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的嬗变及其启示

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亦给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带来空前历史巨变。这种巨变始于明清"后理学"思潮,中经晚清维新主义者大力发明,后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推向高潮。总结该观念的历史巨变,可以得出三点启示:其一,它表明近代中国批判君主专制与批判夫权独尊二者几乎是须臾不可离、并驾齐驱的;其二,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作为近代中国人性启蒙思潮,是近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大潮中别具一格、不无另类的一道风景;其三,就其思想观念的资源而言,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是"外源性"与"内源性"的兼综和统一。显然,这些启示无论是对认识"夫妇之伦"观念的变革,还是对认识整个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变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中国“革命”观念的历史嬗变

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就是革命。历史地看,革命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化历程。首先是西方现代式革命观的传入,并与中国传统的革命观产生碰撞交融。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开始输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由于中国国情及时代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由此生发出一些中国式的特色。回溯历史是为了前瞻未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革命观念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才能更好地开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光明未来。     

“笑乱男女之大节”:魏晋时期“谑戏丑亵”之风尚

汉末魏晋以降,随着政治、社会风尚之变化,儒家礼法制度悖情违性之规范日益受到冲击,在通脱、玄化风气影响下,种种任情纵性之新现象层出不穷。汉魏之际,出自寒门的曹魏统治集团根本无视礼法,屡有命妇人出宴、参与聚会之事,男女交往相对自由,甚至以裸女舞蹈助兴。魏晋时期,士族名士普遍崇尚自然,其言行多与儒家礼法陈规相抵触,在男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在理论上重情,在行为上则放达,明确表示"礼岂为我辈设"。在优越的政治保障与丰裕的物质条件下,西晋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玄化人生观的影响,并在其日常生活中以粗鄙化的方式体现出来,以致在放达任性的名义下,种种淫逸风习甚嚣尘上,风靡一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受礼教约束最为严厉的妇女群体之风尚也有所变化,上层社会女性不仅敢于表达情感,而且公然冲击礼教,以致淫逸妒忌之风甚盛。     

近代文化嬗变中“新音乐”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代史上的新音乐运动 ,起步于依声 (外国曲调 )填词的学堂乐歌 ,发展于五四以后“新国民乐派”的声乐、器乐和歌舞形式 ,而成熟于抗战时期的全民歌咏运动。在此历程中 ,新音乐逐渐找到“乐”的时代脉搏和民族本根 ,并且在中国社会动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道观”:庄学解读的新视角

"道观"是庄子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以"一"作为知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以"每个一"作为行的出发点和载体,通过"心斋""坐忘""外天下""外物""外生"的人生修养,使现实中的"每个一"向本体"一"回归,只有通向道体"一","每个一"才能明觉自身,获得万物齐等的价值,也才能逍遥物外,到达无的境界。"道观"使庄子哲学由错综复杂变得条理明晰,呈现出主体性、认知性、境界性、矛盾性、复杂性、超越性、丰富性等特点。实现了庄子哲学以"观"为始,以"行"为成的内在体系;以及由认识统摄宇宙本体,延伸至人生政治的逻辑理路。通过"道观",《庄子》内七篇可以做如下排序:《齐物论》《人间世》《养生主》《德充符》《逍遥游》《大宗师》《应帝王》。     

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阶段性嬗变及其理论建构

中华民族观念在近代的历史演进中,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其理论建构也各具特色。生成阶段,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是为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建立民族国家。发展阶段,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认识与理解虽不尽相同,变化较多,但都是以民族自决为主导。普及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全国各族人民为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团结一致,共同抗敌,不但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以民族复兴为核心的理论建构在抗战期间推动了民族意识的最终觉醒,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精神动力。     

角色意识:一个解读近代中国转型的新视角

一、"大丈夫当如此也"和"彼可取而代也" 翻开"二十五史",不难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最发达的莫过于主角意识和看客意识,看客其实也是想着当主角的.这是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么做顺民而逆来顺受、忍受一切苛捐杂税的压迫,要么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做暴民,惟独没有堂堂正正地争取自己的权益并朝着做人、做公民的方向去的主要缘由.难怪少年刘邦在咸阳看到一统天下、不可一世的秦始皇,禁不住喟然叹息:"大丈夫当如此也!"同样年轻的项羽见到秦始皇出巡时的架势、风光,脱口而出的是:"彼可取而代也."虽然两人性格不同、口气不同,但传达出来的内心轨迹却大同小异,都是对唯一的、绝对的宝座垂涎三尺.在几千年来的芸芸看客中,他们两人并不是孤立的,或者说他们就是台下看客的典型代表,他们虽为看客,梦想的却是有朝一日成为秦始皇那样的主角.     

“时间差”:社会主义优越性认识的新视角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旧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从现实来看,社会主义优越性虽已初步实现,但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体现。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这种矛盾现象,如果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和深刻的说明,往往是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产生种种思想困惑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此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论点和见解。本文提出的“时间差”问     

明代士人“狂怪”之风与文学创作

明代中后期,士人出现了一股新的动向,即普遍存于这一时期的狂怪之风。这些狂怪之人在文学创作上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并且在题材的选择倾向上又显得别具一格;这群狂怪之人在创作作品的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独特的行为表现,又进入了当时其他文学家的创作视野,纳入了不同的文学体裁,形成了新的文学形象。     

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

本文对近代研究“国学”的４０ 多部专著进行考察,分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内涵”五个方面予以分疏,指出所谓“国学”,只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融汇中,应运而生的怪物,如钱穆言：“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笔者认为,“国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更不应以“新国学”之名重新加以提倡     

王朔的“二丑艺术”

凭借“二丑艺术”写爆一把、评爆一把的王朔曾一度让文坛为之瞩目，然而创作上渐趋模式化及其第一本评论集《无知者无畏》所引发的轰动效应尘埃落定之后，他所面对的将是文化战场上持久的尴尬和冷落。     

郑板桥的“绝”和“怪”

文学艺术爱好者在谈到郑板桥时，都会谈他的“三绝诗书画”，都会谈他的“怪”。但谈得多的往往是他的书法——板桥体，对他的诗文谈得很少，对他的“绝”和“怪”的独特内涵，产生的情况以及它们的综合效应更较少涉及，实在有负这位大师的贡献，也不利于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的总结。本文不揣简陋，拟作些抛砖引玉的探讨，敬祈同好教正。一、历史误会成“三绝”郑板桥出生书香门第，父亲郑立庵是当地才俊，母亲是兴化名士汪翊文的掌上明珠（独生女儿）。板桥可以说先天后天都弥漫着艺术家的气质。他对兴化充满了热爱和特有的美的敏锐感受…     

论现代派艺术的“丑”与“审丑”

本文在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探索了西方哲学的本质含义,对西方现代艺术广泛存在的审丑意象进行了梳理,得出了现代派艺术是过渡形态艺术的结论,号召中国的艺术家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点融会贯通,提升艺术的整体品质。     

由“上”至“下”:两周“威仪”嬗变

西周时期,威仪的内涵与德接近,和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男性贵族通过效法祖考而获得威仪。至春秋战国,威仪逐步泛化为得体的举动、仪容,用于女性乃至全体社会成员身上。重威仪是周人的特色,而两周时期威仪由上层治国准则向社会生活礼仪转变,适用对象也在下移。这一现象缘于殷周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周人以史为鉴除殷之弊及社会意识的变化。     

生产力范畴的嬗变:“物质变换”到“知识创新”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是唯物主义的理论品格。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生产力范畴从马克思时代的“物质变换”发展到今天的“知识创新”,知识创新已成为生产力的本质特征。创新论的生产力是由知识创造、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知识使用等建构起来的,它与经典生产力范畴相比具有独特的性质、特点、结构、功能。     

从“尚力”到“尚德”:原始崇高美的嬗变

自然观是人对自然界的总体性认识,它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们的自然美观念.从“畏威”到“敬德”,代表了商周之际人的自然观念的转变;相应地,在原始先民的审美世界中诞生了从“尚力”到“尚德”的审美图式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关键是,对于自然的人性化理解和对于自然的伦理内涵即善的意味的发现,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始崇高美的审美特征.     

“跨文化”视阈下近代染织设计嬗变——以陈之佛为例

受西方艺术运动思潮影响,近代中国在西方各国的文化输入与国内染织设计需求的外因内需共同作用下,染织设计与图案学体系在继承中国传统造物精神基础上参照西方现代设计理论,在探索中逐步创新形成中国本土化染织设计与图案学体系。以陈之佛为例,通过研究陈之佛近代染织设计图稿、相关教材与报纸文稿、尚美图案馆等相关实物资料,总结出在受“跨文化”影响下染织设计从初始借鉴、融合吸收再到逐步探索创新的嬗变过程,设计范式从适应传统手工业模式逐渐转变为服务于机械化生产,同时也开始注重美育与图案科教学以培养独立设计人才。这种既吸纳西方设计思想又继承中国传统“民族性”文化的模式创新对现代设计发展创新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为新时代“中国风格”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     

论“赋心”、“赋迹”理论的复奏与变奏

中国赋论史上的"赋心"、"赋迹"理论不大可能由司马相如提出。此理论的本义不关理义,仅作为一种文学的审美批评存在,但在后人的阐释中,却逐渐将其中的"一经一纬"与《诗经》学的"三经三纬"说相比附,将"一宫一商"与《风》、《雅》遗音相对接,从而以"诗迹"量"赋迹",认为"赋心"即"经术之心","诗为赋心"。赋以风雅为宗,据此引入诗教观点来审视赋体发展,将《诗经》学的"正变"学说置于赋体衍变程序中,赋体、赋风因此有了"正"、"变"之区分。"赋心"、"赋迹"理论的变奏,体现的是赋体之教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融汇。     

道、学、术:道教史研究的新视角

术、学和道的双向互动关系是道家演变和道教产生、发展的内在实质和动力,其中,术与道的双向互动关系更加重要。以道统术,以术得道,是道家、道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据此可以解决道教史研究中如何处理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道教与科学的关系、道教究竟是不是宗教、道教史的分期等问题,并可以借此整合道教思想的外史和内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