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与旧的适应”——重识戴望舒诗歌的“传统”和“现代”及其关系

戴望舒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戴望舒对中国传统诗词有益资源的择取和现代西方诗艺的吸纳,创作了独具个人艺术特色的象征主义诗歌,给当时的中国诗坛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戴望舒的象征主义诗歌不仅打破了当时中国新诗“已成的秩序”,向“理想秩序”又迈进了一步,而且还丰富了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体系.     

戴望舒诗歌的象征意象群落

戴望舒诗歌的象征意象群落常立霓中国诗歌中的象征性意象，从《诗经》中已见端倪，有人用现代术语解释“兴”与象征大体相近，兴与象征虽不能等同，却到底有相通之处。到了屈原则自觉地运用象征性意象，后来，象征性意象便被普遍采用。戴望舒被归入“现代派”，他的创作倒...     

情之魅：内在的音乐精神——论戴望舒中期诗歌的音乐性

戴望舒在写出《雨巷》以后,开始了对新诗音乐性的背叛,因为现代新诗格律要求严重束缚了现代人的情感表达,他主张诗歌“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然而他的诗歌创作并没有抛弃音乐性,他将外在的音乐消解转化成内在的音乐精神,体现出戴望舒对新诗音乐性的现代性追求,为新诗发展树立了新的界碑.     

论象征诗派与"五四"

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中叶接受了象征主义,产生了象征主义诗派;象征诗派产生也有它自己的土壤与环境,它不是逆时代而动,而是"五四"时期的产儿."五四"初期,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象征主义新诗的萌芽;"五四"低潮时,象征诗派兴起,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共同苦闷与怅惆的情绪.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象征诗派成为"异军突起"的一支劲旅,那是新诗发展的必然.特别他们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合乎诗歌的艺术规律.自然有些诗过于晦涩难解,荒诞怪异,防碍了它的发展.到了三十年代,象征诗派被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所代替,也是新诗发展的必然.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论中国现代新诗创作中抒情形象与心象的关系

在中国现代新诗历史上,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象一堵壁,横立在我们面前——成功的和失败的诗人诗作一样地俯拾皆是:郭沫若坦呈着迷狂的心浪直抒胸臆,为“五四”新诗发现了自我和世界,他以后无数的自语者和狂妄者却在自我和世界中变成了迷途的羔羊;戴望舒诗歌的象征品格倾倒过相当多的读者,而步其后尘的伪象征派诗人诗作却让读者备偿生涩之苦而一无所     

荒原冲击波下的卞之琳──兼论卞之琳诗的智性探求

荒原冲击波下的卞之琳──兼论卞之琳诗的智性探求谢中山中国新诗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建立在中西诗歌文化的融汇点上。可以说，新诗发展的过程，就是它不断地吸收异域的营养以充实自身的现代化过程。尤其作为新诗流派中的前卫艺术──中国现代诗歌。卞之琳、戴望舒、何...     

戴望舒诗的现代性举要

戴望舒作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领袖,强调新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达这种情绪的形式”,主张写“纯诗”,统摄在他诗歌中忧郁感伤的情怀,是诗人通过对自我灵魂的本真思考得到全面的展示;诗人灵魂与自然意象的融合,既表现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密切联系,又深印着传统文化的心理情结。     

新诗四时代论纲(上)

着眼于“诗时代”、“艺术时代”来审视和描述新诗艺术的自身发展,无疑比重在史述社会发展的“三个十年”论更有诗学意义。现代新诗起步于胡适时代,中经郭沫若时代的创制和戴望舒时代的整合,至艾青时代趋于成熟。新诗艺术发展的时代链中,胡适时代是放足与求真的写实时代,郭沫若时代是创制与求美的浪漫时代,戴望舒时代是纯粹诗歌的现代时代,艾青时代是在苦难中成熟的综合时代。四个艺术时代的嬗递演进,成就了现代新诗及其辉煌的历史。     

一种新奇怪丽的生命情调的选择──试论李金发诗歌的艺术个性

中国象征诗派的先驱诗人李金发被称为中国现代“诗怪”．他的怪异的艺术个性主要体现在：强调诗歌形象意境象征化的多义性，注重诗歌形象之间的全部联想的新奇怪丽；并且注重人的情绪波动与自然现象变异之间的相对应的契合．李金发的这种选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新诗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浅论戴望舒的"寻梦"意识

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在他的诗歌中营造了一系列梦的意境 ,在朦胧与显隐之间透露了复杂的思想情绪 ,这是戴望舒既逃避现实又反映现实的一种介于“隐藏自己与表现自己”之间的最佳表现形式。《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一般评论界认为“丁香姑娘”是作者理想幻灭的暗示。实际上 ,应当是戴望舒自我情绪在“梦”中的投影 ,是戴望舒潜意识中“自我”的形象象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观念变迁与创作实践

中国新诗在经历了浪漫主义的散漫,格律诗的僵化,象征主义的晦涩、怪异后,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融汇既往新诗优点和长处的现代主义诗歌诞生了,以戴望舒、梁宗岱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大胆探索实践,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歌的意象表现手法

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人将中国诗歌表达方式由意境的审美观照转向意象观照。在意象内涵表现上，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人采用现代象征主体性意象的表现手法创造了象征化的“死亡枯败”意象、“荒原”意象、“黄昏”意象等意象群以证合现代人的主体意识及精神状态。在意象营构上，他们“随意造象”，并用象征主义的通感手段与意象的连接手段构造主体意象，从而使新诗意象具有玄秘性、变异性特征。     

施蛰存与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

30年代 ,施蛰存以《现代》杂志为阵地 ,集中推出了以戴望舒为代表的具有现代派色彩的诗歌 ,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现代主义诗潮与“第三代”诗——新时期十年诗歌研究之一

五十多年前,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曾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新诗归纳为“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三大流派。新时期第一个十年诗歌的发展,如果从诗歌潮流方面着眼,亦可“强立名目”分为传统诗潮、新诗潮和现代主义诗潮三大诗潮。三者的交相起伏构成新时期第一个十年蔚为壮观的诗坛风貌和基本格局,所体现出的总体趋向则是新诗的现代化。     

新诗的象征情绪

新诗艺术上的成败,与象征手法的运用有很大关系.新诗在继承中国传统诗歌象征手法的同时,嫁接了西方象征手法,并同化了西方象征手法,使新诗在艺术上得到发展.如果没有象征的继承、嫁接与同化,新诗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生命力,但是二者的同化还不够完善,还有待诗人们继续努力.     

新诗百年的十大成就和十大问题

新诗百年,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新诗革命是否成功”、“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是近年来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新诗主要取得了十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的感情生活,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民族诗歌的繁荣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新诗还存在十大问题：生不逢时,长于乱世,缺乏必要的文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职能单一,普及教育工作落后,新诗人严重缺乏诗家语意识、诗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年轻诗人浮躁偏激,受到外国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负面影响,新诗评论界正气不够。目前新诗最需要重视“和谐诗歌”和“经典诗歌”的建设。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油印”与1980年代中国新诗场域的构建

如果从印刷实践层面来看，“油印”之于1980年代中国新诗场域的结构性改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发表渴望与发表空间逼仄的矛盾中，“油印”释放了其中被压抑的创作能量，并真正锲入到一种新的诗歌空间的创造中。本文从油印诗集、诗刊的研究出发，在诗歌新人推广、“诗江湖”构建和诗学品格等层面，讨论了“油印”与新诗场域构建的关系。从媒介的角度看，1980年代中国新诗场域的根本性变化，就是“油印”的在场和结果。经由它形成的诗歌实践与创作的传统，至今仍然影响着诗歌的“江湖”。     

1925年之前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的接受

以往论者对1925年象征派异军突起之前,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的体察鲜有论述。该文注重实证,通过对《新青年》、《小说月报》、《少年中国》、《诗》等的译介统计以及新诗批评和理论文章征引的统计,认为在1925年之前,中国报刊就有关于象征主义的大量译介和评论。中国新诗的象征主义期待视野催生了象征诗派,引发了胡适“白话自由诗”运动之后新的诗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