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生成与屈辞赋体论证

赋体文学盛于汉代,体式多样,题材丰富。作为文学文体之一类,赋至宋玉正式标题成体。世人在追溯赋体形成时,都会提及屈辞,或径直将屈辞认定为赋体。这缘于屈辞的创作同样是采用讲求言辞文采的雅言写作。而雅言的言说、创作形式,正是赋成体之前,作为动词时赋的基本内涵。屈辞的创作虽是采用赋法,但一些作品的创作已有明确的文体归属,并非全为赋体。可称赋体的只有《卜居》《渔夫》与《招魂》。     

汉赋与"文"的自觉--基于世俗美学基础上的考察

赋体的兴盛是与汉代注重官能享乐的世俗美学追求相关的 ,其时世俗的娱乐需求是赋这种文学形式流行于时的重要动力 ,赋体在形式上的世俗化追求不仅适应着当时“赏心娱目”的要求 ,更标示着一种审美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诞生 ,是“文学的自觉”的先声 ;对赋体形式之美的尊崇加剧了六朝文学的世俗化 ,是其走向形式主义的渊源 ,也是六朝时期文学形态嬗替的关键。     

李白《大鹏赋》的道家渊源初论

李白<大鹏赋>因遇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而作,赋中"大鹏"形象源出于<庄子>鲲鹏变化的寓言,而且李白以大鹏自比,作此赋实为自喻.可谓一赋三人,皆因道合.本文拟借<大鹏赋>考察李白其人、其赋的道家渊源.     

赋的诗文两栖特点的成因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它的体制也非常特殊。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它界于情的文与知的文之间，它又界于有韵文与无韵文之间，无论从形式或性质方面视之，它总是文学中的两栖类。文的总集中可有赋，诗的总集中也可有赋。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①关于赋的这种特征学者们已经谈过不少意见。但是，是什么原因，哪一些因素形成了这一特殊的文体，似乎尚缺乏较深入的探讨。本文略述浅见，以就正于大方之家。我以为，赋“受命于诗人”，因而具有诗的特点。但时代审美心理导致的描写功能的兀现，使赋背离了诗的传统。形成了“非诗非文”…     

论赋体的源流

<正> 一若是想给赋下个定义,就象是个植物学家想分辨一种植物的名称一般。事实上,若把“赋”一词和中国原产的一种植物——石楠花相比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十分近似的比喻,而我也常喜欢把赋当作中国文学中的石楠花。石楠花有好几种不同的品种:有中国原产的;有交配而成并且常见的新品种。但有些品种甚至不叫石楠花,而叫杜鹃花,表面上既不象右楠花,也不象交配的新品种。中国文学中的“赋”正如石楠花一般,也包括了几种不同的种类:原来的文体和早先的一些文体相配则产生了一种新文体,而这种新文体后来反而被认为是这种文体典型的形式,这是指西汉辞赋家创作出的新文体“赋”而言;后来,原来是石楠花形式的“赋”体终于也产生了杜鹃花,有些文学作品不再以“赋”为题,但是基本上却具有“赋”的体裁本质。     

论汉大赋“以奇为美”的审美特质──兼及汉大赋的兴盛与衰亡原因

汉大赋的兴衰是中国文学史上颇为奇特的现象，它骤然而来又倏然而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团和思考。我们认为一种文体的兴衰及其地位作用，势必与它自身独特的审美风格有关。清人程廷祥在论及诗、骚、赋关系时有一个很精彩的比喻：“骚之出于诗，犹王者之支庶封建为列侯也，赋之出于骚，犹陈完之有于姜，而因代有其国也。骚之于诗远而近，赋之于骚近而远。”（《骚赋论》上）王者支庶在血统上犹有一贯性，层次上具有包容性。而田氏代齐则是从根本上的反叛，只是袭有姜氏的统治地盘而已。汉大赋对于先秦的文学精神，正是以这种反叛者的态度出…     

略论苏轼对赋体文学的发展

赋是汉代的代表文学。作为一种文体,汉以后仍有发展,不过到了宋代,赋已经丧失了在汉代文坛上有过的显赫地位。苏轼曾经说过:“古为文譬造室,赋之于文,譬丹刻其楹桷也,无之不害于为室。”(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引)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对赋这种文体不加“问津”。     

论中古文体的扩张、互动及非常态化

文体扩张,有时是越界去做其他文体应该做的事,造成了某些文体的非常态化形式,即文体由此学科向彼学科的移植性扩张;如文学文体进入哲学,形成玄言赋、玄言诗之类;又如文学文体进入史学,构成史述赞之类。文体扩张,或者是文体的某些特质向诸文体的扩张,如"宫体"的题材由诗蔓延到众文体之类;又如"经国文符"、"撰德驳奏"这类文体的用典向诗歌的扩张,而诗歌音律运用向其他文体的扩张。文体扩张,又有文体某部分扩张导致新文体产生,如对问中"臣闻"格式的扩张膨胀构成了"连珠体",又如诗歌本是叙事的某一环节,扩张就使自己独立出来。各文体扩张而互不相让并各有所得,这就成为文体互动,即文体间运用了其他文体的写作方法,如中古时期"以诗为赋"、"以赋为诗"以及骚、赋不分等情况。这些情况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文体扩张的原动力展示了"文"脱离实用性的愿望,展示了"以能文为本"的力量,体现了中古文风对"新变"的追求。但文体的过度扩张,也会有弊病,如诗"缘情"的膨胀而妨害诗歌文体的叙事、说理功能,而泯灭文体界限而产生奇异作品,或"体兼众制,文备多方"又使文体各自的特点更加突出。     

兴楚盛汉,蔚成大国——刘勰论汉赋的性质源流

刘勰在折衷旧说、兼采并蓄的基础上,对于汉赋的性质源流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见解.他认为赋(汉赋)在表现内容上以铺写事物与抒发情志为主,在艺术手法上以铺采扌离文、驰骋翰藻为要,比较符合赋文学发展的实际,但忽略了俗赋叙写故事的功能;他把赋与颂、楚辞分而论之,甚有见地,却误将七、答难(对问)摈斥于赋外;刘勰兼综诗源说与辞源说,对赋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清楚明晰、有条不紊的梳理,同时又抛弃了檀道鸾的赋源诸子说,重诗源而轻辞源,并且对于赋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论之不足.刘勰从汉赋本身的实际情况描述其兴盛图景,探讨其盛衰之因及文学影响,并不十分全面,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赋文学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这些贡献与不足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汉赋起源新论

关于汉赋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楚辞>,或谓多源.我们认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不过是汉人以经学眼光所作的赋学批评而已,事实上不是<诗>影响了赋,而是赋<诗>风气促成了汉赋的产生,这也是赋之得名的主要原因.<楚辞>原是楚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诗,汉以后拟作甚多,加之又受汉赋影响,遂有骚体赋的出现,但在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与汉大赋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至于汉赋多源说,实未揭示汉赋产生的源头究在何处.细案史料,汉赋直接源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从春秋时期公卿士大夫在特定的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到战国时期士人的隐语讽谏和游说进谏,再到汉初枚乘的<七发>,汉赋的萌发、演进之迹皦然分明.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论汉赋的文学成就

刘勰不仅充分肯定了汉赋在文学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丰富了汉赋作家论、创作论、文体论的内容.刘勰的汉赋观集汉魏六朝汉赋研究之大成,堪称是唐前汉赋研究的高峰.     

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

古代白话自汉魏之际始现于书面语,经过长期发展,至宋代随着由雅趋俗的文化进程,广泛渗入多种文体。在此语言背景下,古代小说语体发生巨大的变革。一方面,文言小说语体变华艳为平实,出现浅俗化倾向,这是后人认为宋人小说不及唐人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白话小说语体的形成,与近代汉语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话本既非说书人的底本,也非记录本,而是为了满足雕版印刷的出版需要,模拟说书艺术以书面白话语创作的新型小说文体。白话小说的繁荣,扩大了白话在书面语中的比例,反过来又推动了近代汉语的进一步发展。     

楚辞辩体

“文体”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指体裁，即文章的外在形式；另一个含义是文章的风格，包括影响文章外在表现形式的各种因素以及对风格产生制约和影响的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家族、种族、国家、方言、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风尚等等。在汉代楚辞体之“体”是指风格，不是指体裁。汉代以后历代文人的拟骚之作仅仅继承了屈原取向悲情的文学传统，徒具骚体形式，而没有了楚地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楚文化如盐化水一般消融在渐渐成熟的汉文化之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楚辞悄然发生了演变。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     

从评《离骚》看两汉文学思想之演变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汉代的文学观是儒家思想占居着统治地位。事实上,两汉思想是有差异的,其经历了汉初的以道家思想为主发展到儒道互补、再到汉末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的一个逐渐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对屈原《离骚》的评价而完成的。     

喻类载道彰显理性——试论先秦名辩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逻辑学和文学,就学科分类、研究对象而言,属于性质和特点迥异的学术领域。但从中国古代文化发生发展的史实与特点出发,可以揭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即先秦名辩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先秦名辩学中的基本观念(名、类、理等)形成后,对秦汉及至唐代文学理论中的属对分类观和文学创作中骈文、连珠等文体,及喻、比等方法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忧患、巫术与魅性审美——贾平凹与秦汉文化初探

在当代文坛上,贾平凹是最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名作家之一。他以对时局、文明的忧患,表达了深切的人文关怀;以巫术文化的描摹,再现了人类远古的神魔思幻;以拙朴、魅性的审美追求,激活了秦汉文化中丰盈的生命热情。不言而喻,它们的最终旨归都指向文学民族化的探索,并以此昭示人们：传统在现实激活下仍然具有新的活力和艺术魅力。     

入汉士人之精神困局与大赋之体的先导

大赋发生于汉初,直接动因有二：其一,入汉士人出于天生的社会责任心,不忘刺世;又面对从未有过的盛世,油然而生颂美。对汉大赋而言,文人徒有兼顾美、刺之念,终于只能将刺、关二端分置于大赋的评论和创作两个方面。赋家呈现出了一种较为典型的具有分裂倾向的双重人格特征,折射出入汉士人面对新的社会形势所选择的权变的处世方式。其二,真正开启大赋体式的却是面对刘汉新政权尚能保持更多文人本性的陆贾。     

论《文选》选赋义例二则

《文选》是按文体选录各类文章佳作的诗文总集。其赋体的编排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文选》于全部文体中列赋体为首位,体现出萧统自身的文学见解,同时又是受前人编排体例以及大赋体所处地位的双重影响的结果;《文选》将骚、赋分体,具有重要的首创意义,前人骚赋观念混淆不分,萧统别骚于赋反映出其明确的文体辨析意识。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