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赋论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文人五言诗成熟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抒情小赋成熟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赋家,以曹植、曹丕、王粲、徐干最负盛名,留存至今的作品也最多,大抵都是抒情咏物小赋。四人中,王粲作赋较早,成名较早,对曹丕、曹植的小赋创作有直接影响。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又在《典论·论文》里推赏他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等作“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在《诠赋》中,又将他列为“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之首:从这些与王粲同时及稍后的著名文论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王粲在当时赋坛所具有的特出地位和影响。     

三国赋的题材分类及其特征

三国时期的诗人大都爱好赋,善写赋,创作出不少传世之作。曹植自述:“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前录自序》)《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也说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王粲、徐干是当时颇有名望的赋家,他们的许多赋作受到称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     

“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从《登楼赋》试论王粲

<正> 《登楼赋》是王粲的代表作。它不仅开魏晋抒情短赋之先,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也较集中地反映了王粲的政治思想,特别是赋中所抒发的“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可以说是王粲政治思想的集中概括。     

赋体源流辨

“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固首创这种赋体源流说以来,历代辞赋评论家大多沿袭班固的说法。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把赋看作“六义附庸”。宋人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清人程廷祚也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直至晚近,仍有些论著坚持这种说法。如有个辞赋的选注本说:“《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     

《登楼赋》写作二辨

<正> 《登楼赋》是魏晋时期著名文学家王粲的代表作,魏晋时代抒情小赋的杰作。但就是这样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有两个问题——关于王粲的登楼地点和此赋的写作时间,至今因意见纷纭而未得圆满解决,实有一辨的必要。王粲登楼,究在何处? 关于王粲的登楼地点,有的说有“二说”,有的说有“三说”。就笔者听见到的材料,实际上已有当阳、荆州、麦城、江陵、襄阳等地的城楼说和不拘泥于具体地点说。正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看法,有的涉及到这个问题时,只列出不同意见而不加评说,有的则干脆避开不谈。这里我想对以上各说一一加以分析,看哪种意见符合作品所写的实际。     

王弼的籍贯问题

<正> 近年来有的著作认为著名玄学家王弼是今河南省焦作市人,这是不对的。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云:“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此山阳乃指山阳郡,属于兖州而非河南。考王弼乃王粲之侄孙。《魏书·王粲传》“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王粲年四十一卒,他的两个儿子被杀,无后,以族兄王凯之子王业嗣。故《魏氏春秋》云:“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王业就是王弼的父亲。王粲的祖父王畅,曾祖父王龚均山阳高平人,《后汉书》并有传。王龚,顺帝时为太尉,王畅,灵帝时为司空,故《王粲传》谓“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其世系如下:     

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

我国古代辞赋基本经历了先秦两汉、魏晋迄唐、宋元以降三大阶段，而对其兴于诗而亡于诗之过程、始终介乎诗和文之间增变的主旋律，笔者已撰文概述（详《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古（魏晋迄唐）赋家变汉代散体大政定式而进行的历时六、七世纪的赋体诗化道路作一初步探索，以观测其所建构的以声律为基础、以情境为追求的赋学审美世界。诗、赋关系，渊承虽久，至有“赋，诗之铺陈者也”（刘熙载《艺概·赋概》）说，然在赋体形成初期、尤其是汉代散体大赋立格，赋即以散化特征独立成体…     

班固汉赋“四分法”评析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是现存最早的文学目录 ,主要著录屈原以来至西汉的诗歌以及辞赋作品 ,其中著录屈原、宋玉、荀况及秦代、西汉辞赋共计七十八家 ,一千零四篇。除先秦的赋家赋篇外 ,有汉赋七十二家 ,九百四十篇 ,分为四类 :屈原赋 (共计二十家 ,三百六十一篇 ) ,陆贾赋(共计二十一家 ,二百七十四篇 ) ,孙卿赋 (共计二十五家 ,一百三十六篇 ) ,杂赋 (共计十二家 ,二百三十三篇 )。《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在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完成的。班固在《艺文志·序》中明言 :“至成帝时 ,以书颇散亡 ,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     

刘勰赋学观的缺失——从魏晋赋首谈起

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出他“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缺失自然产生,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     

《辞赋文体研究》简介

《辞赋文体研究》（郭建勋著）200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辞赋文体纷繁复杂,极具兼综性与边缘性,这种特殊品性,使其在中国古代文体尤其韵文文体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书旨在对辞赋文体形式和表现特征进行全面的厘清与总结。其中第一、二章分别探讨了骚体赋、诗体赋、文体赋、“七”体、律赋和宋代新文赋的形成和文体特征,属于辞赋的分体研究;第三章论述大赋与小赋的区别、各自的形式特点及其兴衰流变,着眼于对“大赋”与“小赋”这两个重要范畴的清理和辨析;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索——从扬雄否定大赋谈起

<正> 赋正式形成于汉代也兴盛于汉代,这似乎不存在什么异议了。《汉书·艺文志》于“六艺”、“诸子”之外,昭然别立“诗赋”一门,可看出汉人对辞赋的特予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列“歌诗”314首(包括“乐府”),而赋为900余篇,后者数量约为前者两倍之多,更表明了汉人作赋的热情和踊跃。《文心雕龙·诠赋》篇称:赋之于汉“蔚成大国”;又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按班固已有类似的话)看来都并非夸大之辞。然而,使人困惑不解的是,正当汉赋发展大骋其势、成绩可观之际,却猝然响起了否定赋作     

赋学研究的展望——在第二届国际赋学研讨会上的演讲

1975年余撰《选堂赋话》,何沛雄博士刊于《赋话六种》中,拙作小引指出: 赋学之衰,无如今日。文学史家直以塚中枯骨目之,非持平之论也。自此以后,海内外学人,不断对《文选》及辞赋加以钻研,现在对于辞赋的研究不仅有一批专著出版,而且还有《全汉赋》、《历代赋汇》的校勘整理,以及辞赋选本都有了。可以说,时     

论韩愈的辞赋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溺。”陈寅恪《论韩愈》中评说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殊为经典之论。本文无意就韩愈历史地位再作赘论 ,亦因现有韩愈诗文之论详矣 ,而对其辞赋显得相对漠视 ,或者说论赋较多隐没在文论诗论之中。本文则试图立足于辞赋这种文体本身的演进流变和它与古文的相互比较中观照韩愈的辞赋观念与辞赋创作。一、韩愈的辞赋观念(一 )与韩愈明道奉儒的文论观念相对照的是韩愈在赋论观念上的重情崇骚。作为古文运动极盛时期的核心人物 ,韩愈以孔孟儒…     

《荀子·赋篇》包括荀卿不同时期两篇作品考

《荀子·赋篇》在文学史上首先以“赋”名篇,时间介于楚辞与汉赋之间,若干年来,引起了文学史家的注意。但是,一般的著作和论文只着眼于它的篇名进行概括的评说和笼统的比附,以说明楚辞的发展去向和汉赋的渊源,对几个根本的问题则鲜有涉及。因而,在阐述、揭示我国诗歌辞赋由春秋战国向汉代的发展轨迹方面,也就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关于《荀子·赋篇》有三个问题必须弄清:一、它到底包括几篇?二、其中所含各部分是否都是“赋”?三、它们分别作于什么时期?或者说,它们是不是如有的人所笼统说的,都     

《子虚赋》、《上林赋》辨正

《天子游猎赋》是西汉司马相如的天才之作,在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天子游猎赋》几乎不为文学史研究者所知,取而代之的是《子虚赋》和《上林赋》。一般认为,是《昭明文选》把游猎赋分成《子虚》《上林》二赋,其实这个错误从魏晋之际就开始了。如潘岳《关中记》所载:“泾渭灞浐丰镐涝潏,上林赋所谓‘八川分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左思的《三都赋序》说:“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庐橘夏熟’。”晋灼于“庐橘夏熟”一段注云:“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郭璞注也割裂为二篇。萧统《文选》沿其误,题为《子虚赋》、《上林赋》,分属二卷。李善于《子虚赋》题下引《汉书》本传,也未明言这是误分之篇,非相如前作的《子虚赋》。此后,这一错误似乎成了定论,无人怀疑。《贞观政要》记载唐玄宗对房玄     

汉大赋与建安诗歌

汉魏文人认为诗、赋本为一源 ,赋流出于诗。汉大赋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十分密切 ,建安文人对于汉大赋是十分仰慕和推崇的 ;建安诗歌在内容、艺术、诗体三方面深受大赋的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质 ;建安诗人在审美情趣上也与两汉赋家一以贯之 ,《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说就明显受两汉审美观念影响 ,因此不应被认作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     

空间迁徙和时间流逝中的飘泊者

古代辞赋在表现由于空间迁徙而产生的流浪感时，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遭到贬谪流放，在作品中大肆渲染所处地域的偏远荒凉和恶劣的生态条件，这类辞赋的奠基人是屈原；一种是描写异乡美好的环境，但作者依然产生流浪感，王粲《登楼赋》是这方面的开创之作。时间的迅速流逝，也是人生流浪感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在这类辞赋中，人生被说成来去匆匆的瞬间，倏忽即逝。     

刘克庄晚年的辞赋革新理论

辞赋这一文体,自楚辞发轫,经过近千年发展,至南宋走向衰亡。宋末文坛领袖刘克庄晚年致力于辞赋创作,提出了许多革新理论。包括在赋体源流上以《离骚》为赋源;反对蹈袭模拟,主张“仿其意不仿其辞”;推崇体式上多有新变的柳宗元“小品赋”和宋代兴起的“新文赋”,力主辞赋创新。虽然此次革新最终失败,但是作为辞赋发展史上最后一次比较系统的革新尝试,仍有其重要意义。     

宋玉《神女赋》梦主考辨

宋玉《神女赋》写的到底是宋玉梦神女,还是襄王梦神女,这是一个古今争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弄清这一问题,不但有助于对《神女赋》的准确理解,而且对于探索代言体的起源亦有重要意义。根据《神女赋》的文本实际、《神女赋》与《高唐赋》的内在联系、魏晋至隋唐大量诗人诗作的佐证以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圣婚仪式材料来看,梦神女的应当是襄王而非宋玉。在《神女赋》中作者宋玉代表襄王、用襄王的口气来叙事和抒情,实开汉代辞赋“代言体”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