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1935年9月至1936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从1932年中苏复交看国民政府对苏政策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采取的依靠国联抑制日本侵略的政策前途暗淡 ,这是国民政府决定与苏复交的根本原因 ;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曲折过程 ,体现着国民政府以是否对“剿共”战争有利作为与苏复交的根本标准和最高原则 ;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不加推进 ,而是利用苏日矛盾上升之机 ,加强了“剿共”战争 ,这是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目的的最好印证。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原因、过程以及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的态度和“剿共”战争的加强等有关史实 ,展示着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实质 :与苏联复交 ,以此牵制日本进一步南犯 ,使“剿共”战争顺利进行。这进一步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本质     

周小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时期的作用

华北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直接威胁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逐渐变化.在国际上,除依靠英美等国外,还意图利用苏联牵制日本,派代表去苏联商量建立对日军事同盟问题,同时企图通过苏联的影响力,以达到“溶共”的目的.     

论“七七”事变前夕日本“佐藤外交”的实质

西安事变后，中国出现了团结抗日的形势。日本推出对华“新政策”，主张将重大的政治性问题搁置起来，先与中国实行“经济提携”，以实现第一步目标──控制中国的经济，以后再提变中国为其附属国的政治要求。佐藤利用其外交渠道不断向中国发出“经济提携”的信号，要求回应。国民政府则对日本战略性意图十分警戒，采取了既不与之决裂，又不中其圈套，耐心与之周旋，设法拖延时日的策略。“佐藤外交”事实上没有得到中方的实质性回应，对华外交僵局仍未打开，这就决定了“佐藤外交”失败的命运。     

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北伐时期 ,国民政府鉴于日本同英美的矛盾、日本在华势力分布特点和日本对华政策特点 ,受苏联革命外交战略的影响 ,实施了接近日本、联络日本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也是北伐前单独对英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在北伐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起到了牵制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作用。但也为蒋介石与日本的妥协活动提供了机会     

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解散共产国际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适应战后与西方盟国继续合作的战略需要 ,因此 ,尽管在战后日益感到应该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 ,却迟迟没有将成立国际组织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 94 7年 ,法共和意共先后被驱逐出政府的事件 ,不仅预示着战后初期苏联奉行的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策略的失败 ,而且暴露出莫斯科对各国共产党行动方针的失控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及东欧各党的反应 ,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的危机感 ,于是共产党情报局的诞生势在必行。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过程与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演变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是同步的 ,其最终结果导致了冷战的开始     

关于"陶德曼调停"研究的几点遗留问题

日本欲借在淞沪战役中的军事胜利,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劝降,但日方的谈判条件与中方谈判方案的精神不符,故遭到中方拒绝。随着布鲁塞尔会议失败,日军一路西进直指南京,欲图再度逼降。此时国民政府向美苏两国紧急求援无果。日方破译了中方对美求援的三封电报,知国民政府可能接受日方条件,遂一边加紧攻城一边提高了对华谈判价码。南京陷落后,日本对德隐瞒部分新谈判条件,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待援”政策,迫使日本向德国和盘托出全部新条件,但陶德曼大使未转告中方。日方误以为德方已经转告,此时,德国表示“御任”之意,日本遂决定终止“陶德曼调停”。     

试论1931-1945年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两重性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本宣告投降，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伟大斗争，当时与中国毗连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积极支持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同时，在支持中国抗日的旗号下它又从事一系列不利于中国抗日事业、损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其对华政策突出地表现为进步性与非进步性、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两重性，显得扑朔迷离。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国内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三种势力，苏联对这三方的政策反映了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     

戴季陶“日本非敌论”的真意

南京政府时期,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面临着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挑战以及来自东邻日本的侵略,“剿共”与“抗日”如何均衡进行成为国民政府的最大课题.对此两问题均有过深入研究的戴季陶,在极力抑制共产党发展的同时,亦参与了国民政府的对日决策,其日本观在现实政治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然而,在中日战争日益恶化,国共两党由对立转向合作,继而又走向殊死之争的过程中,戴季陶与日本保持何种关系?其日本观有何特征?此与其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何关系?理论根据源于何处?本稿欲就此进行探讨,期以探明戴季陶日本观的真正用意.     

民国中期(1931—1937)华北民众“闯关东”中断原因探析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 ,把东北变成了它独占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残酷统治和经济掠夺 ,对华北移民的限制政策以及日人向东北的移民狂潮 ,使近代以来华北人民的“闯关东”活动被迫中断。此后 ,这一活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轨道 ,不能自由发展 ,其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华北劳力的强制掠夺。     

封邮与通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两难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邮政仍屹立东北达十个月之久。受日伪胁迫,国民政府被迫封锁东北邮政,以孤立伪满。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东北封邮反而使日本“客邮”收入猛涨,中华邮政出现巨额亏损。在此困境中,国民政府迫于日方压力和民众需求,与日本签订通邮协议,商办的“汇通转递局”产生,封邮转化为通邮。封邮与通邮政策的实施,是国民政府受日军威胁而被迫做出的艰难应对,反映出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无奈与妥协。     

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劳工政策及其后果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沦陷时期对东北的劳力资源所实行的野蛮掠夺政策是伴随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部署和殖民统治的进展而变化的。在东北沦陷的初期、中期、后期 ,分别实行了限制华北劳工入境、积极诱骗华北劳工入境、“劳务新体制”即“国民皆劳”的劳工政策。劳工掠夺政策的实施给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日本的“华北产业开发计划”与华北沦陷区经济史之分期

日本的“华北产业开发计划”与华北沦陷区经济史之分期居之芬１９３７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８月华北沦陷期间的经济．实质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绝对统制和疯狂掠夺的殖民地经济。因此．其发展或演变所呈现的阶段性特点．也是由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政策与在此基础上所制定的...     

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

本文拟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和定位甲午战争。幕末思想家的主张及其初步勾画的日本对外战略,成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直接渊源。明治初期,日本对外取“远交近攻”之策,以“征韩论”与“征台论”表明了北进大陆与南进海洋的政策意图,其亚太政策初露锋芒。山县有朋首相的“利益线”主张及其在国会发表的演说,标志着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近代日本亚太政策,在甲午战争以前已基本形成。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初步实施该政策,取得了从北、南两个方面踏向亚洲大陆及南方海洋地区的基地,并打破了亚太地区旧有的“华夷秩序”,为其称霸亚太开辟了道路。甲午战后,日本进一步实施其亚太政策;日俄战争就是甲午战争的继续,战后日本在政略与战略方面的积极进取,则为其亚太政策的继续实施奠定了基础。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评析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如何评述这一条约,它对战后中国政局和中苏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一条约作一些评析,求教于学界同仁.一、中苏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翻板,是一个不平等条约1945年2月上旬,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就最后打败德国、战后欧洲的重建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在雅尔塔会议上,远东问题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当时苏联是掌握很大的主动权,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斯内尔所说:“1945年春夏各种道路都向斯大林开放着:他可以与日本打交道,以在满洲和朝鲜的让步作报酬;他可以仍旧在远东中立,直到美国遭到重大牺牲,然后以最大的力量进入太平洋战争.”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时就认为:“俄国在军事上能够击败日本和占领萨哈林、满洲、朝鲜和华北,在美国军队可能占领这些地区之前.”美国政府的决策者是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形势的,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取得苏联在政治上对     

论中俄远东地区的经济合作

一、中俄经济合作国际新环境随着苏联和华约的解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企图乘机而入，极力推行东扩战略，直接威胁到了俄罗斯的自身利益。尽管俄对北约东扩反应强烈，但因要求加入国态度积极，东扩已是大势所趋。苏联解体伊始，俄国的外交政策曾一度偏向西方。但由于西方援助迟缓，而且额度极其有限，代价高昂，加之北约东扩，俄罗斯逐渐对西方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从而与西方各国再难保持长久的温和关系。进入“冷和平”时期之后，俄开始放弃亲西方政策，并将其近期的外交调整为“全方位”态势，而且明确提出要改变以往仅重视西方的政策…     

战后“国统区”的社团管理与局限（1945-1949）——以武汉工会为个案的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日趋严厉的工会立法体现出“防共匪”的意图；明与暗双重控制的管理机构以及人事、经济与意识形态全面渗透的管理方式体现出工会管理中的“独裁”一面；从“强制”、“督导”到“劝导”的管理话语转变以及执政者维持公共利益与公平原则的部分努力体现出工会管理中的“现代”一面。1947年的两起“抗不入会”的案例既体现出地方政府对待同一事件的立场与应变措施相较其上级政府的灵活性与变通性，又揭示出战后尖锐的社会矛盾、紧张的政治局势等外在环境，客观上使国民政府的工会管理从追求有限的政治文明一步步退回强硬、专制的老路这一历史现实。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     

从中苏两个“友好条约”看苏联与中共的关系

20世纪中期,苏联政府分别和国民党政府、共产党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这两个条约反映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生了由冷漠到支持到结盟的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苏联对中共政策的实质都在于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