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不迁论》之"物"

僧肇在《物不迁论》中对"不迁"的道理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却没有确切说明"物"的内涵与外延,这使得《物不迁论》在脱离作者的写作语境后,于论义上产生了一定的模糊性.从后世的种种注释和论著中可以看出,这种模糊性不仅造成了文意解释上的多样性,也造成了主旨理解上的分歧.从《物不迁论》原文及注疏入手,可以分析"物"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在解释中的张力.     

康德理论哲学范围内物自身概念分析

物自身学说是康德批判哲学中最为重要、最为难解因而最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之一,而且它又直接关系到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基本难题,而这个难题直到今天也很难说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研究康德的物自身概念就具有双重的困难,即一方面是它本来意义的难解,另一方面是从哲学的根本问题着眼分析它的意义的不易.但是,这同时提示了研究这个问题具有与此对应的双重意义.本文的目的首先在于分析康德理论哲学范围内物自身的一般意义,提出新的分类观点,然后进一步讨论对象两重性的问题,以求得对于康德本意的正确领会. 物自身是与现象同时被规定了的.用以决定我们认识的现象性质的条件在另一方面也就决定了物自身及其不可知的特性.由于物自身包含有多层的意思,因而与之相关的概念,即     

简论对物诉讼——兼与我国海事诉前保全制度相比较

当今,对物诉讼这一概念的外延已十分有限,特指英国“针对”船舶的海事对物诉讼。本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对物诉讼”这一概念的。因此除本段的特别说明外,本文的对物诉讼仅指英国以船舶为“对象”的海事对物诉讼。对于对物诉讼,无论所“对”何物,我国理论界向来持一种排斥态度,认为它有悖学理、不合逻辑。本文试图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英国以船舶为“对象”的海事对物诉讼作进一步探讨。     

民胞物与、无情有性和天地不仁——儒释道的物我观比较

儒道释三教都有其"物我观",这是指三教学说中关于人类主体与宇宙万物之间的伦理性关系的观点。儒家的物我观,一言以蔽之,曰民胞物与。道家老子之说,则有些针锋相对,谓是"天地不仁"。道家和道教的哲学,在整体倾向上,反对对自然过程的干预,此为其学说精华。而在中国佛教内部,曾产生"无情有性"的话头,指环境也有佛性,即是成佛的根据的一部分。     

重构“学生主体性”的内涵

对学生主体性的认识是发展学生主体性的前提,当前,在实践中对"学生的主体性"这一概念的认识有错位现象需要指出.基于主体教育中对学生主体性概念的理解与实践困境,对学生主体性这一概念做出诠释,进而对人们从事主体性教育提供现实意义.     

《黄帝四经》“物曲成”的道德实践论

《黄帝四经》作为道家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推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对其道德思想的总结也不例外。其道德实践以万物为主体,以"物曲成"为价值目标;虽然采用从家到国的推进陈式,但不同于道家以"道"为个人修养内容的从家到国的一般形式;在方法上则选择了具有道家特色的因循行为,为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基础。"物曲成"是道家从效果论出发育养人的最典型的表达,明显区别于儒家,并且影响到魏晋玄学思想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西方思想家作为区别于儒家"控制的"模式的概括。在尊重个体并为其发展能力、创造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条件、以凝聚成最大社会合力的方面,在今天仍然值得思考和借鉴。     

宋太宗与释家诗歌

宋太宗推崇释家,也就是佛教,原因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赵家皇族的统治。宋太宗的释家诗歌《缘识》完成于淳化(990-994)年间,体式多样,但是以古体诗歌为主。《缘识》的主旨在于诠释天台宗的因缘和报应等佛理思想。因为在宋代佛教和道家已经具有融合的一面,而宋太宗本人也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所以宋太宗的崇道思想以及道家和道教诗歌也都突出体现在宋太宗道家诗《逍遥咏》当中,而《逍遥咏》当中的道家和道教的范畴如“阴阳”“逍遥”“道德”“大道”“乾坤”“修炼”等等也渗透到宋太宗的释家诗歌《缘识》当中。《缘识》语言较《逍遥咏》语言通俗易懂。     

牟宗三对康德物自身概念的分析和转换

牟宗三对康德思想分析转换之一,是将康德哲学里只是消极意味的物自身概念转换成一个积极的、价值意味的概念,并通过智的直觉可以被给予.牟宗三认为康德对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是超越的区分,但康德只把这一区分若隐若显地预设在那里,所以康德只集成了物自身的消极意义而未集成其积极意义.牟宗三由此依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资源将康德的物自身概念从一个具有事实意味的概念转换成一个具有价值意味的概念.     

庄子与道家、道教及宗教文化

如果说中国的哲学,那么就是道家与儒家的思想体系.它几千年来主宰着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和思维方式.道家、儒家、道教和宗教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有着各自的界定与区别.我们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性别压迫中的政治经济学——论盖尔·鲁宾的"性/社会性别制度"

性别压迫的形成原因一直是女权主义中争论的一个主要话题.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都对其提出过不同的看法.美国女学者盖尔·鲁宾结合前者的理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启发下,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这一概念.在这一概念的建构中,她从亲属制度的产生入手,将性别的形成纳入生产制度来考察,以政治经济学的眼光对性别压迫的形成原因作出了全新的解释.这一概念的提出充实了女权主义的理论武库,同时为思考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借鉴.     

试论北京道教宫观文化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自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天长现在北京地区落成后,便揭开了道教各个派别在北京地区传道建观的历史.以北京道教宫观为切入点,综观北京道教宫观的渊源,以及北京道教宫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与作用,可以看出,北京道教宫观具有传播和承载社会历史文化的功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柱之一,同时也是北京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代道教文学史刍议

唐代道教文学研究在"宗教与文学相互关系"方面成果最为丰硕,在吸收20世纪70年代以来道教学研究成果方面仍待加强。唐代首次形成遍布全国的道观网络,多部道经在国家制度的支持下成为全民熟读的典籍。唐代形成了一套融合所有道教传统的科仪经系以及相应的道经位阶体系,这决定了唐代道教文学独特的知识谱系。六朝时期不同经派背景的仙真被整编到唐代道教仙山地理系统之内,仙山地理的相关道教文献是唐代道教文学尚待开拓的领域。     

论楚淮文化对道家生命观形成的影响

生命观念是道家文化的核心观念,道家生命观的形成与楚淮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道家文化发源地淮河流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老子等道家奠基者特有的理论兴趣和致思方向,这就是对生命的产生和存在颇为关注,从而为其生命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土壤。从文化背景来看,淮河流域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文化圈。楚淮文化的根本特征之一是具有浓厚的生命意蕴,这在其宗教信仰、风俗习尚和文化特质中均有明显反映。这种文化的长期浸染使得老子等道家代表人物具有浓烈的生命关怀,由此而导致了道家生命观念的形成。     

道家哲学对日本中世伊势神道的影响

神道是在日本本土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老宗教,在日本文化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伊势神道是日本中世神道摆脱对佛教依附、进行教义革新的产物和体现。伊势神道对神的理解与道家思想有密切关系,甚或其神观就是按照道家的宇宙论建立的。     

“神性”与“人性”的统一——元代永乐宫壁画与道教美学

道教是我国本土宗教,道教文化保存最为完好的建筑和壁画当属永乐宫。永乐宫壁画可谓元代道教绘画艺术之典范。壁画中的情节设置及表现手法等均能表现深厚的道教文化及独特神奇的道教美学思想。从艺术研究和创作的角度,永乐宫壁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鲁迅与陈独秀对道教和道士思想的批判

道教和道士思想是中国的国粹,陈独秀和鲁迅都洞明其弊,在文章书信中屡有针砭,且带有各自的特色。陈独秀分析造成义和拳的五种原因,把道教排在第一,认为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道士所造的迷信邪说的结晶;但这一思想在建党以后发生了变化。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要比陈更加深广,对道教和道士思想的批判更加坚持不懈,他关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论断真正抓住了中国文化和宗教问题的要害。以科学代宗教是他们共同的主张和遥远的理想。     

论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

汉晋之际是道家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汉后期为第一阶段,是道家思想挣脱压抑,走向复兴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是《老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魏末西晋之时,是《庄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道家思想进一步走进宗教和社会生活,为道教的成熟提供理论基础,为佛教的中国化提供契合之点,在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美学、庄园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传说与事实之间:道教与宋代社会的融和

对于道教玄妙而深奥的理论,宋人可能知之甚少,甚或完全无知,但他们却非常熟悉道教的各种外在仪式。随着道士和信奉道教之人大量渗透到民间,普通百姓不仅接触且逐渐接受了道教神秘而诡异的各种道术。在宋代,供奉道教神像的现象并不罕见,人们生老病死的过程似乎都有道教的踪影。在很多宋人心目中,道术有着无比神奇的力量,不仅可以驱鬼治病,还能延年益寿,也可使人与各路神灵直接交流,甚至能消灾纳福等等,几乎无所不能。出于某种功利性的考量,抑或是为了心灵和精神的慰藉,不管出于何种缘由,宋人格外虔诚地举办各种各样的道教仪式,这是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宋代民间信仰的直接体现,更是宋人精神生活的重要侧面之一。     

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以唐代长安道教为例

唐代长安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宫观道士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这反映道教史上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唐代长安道士注重弘道,道教与儒释共同鼎立而为三教,道学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道教美术之“俗”文化意蕴发微

道教美术主要是指以道教思想观念为核心内容或者为道教文化服务的美术作品。道教关术常常与人们的生活、工作相胶着,为普通民众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提供精神支持。它往往处于庆典、祭祀的中心地位,见证和参与世俗民众的宗教与信仰生活。它的内容或者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或者是将抽象的道经转化为感性、鲜明的图像,容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道教美术是民间性、世俗性、大众性或草根性的,具有鲜明的“俗”之意蕴。这种“俗”之意蕴的形成是由整个道教发展、传播的特点以及道教美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