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書的“其中有物”与“有物混成”怎样解說?

馮友兰先生在“再談关于老子哲学的問題”一文里说: 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們还沒有看到乙方給我們提出不可解决的問題”(見“再談老子哲学”),乙方說:怎么沒有?二十一章的“其中有物”,二十五章的“有物混成”,这是屡次提出的問題。关鋒同志和林聿时同志認为这些問題已經解决了。乙方認为,他們仅只是用“死書活讀”的办法把問題滑过去,其实并沒有解决。他們必須把“道之为物”了解为“道之生物”,把“有物混成”改为“有物渾成”,乙     

论“曙石器问题”争论的学术背景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性质问题

裴文中先生和贾兰坡先生在《新建设》发表了关于曙石器問題和中国猿人文化問題的两篇文章,以及1961年9月22日两位先生和吴汝康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综合起来,大概有如下几个问题:一、“曙石器問題”,二、人的系统从猿的系统分出来的时期問題,三、“木器时代”或“使用天然石块的时代”問題,四、中国猿人石器的性质問題,五、中国猿人的“骨器”問題。     

关于“狂人”的形象问题

魯迅的《狂人日記》里的“狂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形象?他是一个患有“迫害狂”症的精神病人呢,还是一个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战士?他是一个发狂同时而又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战士呢,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狂人?这是人們在《狂人日記》的研究中,历来就很有不同看法的問題,也是目前有些人正在試图解决的問題。     

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问题——兼与刘节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天人关系”問題,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課題。就今天的科学水平来說,这个問題当然不见得怎么复杂,不过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問題而已。但是在古代,事情就不那么簡单:一方面由于科学知識的限制,古人对“天”往往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另方面在阶級社会中,統治者亦往往利用“天”作为維护他們統治的思想工具。因此“天人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就不单純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問題,在这里亦交織着人与人之間的关系,或者可以說是交織着阶級斗爭的关系。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每一位思想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看法,都与当时的阶級斗爭有     

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清官”問题討論会(一)

上海社会科学院自从《海瑞罢官》問題討論以来,对“清官”問題議論很多,討論热烈。該院为进一步推动这个問題的討論,在三月十六、十八、二十三日連續召开丁全院性的“清官”問題討論大会。会上发言的有老年、青年研究人員十四人。大家各抒已见,比較活跃,很多同志試图运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清官”問題。会上,不同意见之間也进行了热烈争辩。     

“清官”的实质和《海瑞罢官》的“現实意义”

当前所进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討論,是思想战綫上的一场极其重要的論辯,它牵涉到一系列重大的原則問題。在本文中,我們拟就以下两个問題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首先,是关于“清官”的历史作用問題。“清官”是封建統治阶級的一員,而且是比貪官有远见、因而也是更能維护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的人;关于这一点,連吳晗同志也不否认。然而,吳晗同志等认为:正因为“清官”能为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着想,所以他們能为人民做一些好事,在历史上有其积极作用。《海瑞罢官》的說明中很明确地說:“海瑞是封     

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一新人口論实質是馬尔薩斯的人口論 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論”中曾郑重声明他的“人口論在立場上和馬尔薩斯是不同的”,但在实質上,我們实在看不出它和馬尔薩斯的理論有何不同的地方。首先,和馬尔薩斯一样,馬寅初先生也是把人口問題当作一切社会問題的根源的。在馬氏的所謂“团团轉”的“理”中,人口問题也正是作为一个中心环节来提出的。马氏在篇中論証了資金积累、工业原料、科学研究、粮食等許多方面的問題,     

老子的思想

一老子的身世二十年前关于老子的身世和“老子”这部书曾經有过热烈的爭辯。老子的籍貫和年代有問題;“老子”是一部什么时候的書有問題;老子究竟是誰也有問題。爭辯是有收获的,我們明确了許多問題,虽然不能說大家沒有分歧的意見了,究竟减少了分歧。問題所以复杂,部分由于“史記”老子本傳的离奇,部分由于“老子”一書的內容有問題。关于老子的籍貫,“史記”本身就有不同的說法,今傳流行的“史記”本文是: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而高亨先生的“史記老子傅箋証”說: 孔穎达礼記曾子問疏引史記云:“老聃,陈国苦县賴乡曲仁里人也。”……是史記一書,     

黄海大战中北洋艦隊的隊形是否正确

在本年“文史哲”第六期上,刊載了郭毅生、湯池安二同志所寫的“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一文。該文比较全面的分析了多少年來一直是含糊不清的几个問題,这些問題就是:在黄海大战中北洋艦隊所采用的隊形是否正確的問題,黄海大战究竟是誰勝誰負的問題,以及北洋艦隊最終复滅的根本原因等問題。六十多年來所以没有能够正確的肯定北洋海軍的歷史地位和它的作用,所以沒有能够使人們正確的区分和对待北洋艦隊活动中正確光明的一面和黑暗腐朽的一面,这不能不说是和上述問題得不到正確的解决有关系的。而郭湯二同志这篇文章的最大益处,就在于它     

“按劳分配”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结

一“按劳分配”还能不能发揮积极作用关于“按劳取酬”的問題,近来颇有些爭論;这爭論大体上是随农村开始实行“部份供給制”展开的,等到城市工人也提出要取消“計件論资”之后,对“按劳取酬”的非议就更多了。曾經有一个时期,“按劳取酬”被說得好象是就要完結其历史使命的东西;甚至被說成是从来便不該有的东西;这是片面的看法。首先我觉得应該指出的是:某个制度是否合理和是好是坏,是一个問題;某个制度是否会成为客观存在,又是另一个問題;把“按劳取酬”說得再坏些,也并不等于这个制度就該馬上消灭。     

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

荀子說:“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又說:“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这两段話,把墨学的精义說到了,同时也把墨学的毛病說出来了。孔学自然是既精到又圓融广大,但忽視群众的文化水平,不从具体的实际問題着手;所标榜的“仁”,不能使人人都做到。墨子刚刚来补充孔子这一缺点,所以总是拿一般問題作出发点,来齐一群众的行动,向一个比較簡单、容易见功效的目标前进。墨学所談的,总是最普遍而又是最切要的实际問題,不十分作精細的分析。孔子的意思,先要教大家都做好人,然后才有好国家。墨子則訣为先要有一个好国家,然后每个人才有做好人的机会。孔学的出发点是家族,但要求每个人行为先有一定的准則,才能出现好家族。墨学的出发点是社会,先要把这个社会控制住了,善人才能畅行其善政。墨子的切要問題有三个,他名之为“三患”。这“三患”就是:     

駁“人类感情”論

馮定同志在他写的書和文章中,有好些地方涉及到伦理、道德問題。在馮定同志的道德观中有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所謂“人类感情”論。馮定同志认为:在人与人之間,有一种“根据自然本质而来的”、普遍存在的、共同的“人类感情”,它构成了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的基础。他还主张根据“人类感情”来处理道德的继承問題;强調建立家庭中的具有“融洽气氛”的“感情生活”,根据“人的感情”来建立家庭中的伦理关系。本文拟就上述观点作一些初步的剖析。一、以人的生物性来排除人的阶級性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这句話,現在常見于人們的筆底,时而也挂上口头,然而却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要做到这一点,在学問和品德上,都非有高度的修养不可。自从党中央提出了百家爭鳴的方針,文化学術界的空气逐漸地活躍起來,虽然爭鳴的重心还偏于生活問題和工作問題,真正的学術論战少得很,但这是一个开始,我們有理由期待它由淺入深,慢慢地轉到学術性的理論問題上。因此,应該肯定地說,这是一个好現象。使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看目前的論战,往往意气多于事实,拉扯多于交鋒,剛一接触,立刻又滑了开去,不但     

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综述

近几年来,文艺界在一些文艺理論問題的討論中(例如現实主义問題、历史剧問題等),或在剖析文艺形象的爭論中(例如《阿Q正传》、《金沙洲》等),都涉及甚至归結到对典型問題的不同理解。为了进一步对典型问題作广泛深入的討論,現将近几年来关于典型問題的討論进展情况結合个人的認識作一概述,供大家参考。关于典型与共性典型的共性問題探討最多。原因在于資产阶級“人性論”在这个問題上提出挑战,需要給予反击。同时,典型的共性关系到形象內容和作品思想,关系到对整个作品的評价。批判“人性論”,肯定了典型的共性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阶級性。由此要解决的新問題是:每个形象都具阶級性,典型形象在阶級性上有否特殊規定? 有人認为,典型的共性是阶級性的最集中、充分的表現,典型是阶級的代表。这类意見需要排除的困难是:①最集中、充分地表現阶級性,是否就是典型的共性等于某个阶級的全部阶級性?如果等     

应该学习辩证逻辑——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

毛主席在一年以前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运用辯証的思维方法去观察問題和处理問题的典范,是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在当代的重大发展。恩格斯在“費尔巴哈論”中曾經指出,承認辯証法的基本思想是一回事,“而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每一具体場合和每一具体研究部門却是另一回事。”毛主席在这篇論文中也强調指出懂得辯証法的基本原理和具体应用这个原理之間的区别。說作为辯証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規律,懂得的人逐漸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許多人说来,承認这个規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規律去观     

試論殷代的直接生產者——釋羌釋衆

王承祒先生的論文指出殷代直接生產者的地位問題,因而肯定當時的社會性質,原文材料充實,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史是有用的。     

談“到”字的詞性和用法

在現代汉語語法教学的过程中,我們常碰到有关“到”字詞性的问题,有时也碰到含有“到”字的某些语句应如何分析的問題。一般的語法著作对有关“到”字的問題沒有能作全面的說明的;其中某些說明,又未必尽当人意:这样就使从事語法教学工作的人有“无所适从”和“无从捉摸”的苦痛。不辞冒昧,提出我个人对这一問題的看法如下,希望語法学者和語法教学工作者指正。甲、“到”字单独使用,是地道的动詞。“到”字本是一个地道的动詞。当它单独使用的时候,它常常带时間詞或处所詞的宾語(“到”字的宾語也可以是表示数量或程度等等的)。有时候,这时间詞或处所詞作了句子的主語,它就在句子中独立地     

从青年同学之間的关系来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题

双反运动中,暴露出青年同学之間鬧不团結的現象是很普遍的。山东大学某班有女同学八人,互不团结。其中六人已发展到公开冲突的地步。所以引起矛盾和冲突的原因,有大是大非問題,这是少数;絕大多数則是小是小非問題。无論是小是小非或大是大非問題,从其性質来看,都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对于这些矛盾,大是大非問題自然要解决,小是小非問題不解决也会影响团結,对革命事业不利。我們在这次双反运动中,采用大鳴大放、大爭大辯、貼大字报、开座談会等等一套办法,順利地处理了这些問題。茲將我个人在工作中的几点体会提出来,請大家指正。     

关于逻辑学一些问题讨论综述

我国哲学界关于邏輯問题的討論,是从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百家爭鳴”方針指导下展开的。通过近几年来热烈的討論,大大推进了对于邏輯学中一些基本理論问题的研究。首先引起討論的是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关系問題。自从周谷城同志在《新建設》上发表了“形式邏輯与辯証法”一文,对这个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很多同志对周谷城同志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討論就广泛而热烈地展开了。但是,大家在討論中逐步感到,要解决这个問題,首先必須解决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本身的一些理論問題。于是,接着就从形式邏輯的对象和客观基础等問題,进而集中到真实性与正确性的相互关系問題的討論,并且圍繞这一問題来探討形式邏輯的对象、客观基础及其認識作用。茲将討論的情况和当     

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与刘节先生商榷

今年第二期《学术研究》的“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题的討論”专栏,发表了刘节先生的以《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为題的討論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而所有的問题又都是围繞着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这个中心問題的。刘先生文中还特別声明:这些“虽然是个別問題,也可“以偏概全”,‘一隅三反’”。从这个声明看来,刘先生在这篇討論文章中,显然是試图以孔子及其思想的討論来“概”和“反”及整个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究方法論問題,即: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