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1935年9月至1936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国民政府“班禅问题”得失谈

1923年冬,九世班禅离开西藏,东来15年。九世班禅积极与国民政府联系,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做了诸多贡献。国民政府借班禅大师东来的机会,加快解决西藏问题的步伐,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努力,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一定的失误。     

日寇“防共”阴谋评析

日寇在对中国进行野蛮、残忍的侵略过程中,一刻也没有停止其罪恶的阴谋活动,“防共”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从“防共”意在打击中国进步抗日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防共”与国民党政府“剿共”政策的关系、“防共”混淆国民党政权和伪政权的区别以及“防共”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尔后通过审视日寇防共阴谋的全过程及其结局,表明任何反对进步力量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1948年“反美扶日”运动及其与国民政府的互动

抗战胜利之后,对日处置成为中国民众关注的焦点。而事实上已独占日本的美国在对日政策上却由惩处逐渐转为扶植,这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一场反美扶日运动遂在中国大地爆发,民众以各种方式对美国的扶日行为予以揭露和抨击,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方这一政策的坚决反对及对国民政府软弱无能外交的强烈不满。由于扶日政策同样损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利益,因此其对待运动的态度与以往也略有不同。     

浅析“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判断对日战争已难避免,一方面采取了军事动员、制定军事战略方针、实现与共产党合作、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等各方面措施积极准备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对和平抱有一线希望,利用一切机会企求改善日渐恶化的中日关系,努力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外交途径.     

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总之,战后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国民政府对上海“孤岛”的商业管理

随着“八·一三”沪战的爆发 ,国民政府在上海的商业领导地位发生了动摇。通常认为 ,在194 1年 12月 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前 ,上海的“孤岛”地区是一个“自由”的商业市场 ,国民政府对“孤岛”的商业管理也并未完全放弃 ,但对此仅是一笔代过 ,言之不详。本文通过对现有档案等资料的研究 ,发现在整个“孤岛”时期 ,国民政府对上海的商业管理虽然较之战前有所减弱 ,但仍然尽其所能进行管理 ,不少政策、法令通过商会团体在“孤岛”继续得以贯彻实施。国民政府对上海“孤岛”有效的商业管理 ,不仅奠定了“孤岛”商业繁荣的基础 ,而且对大后方经济的稳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 ,这种“繁荣”是畸形和变态的 ,对抗战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浅析“重庆大轰炸”中国民政府的防卫对策及法制措施

1938年,为达到促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之目的,日本作出了对中国内地“抓紧航空作战”的决定。为此,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成为日本大轰炸的重要目标。日军的大轰炸使重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对此,国民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防卫对策并采取了诸多法制措施,有效地减少了日军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这对保卫重庆的安全,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等具有重要意义。     

从“合办”至“自办”：近代华北水政的统筹

顺直水利委员会的会址位于天津,它旨在测绘顺直全省河道、制定治本计划,该会虽因“中外合办”颇受非议,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海河水政的统筹。1928年9月,华北水利委员会正式在津成立,它由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而来,隶属于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纯属“自办”;辖区由原“顺直”扩大为“华北”,“华北水利区”的范畴逐渐明晰,即黄河以北注入渤海之各河湖流域。在走向“自办”的过程中,河北省政府与国民政府因治权产生纠纷,多次协商后省府取消对华北水利委员会的限制,承认其对水利的统筹作用,并与之合作,华北水利由此得到一定发展。     

日本与国民政府1933年关税税率问题：税率公布之前的双方动向

1933年5月,中国国民政府基于完全的关税自主权,公布了一份新的关税税率.这份新税率的公布,各国其实早已预见,并且在公布之前,即向中方多加探询.然而,由于新税率远比以往为高,因而引起了日本等国的不满.尤其是日本方面的反应,可说是最为激烈.对于这份新税率,日本方面声称其为“排日税率”,并且在往后的几年当中,不断地要求国民政府修正.但是,若就中方相关档案进行检讨,则可发现日方的指控难以成立.事实上,财政部制订此一税率,其主要目的实为确保收入.由于此一目的与保护国内产业以及各国对华贸易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财政部在制订新税率的过程当中,采取了彻底保密的做法,甚至还误导了各方的观测.这样的情况,使得日方虽然在新税率公布之前,曾和中方有所接触,但终究难以掌握新税率的走向,外务省甚至还曾一度抱持着乐观的看法.这种认识上的深刻鸿沟,终使得中日双方在新税率公布之后,进行了长期性的交涉.     

走向“统一”的广东省货币金融--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区域性案例分析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国民政府力图在广东推行中央法币、收兑地方性货币毫券,完成法币改革。宋子良、蒋介石、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先后赴广东主持货币金融改革,1937年6月全面开启统一两广币制的计划,一时成效可观。然而,在紧随而来的战争格局下,国民政府却不得不采取沿用毫券、增发毫券,甚至使毫券国币化的举措,以维持对敌金融作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广东省货币改革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货币变革的区域性特点,也为我们反思法币改革究竟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上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例个案。     

亦“民”亦“商”：华北危局中天津商人的双面性格

华北危机将天津商人置于历史“事件”的中心,商人的国民身份因此而凸显,积极抗日的呼声、维持地方秩序的举措,蕴含着“私利”与“国权”的双重考量,而采用抵制日货作为民族主义情感的主要表达形式,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既是“国民”,又是“商人”,亦“民”亦“商”,唯有把握此一双重身份,方能真正同情性地理解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诸种表现。     

“一起”和“共同”的辨析

＂一起＂和＂共同＂充当副词时是一对近义词,他们的用法接近,留学生在使用时容易发生混淆。从语义、句法、词性的角度对他们进行分析,找出他们的差别,以期望能对对外汉语教学有所帮助。     

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再评价——基于关税权和领事裁判权交涉的比较

南京国民政府进行的改订新约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废约斗争的关键阶段。面对关税权和领事裁判权交涉的不同进展和难易程度，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策略和措施，终于在抗战前夕收回了关税权，也为领事裁判权的最终撤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局对废约运动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外交策略的运用是灵活得当的，取得的成效应予充分肯定。     

1947年前后英印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与国民政府的处置

印度独立前后,英印分三路侵占和蚕食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宣称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东段边界线。英印两国的目的有所不同,英国企图在中印两国之间留下领土争端,印度企图进一步建立环印度洋政治圈和对中国的战略态势。国民政府的处置,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在印度独立前,国民政府积极而主动,一方面指示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予以注意,要求与中央政府协调一致;一方面同英印交涉。噶厦反对英印的侵占,明确表示它从未承认过西姆拉草约。印度独立后,国民政府消极而被动,打算在中印条约签订后再来解决边界争端问题,丧失了利用印度独立之机遏制英印侵占的有利时机,印度的侵占变本加厉,历史的重担只能落在新中国政府的身上。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刍议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没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是否坚持及如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一项较新的国际环境法原则,由于各国对本国短期利益的考虑不同,对该原则的实施存在不同看法。应在理论层面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法律约束力,建立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的具体条款和操作制度;在实践层面多方促进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华北敌后战场的小学“伪化”与“反伪化”斗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在华北敌后战场持续发动政治攻势,并加大对小学学生与教员的思想洗脑与政治控制,妄图使其服从日伪领导,是为小学“伪化”活动。部分学童受到蒙骗,沦为日本侵略者的马前卒。中共有针对性地完善教育系统、开展灵活教学,并加强对日伪小学学童与教员的政治争取,是为“反伪化”斗争。在中共的努力下,多数学童政治觉悟提高,广泛参与社会动员、社会教育、抗敌宣传工作,有的还投身抗日一线。“反伪化”取得重大成果,为中共日后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两岸共建平潭岛“共同家园”示范区的战略设想

2011年3月加快平潭开放开发首次列入国家规划(草案)。平潭开放开发,乃至两岸共建平潭"共同家园"示范区,不仅是两岸同胞的一致愿望,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迫切要求。平潭应抓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契机,以两岸人民"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同受益"为理念,探索连通平台、两岸合作共建的先行先试示范区;分工合理、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两岸产业深度对接示范区;知识密集、信息发达的创新活力示范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宜居宜业示范区;文化相通、经济相融的两岸文化教育合作示范区;山海融合、自然与人文和谐共存的国际休闲旅游度假示范区。     

“西学东渐”时期中日传统价值观念的演变试析

16-18世纪是"西学东渐"时期,这种"西学东渐"促成了中日传统价值观念的演变,表现为中日两国社会出现了"东西之争";中日两国传统价值观念在演变中有其重大的异同点;对于东方国家从被迫移植西方文化的近代化转向自主探索本国特色的现代化来说,探讨这一问题很有现实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