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探析

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的产生及法律实践有其深广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心理和政治基础.明初所谓"重典治国",其实就是重刑治国,其重点在于重典治"吏".然而,尽管明初朱元璋实行的"重典治吏"严酷无比,但在一个集权专制的社会里,人治大于法治,"重典治吏"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在客观上造成了有害的后果.它给人们的历史启示是要从根本上根除腐败的痼疾,就必须崇尚法治.     

论"万叶假名"、"吏读文"与汉字间的关系

日本的＂万叶假名＂与中国的汉字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日语。而韩国的＂吏读法＂类似于＂万叶假名＂,韩国的＂吏读文＂也是利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韩国语。韩国从公元前后开始学习汉语,用汉字记录了本民族的语言,韩国人采用了＂口诀式＂、＂书记体＂、＂吏读文＂等多种方式。日本人也效仿这种方式创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字。可见在日本的＂万叶假名＂的形成过程中,＂吏读文＂给予它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吏读文＂就很难想象＂万叶假名＂,同样没有汉字也很难想像＂吏读文＂和＂万叶假名＂。     

校管異义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法律政命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丁云吏当为使戴云说文吏治人者也。此吏当训为治。不必改字。按丁戴二说并非文意盖言法律政令者。乃官吏人民之规矩绳墨也。故下文云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又云臣吏久守则乱。谓臣吏不守法律政令则乱也。又云罪决于吏则治即谓臣吏依法律政令则治也。此吏字即臣吏之吏。不必改为使。亦不必训为治。九守第五个五     

从“道势”关系的演进谈先秦儒家之君臣论

＂道势＂关系即道统与政统、教与治、德与位以及吏与师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儒学的开创者,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势＂关系离合、消长的曲折情势下,如影随形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君臣论,为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建和完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是县、市委工作的重要一环

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是县、市委工作的重要一环郝忠礼近年来，按照省委、省政府作出的《关于从严治“吏”的意见》，我们中共临汾市委结合学习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认真落实、大胆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我们认为，要把从严治党、从严治“吏”落到实处，必须解决好三个...     

船山诗文赏析(二十二)

<正>原文: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出处:《读通鉴论》卷八,中华书局版。赏析:这是王夫之关于治吏宜严、养民宜宽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出了治吏和养民应有不同的伦理态度及其彼此并行不悖的治政理念。治吏必须从严,否则官吏就会恣意妄为,不仅损害百姓利益,而且动摇执政根基。所以,严格要求各级官吏,使其心中有江山社稷和国法百姓,勤政为民,清廉自律,这是政治伦理的内在要求。严以治吏不止是"责上官以严纠下吏之贪",更重要的是"严之于上官"。严格要求下级官吏,严惩下级官吏的     

中国古代绩效评估思想及启示

中国古代的绩效考核理论和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了明主治吏不治民,治吏之重在于考课,德礼为政教之本,察吏安民、视情办吏,民唯邦本、本固邦兴等方面.古代的绩效考核理论和思想固然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历史发展具有连续性,认真学习和借鉴绩效考核理论和思想对于今天的绩效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时期的“命罪”及其管理模式探析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中规定,鬼薪白粲罪以上逃亡的要“以其罪命之”,而耐隶臣妾罪以下就只是“论令出会之”。根据众多同类文献分析比较可知,“命”与“出会”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是地方官府针对轻重不同的罪犯逃亡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秦及西汉时期,针对重罪逃犯,治狱吏要缺席论定“命罪”,使之成为“命者”,官府再派吏求捕。出于行政成本考虑,官府不会拘系轻罪犯,只是责令他们“出会”,即在规定日期内前来接受处罚。走马楼西汉简狱案文书表明,犯有较重刑罪或造成官府财产损失的罪犯逃亡后,地方官府首先会派吏徒求捕30日,在求捕不得的情况下,治狱吏会对案件进行缺席审判,以加重论定“命罪”的方式阶段性结案。“命罪”之后,县廷治狱吏会制作“命者”的“命籍”,并汇总成《命簿》,以便尉史或亭长继续求捕。《命簿》需要在上计时向上级汇报,接受郡国考课。而东汉简牍材料显示,东汉中后期以降,官府对逃犯不再缺席论定“命罪”,而是继续派吏逐捕,显示出对罪犯逃亡的管理模式已发生了变化。     

试论中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任制度

古代中国的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家行政系统实施必要的制衡和监控，在保证国家机器持续正常和有效运作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监察效果的好坏，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监察任务的监察官员。韩非就曾指出：“明主治吏不治民””，其意无非是通过“治吏”去更好地“治民”。而监察官员就是为实现“治吏”的目的而设置的，实际上是一种“治官之官”。他们肩负着“彰善津恶”、“激浊扬清”、“纠劾官邪”、“肃整朝纲”、“绳瓶纠谬”、“匡辅人君”、“封驳冷谏”以及“荐举贤良”、“矫平冤狱”等重任。这种职责，…     

明初重典治吏及其启示

明初朱元璋以刑杀为威,重典治吏,虽然起到了暂时的积极效果,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明代贪官污吏仍层出不穷。本文主要论述了朱元璋重典治吏的背景、措施及其后果,并结合中国传统法文化对该现象加以分析,对我国现阶段的吏治提出一些尝试性看法。     

唐王朝"依法治吏"的经验与启示

本文从唐王朝如何完备与治吏相关的法律制度,如何发挥监察机构对官吏的监督作用等几个方面,概括并分析了唐王朝依法治吏的经验与教训,同时以古鉴今,对我国当前如何确保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进行了探讨.     

校管異义

问第二十四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吏恶何事。丁云。尹注云。不使谓不用其吏。疑本作不吏。谓不治史事也。士有田则已身为官吏。故问其不治吏事者几何人。并问其所治者何事也。恶卽何也。疑一本作恶。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

吏的解释就是官,《说文》"吏,治人者也",那怕最低层的吏本来也都不是役.中央和地方机构中有吏,军中也有吏,我们在史籍中经常见到"吏士"或"吏兵"联称.遏常即泛指将士.但是由于低层的吏例被长官驱使奔走,加以职务的繁重,某些劳役又加在他们头上,充吏就逐渐演变为一种吏役,有时还成为别于编户的特殊户口.这种情况大致始于汉末,成于魏晋,而南北朝时期最为显著.随着形势的发展,吏役的范围逐渐扩大.原先较     

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论“治吏”

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论“治吏”李淳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抓住党的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几个环节，下功夫解决“软、散、懒”问题和各种思想作风问题，对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胜利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     

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

宋代号称“吏人世界”或曰“公人世界”。在地方官府中 ,官少吏多 ,日常行政事务主要由广大吏人及公人承办。其中 ,地位较高的吏人主要承担处理各种公文账籍 ,督征赋税 ,承办狱讼等职事 ;地位较低的公人或役人主要承办催驱公事 ,传递文书 ,迎送搬担等役使 ,或负责维持治安 ,管理仓场库务收支等。地方吏人权势的增长 ,与地方政务管理的复杂化、官员无力治吏等有密切关系。     

刑罚的正当性——以保障人权为视角

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对刑法正当性的回答支配了近现代的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但是也不断地受到挑战。报应主义不能为罪刑相适应提供可以接受的标准,它是＂严打＂和重刑主义观念的始作俑者。功利主义不但经不起检验,也不能合理解释把个人作为实现社会利益的工具的道德质疑。二战以后人权理论的发展,为我们解释刑罚的正当性问题提供了视角和新的话语方式。     

唐王朝"依法治吏"的经验与启示

历朝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加强对官吏的管理与控制 ,其中 ,依法治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唐王朝 ,这个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繁荣昌盛巅峰的鼎盛王朝 ,在依法治吏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 ,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内容全面、结构严谨的治吏机制。一唐初 ,统治者为了实现社会安定 ,缓和阶级矛盾 ,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里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外 ,还特别注重加强封建法制的建设。唐代的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四种形式。律主要是刑事镇压的法律条文 ,其中也包括民法、行政法、婚姻家庭法和诉讼法的规范 ,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令是国家的组织制…     

明初严惩监察官职务犯罪立法之动因考察

治世重在治吏,在明初一系列重典治吏的立法当中,监察立法占了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为防止耳目之臣的沮坏,确保监察功效,明代统治者更为注重从规制监察官职务行为、严惩贪墨渎职等不法行为的角度考虑其对于吏治的贡献.这一立法重点的确立,既是出于对舒缓社会冲突的现实考量,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试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行刑社会化的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不仅对我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我国刑罚执行的完善也具有导向作用。文章认为,我国目前的刑罚执行属于重刑模式,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的旨趣要求。有必要完善我国的管制、假释、资格刑、社区矫正等制度,从而进一步推进行刑社会化变革,使刑罚执行变得更加人道。     

论"马行街无蚊"——从环境史角度的诠释

治经济吏的学者对"马行街无蚊"这则史料相当熟悉,学者们在研究、论述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时,经常引用此则史料.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这则史料的分析仅限于经济史、城市吏研究中,未免有所局限.其实,"马行街无蚊"这则史料还可以从环境史角度来思考、分析,它体现了古人的环境意识,而我们通过梳理中国古代的环境意识,正有助于更好地建构中国环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