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以政策生育率为量化指标以期具体地反映我国的生育政策在地区分布、人口分布和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本文的分析表明 ,1 3～ 1 5之间的政策生育率都在全国占主导地位 ,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处于 1 3～ 2 0之间的政策生育率地区 ,实行“1 5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从本文可以得出结论 ,在鼓励“少生”的总原则下 ,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全国各地的生育政策呈现出相当多样化的情况 ,把中国的生育政策笼统地归结为是一个不加区别的、全国一律的“一孩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     

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政策选择

本文对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现况进行了客观的估计 ,分析了生育率及其地区差异的特点 ,从内容、可行性、合理性等不同角度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了审视 ,指出了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趋势。面对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人口问题与挑战 ,从是否需要调整、调整幅度与如何调整三方面对生育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讨论了各种可能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建议。     

论生育文化和生育文明

生育文明中表现了生育文化的种种现象和活动,生育文化也体现了生育文明的历史轨迹、进程和内容。生育文化的发展表现了不同时期人类生育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不体现生育文化内涵的生育文明显然是不存在的。然而,严格说来,生育文化和生育文明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两个不完全等同的概念。正确认识和理解生育文化和生育文明的概念、内涵、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对于推动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深入发展,进一步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比较

基于江苏苏南某农村79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运用回归模型对影响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间隔没有显著差异,仅在对"女性生育的最大年龄"的认识上二孩妇女明显低于一孩妇女。但两类家庭育龄妇女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

本文对建国以来中国人口的生育转变、生育水平、生育模式和生育政策研究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和评论。     

Demographic Research in Britain 1936–1986

We use data from the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1997 Demographic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Survey to examine use of maternity services in rural China. The data indicate that roughly 60 per cent of women had at least one prenatal visit, while 40 per cent had a professionally assisted birth over the period 1988–97. Despite China's shift from a more socialist to a more privatized health care system, use of maternity services increased over this period. These increas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ush toward integration of reproductive health into family planning that emerged after the 199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1995 Fourth World Women's Conference held in Beijing. At the same time, we find indirect evidence that the target-based population policy may well have exerted downward pressure on use of maternity services; differences by parity are marked and multilevel models predicting use of maternity services indicate underdispersion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论生育文明与新农村建设

建设新型生育文化,构建生育文明,是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内在本质性要求,是新时期人口计生部门审时度势,对自己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挑战,是新时期人口计生部门长期和重大的任务。它的生成和发展对推动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和重大作用。     

中国女性的社会经济特征与生育决策

女性的社会经济特征、婚姻地位及家庭结构等因素在家庭生育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对2006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中的家庭微观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社会经济特征与生育率显著相关;体现家庭结构的丈夫劳动参与和夫妻年龄差距等指标也对生育率有显著影响。另外,通过对城镇与农村的比较分析得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率的影响要大于城镇。     

我国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综述：1980～2015

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能否有效地鼓励民众的生育行为,这关乎到我国未来几十年合理调整人口结构、稳固新常态发展的成功与否。本文通过对我国1980-2015年有关生育意愿的国内外文献总结回顾,将生育意愿的内涵界定为数量、时间、性别、动机四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归纳得出影响生育意愿的五个方面因素：政策、经济、观念、教育、年龄,以期在新政策背景下展望未来,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做好养老、医疗、就业、教育方面的准备措施来迎接全面二孩时代,并为有关生育意愿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我国城乡居民分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利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002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的数据对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分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意愿生育子女数量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中国生育率研究方法:30年回眸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人口学及人口研究迅速成长的30年。生育率研究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国的生育率研究方法既有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生育率指标和模型,也有中国学者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而改进和创建的方法和模型。笔者从生育率度量指标和生育率模型两个方面总结我国生育率研究方法的应用及变化。对在中国生育率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进行回顾并对这些方法对我国生育率研究的贡献进行总结。     

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现象广泛存在。在发达国家,普遍的情况是实际生育率大大低于意愿生育率。发展中国家同样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现象,但更多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相反的规律。中国也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且实际高于意愿的情况。根据中国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基本完成生育的40~49岁妇女,其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而平均实际生育子女数为2.2。利用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妇女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并考察个体背景(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背景)、生育政策和生育孩子情况(包括孩子的性别结构和存活状况)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都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但性别偏好是造成生育行为大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建设生育文明和统筹解决农村人口问题

建设生育文明的实质是提倡人文关怀和制度保障。文明的内核是对人权的尊崇,赋权和维权是生育文明高度下最有效、最彻底的尺度。在生育文明的框架里,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以责任为本。建设生育文明首先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提出了"女性健康,男性有责"的主张,指出生育率越低越好的政策导向存在着显然的巨大风险,中国需要未雨绸缪地及早确立"适度低生育水平"的社会调控机制。生育文明建设可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新的动力,创建"富裕文明、身心健康、优生优育、权益保障、民主和谐"计划生育新家庭是统筹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重要战略。     

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

本文介绍了目前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问题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论述了人口数量控制与几种人口现象的关系 ,论证了低生育率水平下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首要任务。最后认为 :对现行生育政策需要进行调整的意见仍需要审慎考虑     

人口现代化"和"生育现代化":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根本目标

人口现代化和生育现代化是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根本目标。计划生育就是为了实现生育的现代化,进而来推进人口的现代化。如果说人口现代化是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那么生育现代化就是计划生育事业的战略目标。从政策的角度探讨两大命题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三合一"工程。     

论我国人口“生育安全”

生育安全问题包括生育的能力安全、生育的过程安全、生育的健康安全和生育的保障安全。生育安全不仅关联着生育的质量,而且关联着生育的权利和健康的权利。在我国,当前环境污染威胁着生育的条件安全和能力安全;自然、社会经济因素中不安全因素威胁生育的主体安全和过程安全;滥用辅助生育技术对生育保障安全构成威胁。生育安全命题具有理论和政策价值。生育安全是人口安全的核心和基础,凸现生育制度的安全追求是新时期的新使命。测度生育安全的指标体系包括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     

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家庭收入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并尝试进一步推导出“收入-生育率”曲线。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认为生育率与家庭收入并不总是呈反向关系,而是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以后,生育率水平又会随之上升,即“收入-生育率”曲线基本呈扁平“U”形曲线形态。     

中国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分析

阐述了中国生育率由传统的高出生率向近代的低出生率转变的原因,利用邦加兹生育率模式和多元回归分析分别对生育率转变的避孕、人工流产等生物人口学因素,以及都市人口比率、计划生育率等社会经济的因素进行了论述。     

Resources, Fertility, and Parental Investment in Mao's China

During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come differences across social classes were compressed. Formal education was not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personal income. In this study,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income between white-collar and blue-collar families, although white-collar parents had more education than blue-collar parents. In urban China, where population density was high, couples of different occupational status appeared to make different trade-offs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Urban white-collar couples had fewer, but better-educated, children than their blue-collar counterparts. In rural areas, white-collar couples still had better educated children than blue-collar couples, but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lifetime reproductive success.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and 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that incidentally helped reinforc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population encouraged urban coupl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resources (i.e., cultural capital rather than income in this case) to adopt different reproductive strate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