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解决留守老人问题方略探析

随着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村留守老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各种原因,留守老人问题在当前并未得到有效解决。新农村建设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在农村社区建设中还存在着基层组织对留守老人问题重视不够、基础设施建设考虑留守老人较少、生活环境影响留守老人健康和安全、社会服务渠道不畅等问题。农村社区建设应与服务留守老人相结合,采取发展农村社区经济、加强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建立农村社区护理代办处、建立和完善农村社区老年人组织、发挥社区服务综合作用等措施,为留守老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不同学龄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比较研究

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对湖南省小学三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高中二年级1192名留守儿童和1077名非留守儿童进行心理健康测查,比较其心理健康状况.结果发现:(1)留守生活不利于儿童心理健康发展;(2)学龄阶段越高,留守的可能性也越高;(3)低学龄阶段留守儿童较高学龄阶段留守儿童有更突出的心理问题.应进一步加强对留守儿童特别是低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为重点、家庭为核心、村组(社区)为依托、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促进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论父母监护缺位与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问题

由于父母监护缺位,农村留守儿童的受照顾权、生命健康权、受教育权及发展权等权益遭到严重损害。要切实保障其权益不受侵害,使留守儿童群体能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应以儿童利益优先,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应加强经济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对儿童权益保障的系列法律,使儿童权益的保障依法进行。     

儿童权益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隔代监护问题及对策

受监护人的文化素质、自身精力及代沟等因素的制约,农村留守儿童隔代监护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留守儿童厌学、逃学、辍学现象严重,心理健康问题增多、犯罪率畸高、留守女童遭受性侵害的案件频发等。对此,应在立法上完善委托监护制度,改变现存的监护模式。政府应积极发挥职能作用,调整劳务输出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务工者就近就业提供机会;改变劳务输入地社会环境,为务工者子女的入学、入托、就医等提供政策支持。在管理方面,应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学校的代管作用,高效管理留守儿童。     

“家庭为本”的留守儿童社会服务政策理念与设计

留守儿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当前农村社区中具有普遍性。留守儿童的生理、心理、社会交往等方面都会产生一些问题,甚至其基本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留守儿童家庭结构的失衡和家庭功能的弱化,是导致留守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对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应以家庭为本,将留守家庭作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着眼点来构建社会服务体系。     

监护制度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机制的重构

农村留守儿童是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而产生的一个新型社会群体.由于监护制度的缺失,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极易受到损害.对此,应设计符合农村留守儿童特点的监护模式,按照国家、社区、学校、家庭四位一体的监护体系,形成权利、义务、责任定位清晰的监护法律关系,以有效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留守妇女”问题研究——以江西省井冈山市A镇为例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日益凸现留守妇女问题。当前社会各界止于关注留守儿童,对于留守妇女问题却未引起足够重视。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广大农户的家庭生活质量,而且严重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与成效。解决留守妇女问题的路径是:完善法律及政策,重视留守妇女的权益保护;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丰富留守妇女的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全面提高留守妇女的劳动素质;加强互助合作组织建设,减轻留守妇女的劳动强度。     

社会资本与农村留守儿童偏差行为研究

通过对浙江省新昌县双彩乡的调研,本文考察了现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偏差行为频发的原因。结果显示,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偏差行为的性质和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其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两类儿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同,而非单纯由留守本身造成。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得到的社会支持少,受到的家庭、学校和社区监管弱,因此更容易出现偏差行为。     

社区立法必要性探析

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自治组织,正逐渐取代街道居民委员会,成为城市改革的平台,城市管理的“总抓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目前全国社区建设的实践看,社区建设倍受重视。社区是社会自治组织,占据中介法律地位和行政主体地位,明确社区法律地位,加强社区立法有利于增强社区建设,实现政府公共利益目标。     

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沿地带——改造“城中村”

改造“城中村”应坚持统筹规划、综合开发、以人为本等原则。改造“城中村”,要加强政府行政管理的指导,并注意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要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相结合;要加强“城中村”的土地管理。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司法保障

在环境保护领域,我国一直实行行政处罚为主、司法保护为辅的制度。但仅靠行政手段制裁环境违法行为,暴露出了诸多不足,以司法手段介入加强环境保护迫在眉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切实有效地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环境司法保障,本文认为可以从提高司法惩治打击力度、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并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作用、加强法制建设、推动国家和地方的环境立法、通过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的接轨几个方面解决环境司法问题,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     

新农村建设中“大学生村官”的作用及实现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大学生村官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内容和动力。立足于我国农村的实际,解决好制约大学生村官服务基层的障碍因素,从更新观念、提高素质、改善环境、完善制度等方面促使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人才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在对民族自救运动进行冷静反省、对西方文化进行认真研究,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梁漱溟形成了其乡村建设人才思想.重视知识分子人才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知识分子人才要与农民相结合、注重培养人才的团体精神等是其人才思想的深刻内涵.其发展农村教育、全面培养农村人才等思路和措施,对于推进"科教兴农"、"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实现社会和谐,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城市社区视角下农民工组织管理体制更新的推进重点

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其闲暇生活具有与传统农民和城市市民不一样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单调化、庸俗化、问题化三个特征．由此农民工闲暇生活对城市社区建设产生了新需求。但多元化的趋势与过去沿袭已久的单一行政化组织管理体制模式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由此促使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更新改革成为一种必然。政府引导的农民工群体积极参与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模式将是城市社区管理农民工的有效管理体制模式．可从五个方面加以重点推进。     

社区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而社区建设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模式。要通过政府主导建设农村社区,加强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农村社区建设项目,完善农村社区自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进程。     

新时代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思维引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美丽乡村建设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既事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牢固树立,又事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此,我们要在遵循建设美丽中国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强化美丽乡村建设的思维引领。这就要坚持以战略思维完善顶层设计,以创新思维激发内生动力,以辩证思维推动协同治理,以法治思维强化刚性约束,以底线思维恪守生态红线,把党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落到实处,进而开辟社会主义中国乡村生态文明新时代。     

从农村直接选举透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我国农村实施经济改革,使农村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农村直接选举创造了条件.党对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是通过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贯彻落实的,因此,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农村直接选举的普遍实施,选举中存在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对此,要高度重视并采取正确的对策,以使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     

数字时代版权困境的突破与化解——以行政法学为视角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传统行业经受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版权也不例外。加强和完善数字出版产业的行政法保障在数字时代是大势所趋。这具体包括完善行政立法、扩大对数字出版产业的行政法保护范围,推动部门法之间的衔接互动,完善政府职能,加强行政指导等措施。在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潮流中,履行应对数字化时代版权困境的政府职责。     

公务员职业伦理失范与防治

当前我国公务员职业伦理在经济、政治、组织人事、履行职责、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失范现象,其成因主要在于传统特权思想和官本位意识的消极影响、社会转型期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伦理法制不够健全、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等,需要采取增强公务员公共责任意识、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伦理立法、完善公务员职业伦理监督机制等措施来加强公务员职业伦理建设。     

论刘少奇党内民主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刘少奇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不仅对新时期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加强党风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而且对于推动以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民主建设的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这种启示和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要不断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其二,要加强党内民主的法制化建设;其三,要发挥党内民主对国家民主建设的带动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