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集中摹写了魏晋士人这一鲜活的群体。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士人所推崇和实践的理想人格,呈现出了迥异于两汉的独特风貌。魏晋士人超越世俗、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折射出魏晋时代儒家价值观的式微和道家价值观的兴盛。魏晋时代的人格之美,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诗意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关的丰碑。     

论魏晋士人的人格构建——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人格构建特点。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士人生命危浅,朝不保夕,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已无法适社会现状。为适应历史要求与社会现实,魏晋士人从儒家关注个人的社会价值转向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们自觉从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他人(社会)及自我的关系——来构建与完善自己的人格。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自然本真 适意人生——论林逋隐逸诗词中的适意与真情

林逋是北宋初年著名的隐士,他的隐逸诗词清逸出尘,既是诗人自身高洁品质的写照,也是他淡雅超脱、率性自然的个性之体现。从林逋的隐逸诗词中,我们可以更好地领悟其淡雅适意的人生观和自然率直的真挚情感。     

论魏晋士人的朝隐观

出处问题是中国古代士人必然面临的问题,按照儒家的看法,士人面前通常只有两条路,或者为人臣,或者为处士。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玄学的盛行,士人在隐与仕之间徘徊去就,其中许多人选择了一条非隐非仕的中间道路,这就是具有魏晋特色的“朝隐”。     

对魏晋士人同一性危机的探源与思考——兼评郭世轩先生的《魏晋艺术精神研究》

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一个世代问题。研究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不仅要着眼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也要探源逐流,研究两汉时期的历史状况。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两汉时期,尤其是儒学取得至尊地位以后,士人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志行高洁,少有违礼纵情的。但由于两汉政治局势的混乱,儒学一度低迷,士人的思想极端混乱,这为魏晋士人的自我认同埋下了祸根。同时,由于魏晋的政局更加无序,尤其是统治者对名教的破坏,使得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更加突出。     

论魏晋士人狂放之因

魏晋士人狂放不羁，其原因主要有四：政治局势的动荡、多元文化的碰撞、庄园经济的发展和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     

魏晋士人的身体美学与隐喻

魏晋士人对身体美的追求,表现在崇尚美好姿容与裸体行为两个方面。这一方面是对自我生命的积极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了上古“羊大为美”的传统,直接以生理快感作为评判美与丑的标准,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而言,魏晋士人的身体展现又是当时复杂动荡的社会时局的表征,作为一个隐喻,他们身体美追求的背后隐现着当时社会的种种情态与意识。     

魏晋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

在魏晋之际政治大变动时期,士人面临重要政治选择,或仕、或隐、或走、或反。出仕者有裴秀、贾充等,前者"步步高升"而无明显劣迹,后者曾在任要职期间鼓动弑君。至于阮籍,沉湎酒中而能不失风骨,可看作隐于朝中者。嵇康求隐但未彻底远离政治,后因故被杀;而孙登则为真正的隐士,并由此得以保全。夏侯霸从魏国出走投奔蜀汉,不仅保其身还出任显职。李丰计划在洛阳发动政变以反司马氏,但图谋失败;钟会在益州起兵反司马氏,随即败没。魏晋之际士人在政治上究竟做何种选择,与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包括政治立场、志向、个性等有关,也与其对个人利害关系的认识或对局势的评估有关。     

魏晋玄学对中国文人气质的影响

中国文人的气质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在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其中魏晋玄学对塑造中国文人的气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影响了文人的思维方式,锻炼了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养成了他们重思辨、喜玄理、好究天人之际的习惯;二,启迪文人士大夫脱离烦琐压抑的现实世界,去寻求一种诗意的人生;三,为士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出处问题的中庸之道,使他们在出处间自由游走;四,培养了文人的山水隐逸情怀,为中国文人钟情山水诗、山水画找到了理论源头。     

我国转型期道德失范的非理性因素分析

非理性因素可以外化为人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道德选择.而转型期人们道德情感的冷漠、道德意志的弱化、道德信念的迷失、传统道德习俗的影响,使非理性因素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导致道德失范现象的大量发生.为此,有必要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坚定人们的道德信念、扬弃传统的道德习俗.     

新时期大学生道德素养的研究

本文结合相应问卷调查,总结新时期条件下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现状及特点,并做出了原因分析,从而提出了高校教育工作者应对新情况的对策和建议。     

巫：天使在人间——关于先秦诸子的发生学思考

巫是古代最古老的文化传播者,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开始就占据人类社会的中心地位,在人类开始思考的时候,便走在别人的前面,走上历史的舞台,并引导人们去思考。他们是最早的哲学家,是“人类的父母官”。他们必然成为最初的权力中心和文化知识母体。中国古代所谓“王官之学”就出自于他们的思考成果。随着世俗权力逐渐向王权集中,原来巫手中的权力逐渐被剥离,原来与王保持紧密联系的巫逐渐与世俗权力隔开了一定的距离,变成王官之外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技术工作者。因此从发生学角度看,“先秦诸子出于王官”说毋宁说是出于巫术,王官之学是巫术文化的高级阶段。     

新时期道德人格培育的思考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需要与之相契合的道德机制加以维护,道德建设的落足点在于塑造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人格,道德建设的目的是促使人们认识自身道德在建构社会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健全的道德人格对提高社会效率,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谈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

从新形势下高校德育工作现状,简述了德育工作的首要地位,同时提出了改进德育工作的六条措施。     

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中的立法问题探索

农业和农村立法中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并严重制约着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为此,应积极研究和探索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中的立法问题。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中的立法应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安全立法、农产品市场流通立法、农业投资立法、土地利用和保护立法、农业支持和保护立法以及农业保险立法等方面。     

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

从问题意识转换的视点可将战后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对"耻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式评价、问题的解构与重构、对《菊与刀》的多元文化分析。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思路的分析,可探究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及其内涵。     

社会转型期道德荣誉的异化、迷失与重塑

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道德的非功利性,道德荣誉产生了严重的异化倾向,主要表现为道德荣誉的虚假集体化和目的化。改革开放后,中心价值理念的缺失造成了人们道德荣誉的迷失,体现在道德荣誉的畸形化和虚无化两个方面。因而,实现道德荣誉与功利价值的统一,为道德荣誉的给予建立起体制上的保障,认真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都对道德荣誉的重塑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高校德育发展的新趋向及启示

回归德育在教育领域应有的角色和地位,已成为当今国外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国外高校德育发展的新趋向是:理念上注重个体价值的同时强化社会价值,方法上由单项传递向综合化发展,形式上由传统单一性向现代多样化转变以及体系上趋于系统化与科学化.我们应洞察这一走向,反思我国高校德育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从而寻找发展与创新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