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     

打倡·铜鼓纹饰·屈原《九歌》

打倡是往昔汨罗江流域流行的楚巫淫祀活动。本文从介绍、分析其内容入手,结合我国南部出土的铜鼓纹饰,试图对屈原《九歌》的创作环境作一探讨。 一 倡,一是古代歌舞艺人之称。《荀子·礼论》说:“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也。”这里的倡则是指唱,也是本文打倡里倡的含义。打倡的打是动作的代称,即这一祭祀中和唱同时展开的全部活动。打倡种类较多,但今日只有打灵官倡保存得较完整。下面,便将它作一简介。 打灵官倡的目的,在于借助天上及阴间神圣的力量,围剿本方本土内的一切魑魅魍魉,并将其羁押在灵官大帝之下,使一境内和平、清吉、人丁兴旺。该活动多在秋收后至腊月前举行。于夜幕降临后开始,翌日天明前结束。     

从《九歌》与沅湘巫歌的比较看《九歌》的作者和创作年代

<正> 王逸在其《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王逸是从《九歌》与沅湘巫歌间的密切关系来考察它的作者和写作年代的,所以得出了《九歌》为屈原所作,作于     

荆楚巫风与《九歌》

《九歌》乃是荆楚“巫祠”的舞曲,为巫、觋娱神、降神之际,歌舞以乐神者,但历代学者对之解说则多有分歧。本文作者既不同意脱离荆楚巫风的文化环境来抽空理解《九歌》,亦不同意一些学者过分强调屈原的遭际来解说《九歌》,他坚持认力屈原不过是《九歌》的搜集整理者。据此,作者对《九歌》诸章从结构体系进行分析考证,认为它是一完整的“巫祠”体系组曲。     

水旱疠疫则傩于郊祀——论《东君》、《河伯》、《山鬼》、《国殇》

<正> 先秦郊祀,旨在祈福、免祟。神鬼之中,凡可降福人间者,于祭坛之上则位居尊贵,待如上宾;凡致祟人间者,则列于末位,甚至要受到非礼之遇。例如傩祭便属此类。而《九歌》诸诗,即以所祭神鬼之吉凶而列其先后:《少司命》以上旨在祈生免死,《东君》以下则驱旱傩疠。大体论之,《九歌》前半为祈福,后半为驱凶,截然而异,自成章节。近世或谓《九歌》为巫觋之装神弄鬼、登坛作戏的化妆表演,而倡“原始戏剧”说。然《九歌》终是屈子之诗,屈子为诗,是否本供巫觋“作戏”之辞,难以妄言。王逸谓“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表明《九歌》并非“巫戏脚本”。细玩十一篇所记,尽属当时诸祀之现场     

沅湘自然崇拜和《楚辞&#183;九歌》

《九歌》是南楚、沅湘间的祭神乐舞歌曲,经屈原加工再创作后而流传于世.《九歌》自然神祗的原型为东皇太一(太阳神)、云中君(雷神)、湘君、湘夫人(湘水配偶神)、大司命、少司命(星神)、东君(月神)、河伯(黄河之神)、山鬼(巫山女神).《九歌》的出现,既是取悦自然神祗,亦为支配大自然.     

九歌新证——地祗考

<正>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情致缥缈”的祭祀歌。但《九歌》之名并非屈原始,而有着悠久的历史。《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都是说《九歌》在夏代以前就有了,是夏启从天上取下来的,能演奏,用以乐神的歌曲。《楚辞·九歌》是否就是夏以前的     

《九歌》二题

一、比兴寄托《九歌》与直抒胸臆的《离骚》、《九章》等不同，它取材于民间祭相。但在思想宗旨上，《九歌》却与屈原的其他作品具有一致性，所谓“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它通过神灵形象的塑造，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情绪，同时也流露出某些民族精神的特征。首先，它表现了执着的追求精神。《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都描写了神的爱情故事，表现了神的悲欢离合，而通过神话的故事情节也表现了人的现实情感。《湘君》、《湘夫人浑湘水之神之恋，他们相约会面，不仅凝神远望，而且或刻意装饰…     

“二湘”主旨考论

《湘君》和《湘夫人》是屈原《九歌》中独具特色的两篇作品,诗篇的主旨是否与屈原的经历、思想和情感有关,一直是古今学者所争论的焦点。从诗篇所表现的思念、求索、幻想、失望和绝望的情感历程来看,“二湘”的主旨是借湘水男神和湘水女神期而不见的情节、誓死不渝的情感与思想,来寄托并表现屈原自己对君王忠心,却被君王疏远、理想不能实现的惆怅之情。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浅谈屈原与《九歌》

<正> 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不少问题仍有争论。我仅就《九歌》研究中的问题谈点看法。《九歌》是什么性质的作品?这是讨论《九歌》的出发点。屈原在《离骚》中写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他还在《天问》中写道;“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由此可知,《九歌》应该是古代乐歌的名称。所谓乐歌,也就是     

考订《九歌》应是楚天神、地祉、人鬼之祭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何新认为《九歌》应是“九天十神歌”,笔者认为他这个重要发现有商榷的必要。《九歌》歌词中并没有十神,只出现“上皇”,楚地“上皇”与中原五帝及佐神没有瓜葛关系,它是楚地“天神、地祉、人鬼”的总称。《九歌》中的十神名在《九歌》原著中是没有的,是汉人整理《九歌》时按照汉代的阴阳五行理论而加上去的。《九歌》的第一篇《东皇太一》神的祭祀起于汉武帝。“太一”这个称谓的出现,最早见于《老子》和     

《九歌·山鬼》探幽

《九歌·山鬼》是《楚辞》研究中的一项难题。上古鬼、神通作,山鬼即山神。《山鬼》:“采三秀兮于山间”,于山即巫山,故山鬼乃巫山神女。这“是《九歌》研究中的一大创获”。此说发轫于顾成天《九歌解》,经孙作云《九歌山鬼考》的补充论证,闻一多《什么是九歌》和郭沫若《屈原赋今译》等的引述推广,《楚辞》研究者大致已普遍接受。但是,山鬼的其他种种底蕴和所思恋的“公子”(灵修)为谁之类问题,至今尚人言各殊。准此,我打算对《山鬼》作出若干新的探讨,力求揭示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九歌》三题

传说中的启《九歌》是祭祀之乐。在流传过程中,古《九歌》发生了一些分化。《九歌》是屈原创作的祭歌集合体,是后人编辑的结果．其本身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诸神的地位、作品中的祭神背景以及作品的风格等可以推断屈原《九歌》非一时一地之作,有的作于朝廷任职时,有的作于流放民间时。     

《九歌》楚颂说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分析《离骚》《天问》中“九歌九辩”的含义入手 ,结合《惜往日》中关于屈原修明礼乐的记载 ,探讨了屈原作《九歌》的动因 ,得出结论认为 ,《九歌》在舞容、功用上与《商颂》《周颂》是一脉相承的。《九歌》确实是楚国王室的祀典 ,《九歌》的创作 ,就是希望能以颂诗仪式 ,借祭祀先祖 ,从而起到团结宗族的作用。屈原博闻强记 ,明习经典 ,他创作《九歌》 ,动机在于改革礼乐 ,推行文治 ,同时也显示了楚人远依于夏族的文化优越感 ,及意欲与列国在文化上争短长的时代心理。     

试论《九歌》的神话特征

《九歌》是祭神的祭歌,构成了以“东皇太一”为主神的多神崇拜的序列。《九歌》中的神祇是充分人性化的,不仅生动地描摹了自然神的形态美,而且特别进行了细腻而微妙的心理描写。《九歌》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出诗人鲜明的个性特征。     

&lt;&lt;九歌&gt;&gt;真相揭秘

屈原《九歌》以“九”作题名,以“九”作歌节名,以南楚巫乐的九大神曲构筑《九歌》的整体篇章,塑造了南楚九大神灵形象,其哲学内涵皆出于《周易》     

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     

《九歌》真相揭秘

屈原《九歌》以“九”作题名,以“九”作歌节名,以南楚王乐的九大神曲构筑《九歌》的整体篇章,塑造了南楚九大神灵形象,其哲学内涵皆出于《周易》。     

《九歌》主神东皇太一性别考

《九歌》是沅湘地区的祭神曲。所祀十神,以东皇太一为至尊,故云:“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朱熹言:“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楚辞集注·九歌序》)说的大致合乎事实。根据上古时代沅湘流域民族(族类)的递嬗、融合和衍变,我曾指出,“《九歌》经历了百越文化→苗蛮文化→荆楚文化的演变三阶段”。①现在,我们打算对东皇太一的性别作出崭新的探索,了解以上情况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