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没落与启示

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研究受到军国主义的打压而陷入沉寂。战后,法社会学的辩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法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法律解释的讨论加快了研究步伐,而对现代法问题的讨论使其迈向学术巅峰。然而,暗含的缺陷和社会矛盾的缓解使其到达“学术山顶”后迅速滑落谷底,至今未见起色。通过对学术辩论的梳理,可以看出其学科没落的主要原因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对日本国情的理解有误。尽管结果令人唏嘘,但从中亦能得到些许对中国特色法学发展的启示：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应当密切关注时代提出的问题;第二,法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第三,法学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     

“传播”即“政治”——“政治传播”视角下的中国传播史研究框架

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大众传播史的梳理和研究,认为"传播即政治"的命题在中国大众传播史的视阈下显著呈现。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生态始终融合在政治生态中,各个时期的政治结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底层结构,其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一种反映。中国大众传播史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诠释着"民主""专制""新知""启蒙""解放""革命"等政治核心话语。具体表现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和演进是在"民主"和"专制"两种框架的碰撞下演绎叠进的;在社会制度交割的关键时期大众传播媒介总是扮演着"新知""启蒙"与"解放"的工具之角色;其在历史发展的多数时期作为"阶级斗争"工具而存在;目前正在经历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媒介革命"。     

陈寅恪与20世纪汉学

从年谱、日记和书信等材料,可以了解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与西方汉学界的交往情况,他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与把握情况以及他与一些西方汉学家之间的相互评价。整体而言,陈寅恪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西方汉学界对他的了解程度。毫无疑问,陈寅恪在长期留学西方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尽管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影响,陈寅恪在建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过程中却不拘泥于西方汉学思想的束缚,既以西方近现代学术为衡量标准,又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特殊性对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深远影响,其视野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升到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体系以求再现中国文化辉煌的高度。     

从史学到文字学:马叙伦早年学术兴趣转变的内在思路

马叙伦早年学术转向问题,前人了解较为表浅,因所涉背景复杂,研究相对薄弱。从表面上看,他的学术成果十分驳杂,而细别之,则有其前后兴趣转变的内在思路。从中可以看出其治学重点由史学、经学转向文字学的变化脉络;所受影响前期以陈黻宸为主,后期则以章太炎为主。这一转变反映了晚清中国学术发展转向的多面相与多样性。因此,尽管马叙伦的学术路径并非近代学术发展的主流,却从另一角度显示其具有相当重要的典型意义。     

从大众传播模式看新闻战线的“走转改”实践活动

2011年以来,全国新闻战线开展的“走转改”活动,深刻地影响并推动着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走转改”是中国新闻战线浪潮归真、正本清源的一场革命,对于继承光大新闻传统、保持正确方向、提升媒体公信力、树立新闻良好形象意义重大。大众传播中传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是受到潜在的受众所影响的,本文抓住大众传播的这一特质,从传播学中大众传播的四种基本模式对如何在新闻采编实践中全面理解、贯彻“走转改”,进行了积极地探讨。     

论大众传播

传播是指传递、输送、沟通、交流信息,亚历山大·戈德认为:传播是使一个人或数人所独有的信息,化为两个人或更多人共有的过程。卡尔·霍夫兰认为:传播是某个人(传递者)传递刺激(通常是语言的)以影响他人(接受者)行为的过程。传播包括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形式。大众传播是利用报纸、期刊、书籍等印刷传播媒介和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传播媒介而进行的,现代大众传播需要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工作人员,有较为完备的现代科学技术设备,有一定的专门机构向广泛的受众传递信息(包括消息、意见、观念、知识、资料、数据等)。 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始,随着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大众传播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大众传播学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其中对大众传播功能的分析与论述是一项重要研究内容。     

接续断裂·空前繁荣·追求深化——回眸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

中国新时期30年的学术发展轨迹表现为三个时段:从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大致看作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一个时段,中国学术发展在此前的"文革"期间实际已发生了断裂,所以这一时段学术发展的总体特点主要表现为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十分活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可以大致地看作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二个时段,这一时段的中国学术出现了全面繁荣和硕果累累的景象,这一时段的中国学术研究明显地表现出面向现实、面向时代、面向未来的突出特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可以看作是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的第三个时段,这一时段除继续具有第二时段的特点外,又具有了追求深化,追求厚重,反对浮华等新的重要特点。联系起来看,如果说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的关键词主要是"数量"、"繁荣"的话,那么第三时段的关键词可以说主要是"质量"、"深度"、"厚重"。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吗——再论西方“唱盛中国”

西方学界"唱盛中国"学派近年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其一,中国一直是个开放型的国家,而非长期封闭保守;其二,清朝是个文化多元的帝国,而非仅仅是满人汉化或满汉双元;其三,传统中国社会有许多理性进步因素,而非一贯愚昧落后。这批学者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和历史的延续性,从根源上说都是受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崛起这一事实的影响或受其鼓舞的学术产物。这种翻案的学术潮流反映了海外学者试图从历史根源上解读今日中国崛起的现实,其中是否矫枉过正,为新而新,尚有待于学者们的继续探讨、识别和求真。     

中国的大学需要什么样的目的?——基于克拉克教授《高等教育系统》的思考

伯顿·克拉克教授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关于大学目的的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仍具有批判价值与借鉴意义。结合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经验,从大学目的的“自然模糊性”与“追求真理”的关系、大学目的与大学组织的关系、大学目的与大学现实的关系解读大学目的,对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不无裨益。     

中国传播学研究学术旨趣与学术群 ——兼论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

中国传播学研究已经历了30年。前10年是对西方传播学的了解与引进，中间10年是对西方传播学的引进和吸收，近10年是在引进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关注本土传播学的理论建构与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中国传播学研究初步形成了四大学术群：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学术群、传播理论创新与新闻改革学术群、传媒运营与管理市场化学术群和传播学研究批判学术群。但总的来讲我国传播学研究水平仍然很低，尚未建构起健康而科学的学术环境；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功利主义和商业化严重，缺乏学术公信力；传播学本土研究才起步，仍处在用西方话语诠释中国的阶段。     

论新世纪初大众媒介中的传播习俗现象

传播习俗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具有基因性的意义。为了探讨中华传播习俗对新世纪大众传播的影响,采用学科的、定性的研究方法,认为对于大众传播活动而言,合理地利用传播习俗,是使得传播活动获得更好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因为如此,新世纪之初的大众传播表现出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中华传播习俗以强化传播效果,并且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实绩,当然在此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国内多模态翻译研究的可视化分析:现状、问题及建议

多模态翻译正逐渐成为翻译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相关文献,运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绘制国内多模态翻译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了解这一领域研究现状。经分析发现国内多模态翻译研究虽近些年发展迅猛,但因起步较晚,学界关注度仍显不足,研究较为零散,研究深度和广度也有待拓展,且研究视角单一,部分概念界定不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较为相似。具体体现在:发文规模不大,刊物层次普遍不高,缺乏长期关注该领域发展的专门性期刊和研究者;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翻译实践或翻译教学中的多模态特征及其作用分析,特别是采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探讨影视字幕翻译。针对这些问题,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旨在推动多模态翻译研究,更好地服务当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

本文较为全面、深入地考察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情况,总结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五个特点:领域不断扩大、密切关注现实问题、更加规范、与境外传播学界的交流和合作增多、更加深入。作者预测近年中国大陆传播学将出现新的研究高潮,并认为我国传播学研究只处于起步阶段,当前尤其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做好全国传播学研究的组织协调工作,二是增进对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新情况的了解和把握,三是大力加强实证研究。     

国际传播视野中的中国环境外交——以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为例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通过扩大多元化传播主体和运用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实现了国际传播的复合功能,不仅推动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也较好地向世界传播了中国的环境理念。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塑造一个总体上于我有利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国环境外交需要进一步重视建构官方环境传播网络、发挥环保NGO和公民个人的作用、提升大众媒体的报道质量,在国际传播方面主动作为,以推进中国环境外交事业深入发展。     

试论推广普通话的制约因素

推普工作中重语音轻词汇和语法的倾向是制约地方普通话向规范普通话靠拢的因素之一。同时,重书面语轻口语、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也是制约推普工作的因素。国家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以加强推普工作的成效。     

管理沟通理论发展阶段略述

根据对管理沟通学有重大促进的观点及理论的提出或书籍的出版为划分依据,将管理沟通学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发展期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同时,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管理沟通理论成果进行了概述性评价。     

对传播技术作用力的社会学认识

以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传播技术的发明与应用,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作用。从历史与现实来看, 传播技术不仅规约着新闻传播行为自身的走向, 对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社会变迁, 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文化传播研究中, 应为技术要素的社会作用力多一些“人文关怀”。对技术的态度, 一方面要警惕技术决定论, 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移用西方批判理论对技术片面指责。特别是在当今中国, 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 技术的“缺席”仍是困扰我们快速发展的“瓶颈”。科学态度     

审美乌托邦的迷思——后现代文化视阈下的否定性诗学

阿多诺的否定性美学,基于本质主义的传者本位观、精英主义的精神旨趣、以及纸质媒介文化的自我受限,认为文化产业作为观念形态的载体,缺乏反思性而与真正艺术价值无缘,而且受众面对大众媒介的宰制失去主体性。这一悲观论断与当下传媒文化的发展现状相悖,受到后现代文化学者的批评。只有超越历史、大众、道德与精英的二元对立,辩证地思考大众文化文本与主流观念形态之间的裂缝与抵触,才能更好地读解艺术传播的主体间性。     

新媒体视域下我国生态文明传播的嬗变与策略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密不可分,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石。当今世界,人类在利用和开发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经济利益和高速的物质发展,同时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被急速破坏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影响正逐渐扩大,娱乐至死的传播现状正减弱人们对生态危机的关注。新媒体环境下,生态文明传播是应对生态问题频发的重要途径之一。生态文明传播的新媒体化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在我国目前的生态文明传播中,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内容上都不能与我国生态环境需求相匹配。本文对比回顾了中西方生态文明传播的发展历程,以我国生态文明传播现状为研究对象,从时间、渠道、内容等多方面梳理了我国生态文明传播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创新变化与发展。新媒体助力我国生态文明传播呈现出新格局,但也存在专业人才更加流失、优秀内容更加缺失等老问题和传播手段陈旧等新问题。为了解决新媒体环境下存在的问题,需要媒体、政府、企业在科学的生态文明政策指导下,聚焦新媒体环境下的生态文明传播变化,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和潜能,建设全程、全息、全员和全效的“四全”生态传播体系,推动可持续绿色经济发展,深入思考生态文明传播的未来发展策略,为我国生态文明事业和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贡献。     

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与消费结构变动分析*——基于ELES模型

该文利用ELES模型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进行了动态研究,分析得出: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娱和居住的基本消费需求增长更明显;食品、家庭设备、居住和杂项的需求收入弹性呈现下降趋势;衣着、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娱的需求收入弹性呈现上升趋势。家庭设备、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娱的自价格弹性相对较大,但各项商品的自价格弹性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同时,需求收入弹性呈现下降趋势的商品,自价格弹性的下降趋势更为显著。各项消费品之间的互价格弹性总体较小,且基本表现为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