,诗非理学诗,论者以拟岑嘉州。”(转引自胡云翼《宋诗研究》)朱熹在诗坛上可否与岑参并论,此处不谈,单就“诗非理学诗”这一断语而言,论者确实慧眼独具,透过朱熹诗的理学表象看到了美的内质,从而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令人遗憾的是,朱熹诗作至今不载于文学史。为此,拟结合朱熹生平和思想探讨其诗歌创作概况及其诗不断为     

朱熹思想之与陆象山

朱熹思想之与陆象山金春峰陆象山哲学思想是心学思想。和王阳明一样，其哲学的基本命师题是“心即理”。朱熹讲“性即理”，不讲“心即理”，故学术界常认为朱陆为理学中两大对立的学派。“朱陆异同”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题目。实际上，朱熹的基本观点是心学，不过心学...     

张载"性"论思想对程朱的影响

张载的“性”论思想是中国古代“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张载的“性”论思想对二程和朱熹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夸大张载“性”论中的神秘因素,赋予“性”以神圣的性质,从而构建起为封建制度作论证的理学思想体系。     

毛泽东评点朱熹

婺源茶院朱氏第九世孙朱熹(1130-1200)，不仅是我国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理学之集大成者，而且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彼所完成之理学，操纵我国哲学、教育、礼制等凡七百年；支配日、朝之文化，亦数百载。”对于朱熹，毛泽东早在长沙求学时，就认真研读过朱子书籍，对朱熹主张抗金图存、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甚为赞扬推崇，对他的理学思想也相当钦服。     

试论朱熹哲学性质

朱熹(公元1130-1200年)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一位博学而且影响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支柱,以周敦颐,邵雍的“象数学”和程颢、程颐的“义理学”为理论源泉,又吸取佛教华严宗“理事说”中的某些思辩方法,利用当时自然科学知识中的某些思想资料,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关于朱熹哲学思想的性质问题,目前学术界的意见还很不一致。本文试图就朱熹哲学的核心问题--“理”、“气”关系,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论朱子之“理”的内在二重性

自然科学是经由范畴、方法乃至价值取向为中介来实现对哲学的影响。朱子之“理”的内在二重性就因自然科学的影响而被凸显与强化，其蕴藏着裂变朱熹理学体系的潜在可能，并成为朱子后学分化的内在根源。     

朱熹理学的合理价值及其对徽州文化的影响

作为集大成的朱熹理学体系的合理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仁释理、以生释仁,把关注民生的孔孟仁学与《周易》强调的生生之德结合起来,为人民追求生存、生活的合理性提供本体论依据,对徽州文化和徽商精神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朱熹重视理学教育、提倡气节的精神对塑造徽人的品格情操产生重要影响。     

试析朱熹哲学中“心”“性”“理”的关系

把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虽不无道理,但也不能忽视理学与心学在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朱熹在“性即理”、“心统性情”、“心与理一”等命题中关于心、性、理关系的论述,一方面表现出其理论结构内部的某些矛盾和混乱,另方面又与陆王心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本文通过对朱熹哲学中心、性、理关系的分析,指出朱熹在宇宙论中虽然坚持了理本体论,但在心性问题上却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论朱熹理学体系的“源头活水”

朱熹的理学体系集北宋理学之大成,而又高于北宋理学.因为这个理学体系融儒释道三家为一体,亦即以儒学为主体,又兼采道家的"道"和佛学的"一多相容"思想.这也就是本文所讲的朱熹理学体系的"源头活水".朱熹将这些"源头活水"融合于他的理学体系之中,因而提高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提高了中国哲学的思辩水平.     

朱熹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集两宋理学思想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他在史学思想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见。首先,朱熹从辨本末、别义利的要求出发,反对将史学置于理学之上,同时又从格物穷理、经世致用的角来倡导史学研究;其次,朱熹阐发了历史发展观是由道、文、势、人、气数和命运等复杂系统的思想所构成的;其三,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除有义理和功业两大标准处,还从人物的心术、气象、资禀、本领、见识等方面入手,评判人物标准严格而不乏宽容,通达而有所坚持,堪称知人论世的典范。     

冯友兰、牟宗三对朱熹“理”之不同诠释

冯友兰、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作了完全不同的诠释,主要在于：冯友兰把理诠释为“共相”,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讨论理的“无动无静”;牟宗三则把理诠释为形而上的“存在之理”,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特别强调理的“只存有而不活动”。虽然他们都认为朱熹的理是客观的,并否定气由理而产生出来,但是,牟宗三反对冯友兰“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并且强调朱熹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是对于理的道德意义的减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对于朱熹“理”的诠释,是哲学史的诠释,而牟宗三的诠释则是儒学史的诠释。     

朱熹“气”的学说初探

长期以来,在朱熹哲学的研究中,往往偏重于对其“理”的学说的探讨,而对其“气”的学说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完整系统的专题研究.不可否认,朱熹作为我国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朱熹从未直接作出过“理生万物”的结论,而是通过气生万物、理为气之本,来构造其“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的宇宙生成图景的.为此,朱熹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气在宇宙万物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出自前人而又超越前人,从而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气”的学说.可以说,不了解朱熹“气”的学说,就不可能全面地把握其哲学体系.因此,如何分析和评价朱熹“气”的学说,应是我们研究朱熹哲学时所不能忽视的问题.     

论朱熹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首次把“理”和“气”作为一对哲学范畴进行讨论,一方面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具体详细地诠释了“理”论,另一方面吸取并改造了张载的“气”论,综合两家之学,对理与气、理与万物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理一分殊”的理气观.此理气观在中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