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年代背景之谜

今见本《金瓶梅》的故事编年,表面上用的是宋代政和纪年系统,同时又暗含着一个宋代宣和纪年系统,后者又影指明代的嘉靖纪年。《金瓶梅》早稿用的是宣和纪年系统,晚稿用的是政和纪年系统。由于作者未能最后统一修改定稿,因而这两种纪年系统都留存在今见本《金瓶梅》中。从《金瓶梅》文本的年代背景的矛盾状况中,可以鉴别出百回本《金瓶梅》,哪些部分是作者原稿,哪些部分是他人的补作、续作。如果所论不误,这对阅读和研究《金瓶梅》可能会有重要意义。     

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通考

中国历史纪年可由《史记.鲁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所见的鲁国纪年上溯到西周初年。推求西周王年,现存鲁国纪年仍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参照系统。以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贯通考证,可为西周史及鲁国史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具体而可信的年代框架。     

晋出公以下世系纪年考

晋国自出公以下,文献所见国君世系、纪年混乱不一,分歧巨大。■羌钟铭、清华简《系年》等新材料的出土提供了探讨此问题的新契机。司马迁在《晋世家》与《六国年表》中当利用了不同来源的史料。晋出公二十二年出奔,知伯强立所善哀公为晋君,是年为哀公元年。哀公二年,知氏被灭,三家更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年晋出公去世。魏史《纪年》、赵人所作《世本》皆不记哀公,直书继出公者为敬公,即不承认知伯强立晋君之合法性。如此,《史记》、古本《竹书纪年》所见众多分歧,可迎刃而解。晋出公至晋幽公之纪年,可由■羌钟铭考订,依上述考订国君世系,诸君纪年正与古本《竹书纪年》相吻合。幽公之后,孝（桓）公继立,孝公二十年被韩、赵迁于屯留,孝公三十年更迁于端氏,在位共32年。继孝公而立者为静（悼）公。静公八年,赵夺端氏,静公寄居韩之屯留,为韩不容被弑,是年为公元前349年,晋绝不祀。     

论今本《诗经》依鲁国所存之《诗》为底本编纂而成

《诗》是周代的一部乐歌集,也是时人的重要学习教材。考诸先秦典籍可知,当时很多诸侯国有《诗》本流传,然因竹简易失,乐官散亡,春秋中期以后各国原本内容相同的《诗》本,出现了差异。那么,今本《诗经》即《毛诗》依据哪国所存之《诗》编纂而成的呢?文章通过相关材料的分析比对,认为它所依据底本应是鲁国所存之《诗》。     

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

今本《竹书纪年》的原本出于唐代,是开元间整理国家藏书时,由当时所保存的古本《竹书纪年》不完本及历来所积存的一些附录性注释资料,统加整理、改编和增补而纂辑成书的。其年历主要依据僧一行的《大衍历》推排确定,并加入了干支纪年。此即《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竹书纪年》14卷本,而全书实未有定稿。宋代尚存此本,南宋乾道间编制的《中兴馆阁书目》著录为《竹书》,而已复有残缺。驯至明代,整理者合并其卷次,又将原本的附录材料散入本文之下,遂成今本《竹书纪年》2卷。今本的史料多有增改,年代亦多有错误,但它的大部分内容条目还是承古本《纪年》而来的,且并未完全突破古本原载的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因此在古史研究和上古年代学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吐蕃大事纪年——首部藏史文献译注》简介

《吐蕃大事纪年——首部藏史文献译注》为道特森(Brandon B.Dotson)所译注,是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该书是作者对敦煌古藏文文献《吐蕃大事纪年》进行转写注释的一部学术专著,书中引用大量图样注释,详细考证出西藏一些古地名.本文简要介绍该书的基本内容,并列出汉译目录.     

《辛亥革命后的黄帝纪元》指误

张闻玉教授在《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发表的《辛亥革命后的黄帝纪元》一文,介绍了清末黄帝纪元的几种不同说法,并着重考订了黄帝纪年的始年。然而张文的论述似乎与主题脱节,且在黄帝纪年的基本概念等问题上错谬多多,故不可不辨。     

《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书说

《今本竹书纪年》由于行世较晚，研究者多以其书为伪，以至后人几乎弃而不用，至为可惜！本文认为，《今本竹书纪年》绝非王国维等人所说“杂陈”各书，其材料即使不是直接采自汲冢原简，也会取自散佚之前的古本《纪年》。《今本竹书纪年》的出现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西晋的和峤在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之外，根据汲冢的《纪年》原简另行写定，后由人进行了整理；二是有人鉴于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存在一些问题，便据而重新改编。总之，《今本竹书纪年》与一般所谓的伪书有根本不同，它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殷周两代的文化传承与 《商颂》 的流传

《商颂》 见存于 《诗经》, 有其历史渊源. 商周之际, 殷商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渊源. 西周以后, 它演化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商颂》 进入鲁国是华夏诸国文化交流的结果.它保存在今本 《诗经》 中当与孔子有关. 《商颂》 流传过程所表现出的殷周文化融合的纵向与横向作用,在华夏民族文化的形成历史上颇为典型, 是一极具理论意义的文化个案.     

《文子》考

《文子》问题很复杂,竹简《文子》的出土并没有使问题简单化。前贤于此问题所论已多,但大体仍旧是疑信参半,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本文考证了文子其人、今本《文子》真伪、简本《文子》的年代以及今本《文子》与简本《文子》的关系等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今本《文子》可以作为研究文子思想主要依据的观点。     

辛亥革命后的黄帝纪元

辛亥革命成功后决定改用黄帝纪元。至民国初期的黄帝纪 元主要有四种版本：《民报》的公元前2698年；江苏史学家的公元1911年为黄帝4402年说； 《黄帝魂》定民元为黄帝4622年；唐代张守节的前2510年。探讨黄帝纪年应以西周纪年为起 点。文献记载的西周年代计336年，武王克商在前1106年。前推商代积年629年，夏代积年47 1年，夏代纪年起于前2206年。前推五帝积年计400年。黄帝纪年始于前2606年。故黄帝纪年 始于公元前2600年，断不致误。     

先秦《老子》文本的演变——由《韩非子》等战国著作中的《老子》引文来考察

郭店楚简《老子》文本包含有今本《老子》共三十一章的内容,《庄子》一书涉及今本《老子》共十六章的内容,《韩非子》一书引用了今本《老子》共二十五章的内容,再加上《吕氏春秋》《荀子》《战国策》等著作对《老子》的引文,说明今本《老子》一书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至少已具有了其中六十四章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在这六十四章中,只有三十八章是完整或基本完整的《老子》某章内容,且它们全都出于郭店楚简《老子》和《韩非子》引《老子》,其他先秦诸书所引《老子》则属只言片语或概述大意。这又说明,到《韩非子》成书时为止,《老子》一书实际只有三十八章完全具有了今本《老子》的文本形态。今本《老子》的最后定型,应该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统一思想由丞相李斯主持完成的。     

历代学者关于《齐论语》的探讨

历史上所谓的《齐论》有战国《齐论》与汉代《齐论》之分 ,二者性质不同 ,在今本《论语》中都有所反映。历代学者对汉代《齐论》的性质、散佚篇章的去向、在今本《论语》中的保留 ,以及战国《齐论》对今本《论语》的影响等 ,都做过广泛的探讨与研究 ,但迄今为止 ,《齐论》的真相依然是难解之谜     

《费誓》时地管见

《费誓》为《尚书·周书》中的一篇,《书序》及《史记》都称该篇为鲁侯伯禽所作,但后人有不少对此疑而不信,今人则因春秋时期的鲁僖公曾与淮夷争斗,以为《费誓》作于此时。其实,鲁国与淮夷之间的冲突是长期的,周初尤烈,周成王十三年,周公去世不久,鲁侯伯禽曾经会王师“伐戎”,《费誓》可能即作于此时。至于费地所在,后世学者由于不明今山东鱼台境内古费地的存在,遂多误指其为后来鲁国季氏费邑之“费”。实际上,伯禽之时,鲁国势力未至此。《费誓》之“费”应指古费国之“费”,在当今鱼台境内。     

《世说》刘注引《庄子》考

《世说》刘注共引《庄子》13处,其中11处见于今本《庄子》且与今本《庄子》在文字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另外2处不见于今本《庄子》。刘注作注使用的《庄子》有郭象注本、司马彪注本和郭象、向秀共同注本。刘注所引《庄子》对今本《庄子》中某些文献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帮助,刘注也保存了两条《庄子》佚文。另外,对刘注引文的改动应该辩证分析。     

《世说》刘注引《韩诗外传》考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计引有2次《韩诗外传》,与今本《韩诗外传》相较,刘注引用之时均多少进行了一定的改动,其改动的理据大致有三。除了改动,刘注所引《韩诗外传》也保存了今本《韩诗外传》所无的一些本来面貌。     

《道德经》的作者是老聃而非太史儋

简本《老子》的出土为解决《道德经》的作者问题提供了更为可靠而直接的史料。简本《老子》只有今本的五分之二 ,结合先秦两汉典籍 ,可以确证今本有而简本没有的内容在春秋末期就已存在 ,是老聃所说 ,这说明 ,简本是今本的摘抄本 ,《道德经》的作者是老聃     

让纪元再现中国元素——关于恢复年号的倡议

本文分析了西元纪年的局限性和在我国的不适用性,从提高华夏民族凝聚力、增进海外华人归属感、丰富世界纪年文化多样性、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论述了恢复传统纪年的必要性。作者提出：一方面,多数传统纪年方法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对年号纪年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文章认为,年号纪年符合中国老百姓期待吉祥如意的传统习俗,有利于传承中国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恢复年号纪年,要继承重视纪年的思想文化传统,要舆论先行。宪法则为恢复年号纪年留出了操作空间。     

帛《易》源流蠡测

今本《周易》为王弼所传东汉费直古文易本,考之竹简本,今本与竹本大体相似,证明了今本确为古文《易》本无疑。而帛本《周易》应为汉初田何所传今文《易》本。理由有二:一,从时间上说,帛本经传的抄写时间应在文帝或文帝之前,基本可界定在高祖至吕后执政的二十余年间,这符合汉初传《易》“本于田何一家”的史书记载。二,从学术归属上看,帛《易》以“乖”代“睽”、以“礼”代“履”作卦名,显然受到《序卦》“睽者,乖也”、“履者,礼也”的影响,此与汉初田何一系“训诂举大谊”的学风也很相似。田何所传今文《易》本,包括“今义”和“古义”两方面,“今义”指以“德行”“仁义”谈《易》的内容,“古义”指以占筮及阴阳灾变谈《易》的内容。帛书经文卦序与京房《易》八宫卦序的密切关系,及帛本《易传》中大量孔子论阴阳五行、占筮梦兆的语句,都反映了马王堆帛本《易》可能为史籍所载田何弟子周王孙所持“古义”的传抄本。     

海外汉学成果译介与学术批评机制的建构——由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的译介及其内容误谬说起

日本学者平势隆郎所著《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一书,随着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的编译出版而在中国学界广为流传。该书在基本史实上存在着诸多讹舛,学术观念颇多谬误,例如判断《春秋》一书修成于战国时代,是田齐政权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纂修,而《左传》是韩国为反击齐国而作等,荒唐离奇,了无实据。这些谬误源于作者对中国先秦君主纪年体系和演变的偏执认识,表现于作者的《新编史记东周纪年》一书。海外汉学成果的译介对中国学术界非常必要和重要,但引介的同时还应有相应的批评跟进,一方面通过正常健全的学术批评增进对相关成果的关注和理解,另一方面通过批评及时指出其中一些明显谬误,防止对中国学界尤其是初学者的误导和淆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