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非的人治思想

从韩非关于法的产生(君主个人立法)、运行过程(君主逍遥法外)和法治的目的(巩固君主个人权力)来看,他的“法治”论就是君主个人独裁专制论,是地道的人治思想;势,作为权力,在推行政令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势本身并不是法,不化成法令条文、且又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正好是法治的对立物;韩非的“势”就是法治的这种对立物;韩非以权谋诡诈为中心的“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没有任何规矩尺度可以范围,所以它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牴牾。因此,从整体看,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其重心仍是一种人治思想。加之以孔孟为首的儒家学派也是以人治思想为主(与法家人治思想有所不同),达就是中国缺乏法治传统的思想根源。     

贾谊述略

西汉早期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其学说兼有儒、道、法三家思想,这与其学术师承源自荀子有关。在政治思想上,贾谊主张：君主自身修养应实行道家的“虚静”、“无为”;君主治理民众应实行儒家的“仁义”、“民本”;君主对待朝臣应实行儒家的“阶级”、“礼治”;君主控制诸侯应实行法家的“集权”、“削藩”。在学派归属上,从批评汉初推行的“无为”政策看,贾谊不属于道家;从指责商鞅捐弃礼义,导致世俗日败而乱至看,贾谊不属于法家;从重视“礼治”,要求君主尊士爱民看,贾谊属于儒家。贾谊虽年三十三而终,但留下不少著作。不过,贾谊著作遗失颇多,至今存者仅有《新书》五十五篇,赋五篇。     

论《招魂》为屈原自招

《招魂》为屈原所作,看法渐趋一致.至于是自招还是招怀王,仍有分歧.我赞同自招说.本文先指出招怀王说的可疑之处,然后正面阐述拙见.如果采取招怀王魂的说法,作品开头好几处似难讲通.请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楚辞选》为例,节录其注解于下:[朕幼清以廉洁兮四句]“朕”,屈原自指.“主”,君主的主,作动词用.“盛德”,谓盛德之人,指怀王;“主此盛德”,是说以此盛德之人为君主.这四句的意思是说,自己修身洁行,竭忠事君,君主本来是位有盛德的人,应该可以辅佐他做出一番事业;但可惜的是:君主的盛德,为世俗所牵累而败坏了.[上无所考此盛德兮二句]“上”,上天.“考”,成也.因为牵累于俗,所以盛德无成,“离殃”.指怀王被秦国所扣留“愁苦”.指怀王被扣留以后的心情,其时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梁启超在护国运动时期,反对袁世凯称帝是历史事实,应该肯定.为什么反袁称帝,主要是当时他的政治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他敏锐地觉察到: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君主国体,建立了共和国体,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如果再言复辟君主制度是行不通的.梁虽曾保过“皇”,但是,这个时候的“皇”他却不保了.梁启超的这个政治表     

试论《淮南子》的君主观

君主是专制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与国家的治乱存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淮南子》在总结前人君主观念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建立起自己的君主观体系。它的君主观体系强调“道”之于“治”的功用。围绕着“道”,以“治”为重心,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治在道”,即君主的产生、君主的素质、君主的统治方式。     

《君主论》中的贵族与平民

文章探讨了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贵族、平民、君主与哲人这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马基雅维里赋予了“贵族”一词新的含义,他们是马基雅维里心目中潜在的新君主.其次,民众是统治的基础,君主需要懂得如何欺骗和利用民众.最后,马基雅维里也使哲人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他既是君主的幕僚,也是民众的启蒙者.     

《太一生水》之“青昏”与《老子》之“有”、“无”

“青昏”一词出自《太一生水》,目前对其理解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读作“请问”,一种认为是“道之名”。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然从上下文来看,“青昏”应与“土”为地名、“气”为天名相类,它应指“道（太一）”的名。其含义应为“情昏”,分别代表了“道（太一）”的有、无之双重特征。这与先秦道家关于“道”的特征的论述有着相近之处。     

读史札记二则

“替天行道”解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君主,都把“天命”作为自己的护身符。殷纣王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周武王反对殷纣王,也说自己“受天之命”。无论掌权的君主和夺权的君主,都说“天命在我”,无一例外。     

古代婚礼执鴈新解

古代婚礼有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始于纳采。所谓纳采,就是男方请媒人向女方纳其采择之礼,正式提出求婚。《仪礼·士昏礼》曰:“昏礼下达,纳采用鴈。”纳采用鴈亦称“委禽”。《左传》昭公元年曰:“郑徐吾犯妹美,公孙楚聘之也,公孙黑又强委禽焉。”是其证。不惟纳采用膈,六礼中除纳征外,其余五礼皆用膈。《士昏礼》曰:“昏礼,……纳采用鴈。……宾执鴈,请问名。……纳吉用鴈,如纳采礼。     

试论《淮南子》的君主观

君主是专制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与国家的治乱存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淮南子》在总结前人君主观念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建立起自己的君主观体系。它的君主观体系强调“道”之于“治”的功用。围绕着“道”，以“治”为重心，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治在道”，即君主的产生、君主的素质、君主的统治方式。     

《尚书》“朕”字用法研究

本文系拙作《〈尚书〉“弗”字用法研究》的姊妹篇。试图运用比较法把《尚书》的“朕”字进行词义比较和语法比较。词义比较说明“朕”被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原初并非只是君主自称,非君主也可以自称,但在有文字记载的上古典籍,特别是《尚书》里,很多是君主自称。“朕”与“身”同音共义,表自谦,君主自称近似“孤王”,“寡人”,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便把“朕”据为君主自称。但在方言里还微弱地保留着“朕”的原始用法。语法比较说明“朕”作主语比作定语为多,作定语又以作及物动词后面的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为宾语的定语为主;“朕”一般不作宾语。从表数看,“朕”只表单数不表复数。     

荀子重相论释义

由于宰相在官僚系统中处于百官之首的地位,所以择相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它不仅关系到君主个人的荣辱存亡,更关系到黎民百姓的现实福祉。因此,荀子对宰相自身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强调其在“行”上的能力,也十分注重其在“知”上的功夫,除此之外,他非常重视宰相的道德修养,要求宰相能够做到仁且知。同时,荀子要求君主在选拔宰相时要抱着求贤若渴的态度,公正不偏私,在任用时要给予其充分的信任与权力。     

浅谈马基雅维里与《君主论》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位学识渊博、智慧超人的天才,但是他不象达·芬奇等同时代的巨人那样备受后人的推崇与赞誉。他的名著《君主论》及其政治思想历来为人们争议不休,不少学者对其人其文褒贬殊异,有的称他为“罪恶之师”,有人认为他是“政治学之父”,是“超过同时代人的天才”。马基雅维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应该如何正确评价他?仍然是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谈谈粗浅的看法,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浅析韩非与马基雅弗利伦理思想之异同

尼克洛·马基雅弗利(N·Machiavelli,1469—1527年)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史学家。在伦理思想方面,他认为人的行为是由情欲支配,论述了资产阶级关于人的本质恶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的非道德主义伦理学说和以阴谋权术为手段的政治理论。他在《君主论》中阐述的“马基雅弗利主义”,成为后世一切西方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治国原则,因而他被称为“政治学之父”。     

“阴阳割昏晓”析疑

杜甫的《望岳》是一首流传广、影响深的唐诗。该诗第四句“阴阳割氏晓”一些唐诗选本多作如此解释:阴:山之北为阴;阳:山之南为阳。“割昏晓”:山之南北坡把泰山分割为昏晓两面。有影响的《唐诗鉴赏辞典》也解释成:由于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晓判割于山的阴阳面,所以说“割昏晓”。对诗的一些文句的解释,虽然人言言殊,但我总觉得上述的解释不妥。《说文解字》中指出了“阴”与“阳”两字的本义,确如上面某些引文所述;“阴”:山之北;“阳”:山之南。解释词义,追本溯源,不失一法。但这只是在追究词的构成,而不是认定这个词语在该句乃至该诗中的特定     

周代“尚贤”学说的系统阐释

君主必须通过百官群臣才能实现对基层民众的行政管理。任官必选贤，“尚贤”因而成为周代政治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贤”指才德杰出之士。依据其杰出程度高下，分“英”“俊”“杰”“豪”。周人从选吏任官治国安邦，兼并诸侯称霸天下，打破世袭解放人才诸方面，反复强调过“尚贤”的重要性，告诫君主“求贤”必须虚心，切忌自大。与君主“求贤”相应，民间自然流行“举贤”与“让贤”的佳话。君主求贤，必先知贤。如何知贤？要具备正确辨别忠逆的判断力，要兼顾民众的评价和意见，要结合各种环境对人才的表现作动态考察。知贤、求贤后，“用贤”很重要。“用贤”的基本原则，是德能配位，取其所长，去除亲疏。“任贤”“尽贤”是“用贤”的最高境界。即信任贤人，让贤人放手工作，发挥名副其实的忠贤谏议功能。     

陶渊明的君主观念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他在晋末宋初的政治社会变迁年代，形成了自身的君主观念体系，而其君主观念的核心以及特色就是无君思想。本文试图从陶渊明生活的君权削弱的时代背景来研究其君主观念，特别阐释其无君思想。     

语文教学与非智力因素

清代学者彭端淑的《为学一首示子经》,非常精辟地阐明了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的关系:“……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自立者也.”聪与敏指智力水平高的人,若自恃其才,必一事无成.而昏与庸者——智力水平不高的人,不自限其昏庸,注意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就能自主立人,有所成就.“笨鸟先飞”,“勤能补拙”正生动地说明     

略谈中国古代婚姻的几个别称

古时把“婚”称作“昏”,是因为成婚在黄昏时分。据《白虎通·嫁娶》：“婚姻者,何谓也？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这种习俗来源于古代的掠夺婚。在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中,女子往往不愿打破“从妻居”的婚俗,于是男子便强行劫婚,而劫婚的最好时间是在黄昏时分...     

“海昏”名义续考

刘贺因霍光择定,以昌邑王身份入长安即皇帝位,然而仅27天即被废黜,成为"故昌邑王"。11年后,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刘贺被封"海昏侯",移徙江南。霍光、刘贺、汉宣帝之间的微妙关系是西汉政治史值得深思的现象,而"海昏侯"名号的含义也值得关注。对照南齐败亡君主萧宝卷得"东昏侯"名号,史称"依汉海昏侯故事",可知"海昏"应"非县邑名",当有象征意义。除《"海昏"名义考》一文所举诸例外,又有"冠军侯""博望侯""定远侯"等可以引为同类。而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亦超出当时豫章所属"县邑"规模。由此亦可推知"海昏"确实"非县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