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后考述

清初对台湾统一问题的重视,使清王朝对海神妈祖赋予了极大关注与推崇,并于康熙十九年敕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正式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后,更随着对台统治、琉球外交与漕运等国家大事对天妃神灵的依赖,清廷对她一再加封,并多次御赐匾额。雍正十一年后,天后还纳入各省沿江河地方祀典,享春秋二祭。嘉庆二十二年在都城建成国家性质庙宇,由中央朝廷派遣圆明园官员定期祭祀。祭祀规格上,取少牢之祭,行“三跪九叩”礼,配有简单乐舞。有清一代,共加封妈祖十五六次之多,封号多达62字,这对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的民间神来说,是极大的褒宠。     

谶纬神话与东汉国家祭祀体系的构建

谶纬神学与今文经学尤其是齐地方士化儒生关系很深。谶纬神化刘姓皇权,奉孔子为宗教主,将儒学发展为儒教,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而成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光武帝刘秀进一步使儒教国教化,对东汉郊庙祭祀体系（本文称为国家祭祀）包括封禅、明堂、南北郊、社稷等的建立具有直接影响,封建时代的国家祭祀因此制度化和体系化,郊祀祭天成为证明帝王即位之合法性、正统性和神圣性必须举行的仪式。谶纬神学对东汉及以后国家祭祀的确立意义重大。     

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寓意

明代国家祭祀对象的构成及其变化表明,该体系具有宗教、文化、政治、社会等多重寓意。其核心是展现一种以天权为核心的天、神、君、民秩序观,因而是明代中国政治文化精神的投影。它对于明代的统治者说来,体现着与传统密切相关的文化定位、世界秩序规范和自我定义,同时也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观念基础。从宗教和文化成分角度分析,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是综合性的,但又是以儒家传统为根基的。永乐以后的变动,主要在于与道教、佛教和民间杂神崇拜之间界限的模糊化。这些变化与明朝政治文化精神趋于混沌状态有内在的关联。     

西汉国家祭祀中的方士

方士在西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西汉国家祭祀的建设和改革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西汉中后期,方士在国家祭祀中经历了两起三落,这时的方士属于祭祀中的旧势力,是不利于儒家祭祀礼仪发展的。王莽依据儒家经典《周礼》建立"元始仪",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祭祀格局,从此方士彻底退出了国家祭祀的历史舞台。但其思想仍影响后世,刘秀在建立东汉之时就利用了方术中的谶纬之术,更甚于在临死之前使得谶纬之术法定化。     

元代天妃崇拜的三个问题新探

从中国古代海神崇拜的历程来看,虽然“天妃”名号、海神崇拜由来已久,但“天妃”与海神产生联系,是从宋元时期对林氏女的册封开始的,而且由于元代的极力崇拜,使曾经作为众多人格化海神之一的“天妃”成为海神的代名词。宋代作为无所不保的“万能神”化身的天妃,在元代的主要职能是海运的保护神,但是她也兼具祈雨、息盗、平息海潮等其他职能。天妃在元代被视为最主要的海运保护神,但并非唯一的海运保护神,还有其他的因护佑海运的海神受到元政府的册封、祭祀,如水仙神和一直以来由政府册封、祭祀的“四海神”。     

天妃与湘妃传说主题类型比较研究

天妃(妈祖)与湘妃传说内容丰富多彩,二者都有生前灵异主题、显灵主题、爱情主题等相同主题类型的传说,但由于受各自地域文化及时代背景的影响较大,其文化内涵相差迥异.妈祖传说反映了宋代福建地区巫风浓厚,广大苦难民众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湘妃传说则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忠贞仁孝的道德期许,湘妃的爱情悲剧成为历代涉足湖湘文人抒写个人悲愁的最好载体,湘妃也成为表现湖湘民众审美趣味、人格理想的文化符号.     

甘泉与西汉中期的国家祭祀

甘泉是西汉的北部军事要塞,也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北部边界。武帝元狩四年是西汉甘泉由军事战略要地转为国家祭祀中心的分水岭。泰畤的建立是甘泉中心地位确立的标志,但甘泉取代雍地成为郊天之所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武帝在甘泉设置九天巫与其对它方神祇的新奇和对匈奴的政治笼络有关。西汉前中期的国家祭祀较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以皇帝个人信仰为旨归,因而不论是雍地郊祀"五帝",还是甘泉郊祀"太一",其实质都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点在成帝、王莽时的郊祀改革中才得到改变。     

关于建立国家祭祀制度的刍议

在每种文化系统中,都必然有若干标志性对象作为其象征和代表,国家祭祀就是对这些对象的推崇强化。建立我国当代国家祭祀制度是新型民族文化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迫切需要,是凝聚海内外华人、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迫切需要,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迫切需要,是引导、规范民间、地方祭祀的迫切需要。所谓国家祭祀,是由中央政府主持、组织、操控的,以祭祀民族文化的象征性、代表性对象为内容的,以尊崇、弘扬民族文化核心内容、价值为目的、宗旨的大型文化活动。当代国家祭祀的祭祀目的应该是一是尊崇,即对自然规律、人类正义、社会法则的尊崇敬畏,对民族始祖、民族文化、民族英杰的尊崇敬仰,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承传弘扬;二是纪念,即对民族始祖的代表,对民族文化、教育的代表,对民族英杰的追怀纪念;三首祈福,即对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愿望的表达。当代国家祭祀制度应该由天地祭祀、黄帝祭祀、孔子祭祀、英杰祭祀构成,可分为大祭、小祭、岁祭、参拜四种祭式。     

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

在汉唐时期的国家祭祀中,海神作为山川神癨的一员而得受祭祀,居于五岳、四镇之后,与四渎等同或略高。海神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郊祀配祭,即在天子亲祭或拟设天子亲祭的郊祀中配祭海神;二是海祠祭祀,即由天子委托官员前往海神祠进行祭祀。国家祭祀的四海神,是根据人们对于"天下"的构想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海神,并非民众信仰的、来自具体海洋的海神。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与滨海人群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基本上属于两个互不相涉、相对独立的系统。     

忠正堂《天妃娘妈传》成书时间考

《天妃娘妈传》是明末江西文人吴还初编纂的一部水神题材神魔小说,现仅有忠正堂刊孤本存世。关于这部小说的具体成书时间,学界至今未有定论。文章从其具体成书过程、刊刻时间,以及与其同一历史时期出版的《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三教搜神大全》等小说文本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并最终确定该书的成书时间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到三十六(1608)年之间。     

略论中国祭祀礼仪中的宗教精神

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仪内涵具有独特的宗教精神,在当代,需要认真思考以清明节为标志的中国祭祀礼仪中的宗教精神和传统的积极意义与价值。因此,不应淡化中国传统的清明节而是应该强化这个节日,以中华民族独特的宗教精神来涵养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品行。     

从国家祭祀场所到公共活动空间——关于活化北京七个祭坛公园的思考与建议

明清时期兴建于北京内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先农坛、先蚕坛等祭坛,本是国家祭祀场所,进入民国以后,均被辟为公园,成为公共活动空间.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之后发生的根本性变革.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仪式活动和仪式表演活动重新出现在祭坛公园中,这是对祭坛公园的活化,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为了更好地促进祭坛公园在传统礼仪文化传播和当前礼仪重建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有必要厘清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如下对策加以解决:一是加强礼仪文化研究,汲取他国在活化礼仪空间方面的经验;二是活化祭坛公园,不仅要有仿古的仪式表演,还要有真正的仪式;三是区别对待仪式和仪式表演,并将仪式和仪式表演的进行与社区建设结合起来;四是采取整体眼光,强化延续祭祀传统的意识和实践.     

国家祭祀、地方统治与其推动者:论元代岳镇海渎祭祀

蒙元时代,岳镇海渎祭祀是较早被施行的汉地国家祭祀。岳镇海渎祭祀的一些固有特点,为朝廷统御地方、宣扬统治秩序提供了便利,因而岳镇海渎成为了蒙古朝廷统治汉地的一条纽带。在岳镇海渎祭祀的施行过程中,在朝廷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上,道士与儒士发挥着推动作用。     

后稷与先农：秦汉时期国家祭典中的农神内涵及其历史变迁

后稷与先农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神,国家祭典中的农神转变发生在秦汉时期。先秦时期以“后稷”为农神,象征周人的文化远祖,是早期自然崇拜向祖先崇拜转化的结果,目的在于宣示周族王权的正统地位。“先农”本为战国时期的民间农神,为因应“大一统”宗教秩序的诉求,“先农”逐渐与神农、炎帝等古史传说相结合,经过“阴阳五行”“五德终始”等思想的改造,其地位不断上升,最终成为“大一统”帝制时代国家祀典的农神代表。     

再论土家族祭祀仪式中的体育文化载体“舍巴”

“舍巴”类舞蹈作为人类的健身运动项目历史悠久,在土家族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中,“舍巴”以其特有的身体运动,将土家族的宗教、历史、生产、生活等文化信息予以了充分的展示;还以其特有的肢体语言为载体,把土家族的社会文化价值,如体育、经济、社会等价值表现得淋漓尽致。     

试论祭礼与《诗经》中的祭祀诗

在古代政治活动中,祭祀成为无与伦比的重大事件。祭天之礼是王朝大典,一直受宗周统治者的重视,祭祀作为古礼的最重要的来源,从根本上奠定了我们处理天人、人人关系的基本观念然和思想。进而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人际交往原则。祭祀诗的出现与宗教观念和祭祀制度密不可分,祭祀诗是人类文化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祭祀诗的具体内容和在当时的特殊地位完全是由宗教观念的特点和祭祀活动的地位所决定。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祭祀诗都包括在《诗经》中,可以从祭礼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祭礼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来研究这部分诗歌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价值。     

国家在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

本文突破国家理论在政治学范畴中的探讨,在更广的意义上对国家这一现象进行分析。主要通过对国家职能的演进与经济法的关系,以及“国家经济人”与秩序假定的探讨,重在研究国家在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东海神的崇拜与祭祀

黄淮海平原是先民们最早的活动地区之一,先民们很早就萌发了对其东部辽阔大海的崇拜,出现了对东海神的祭祀.从东海到东海神的形成,从东海神纳入国家祀典的岳镇海渎到历代统治者的祀典礼制不断完善,东海神的封号与神祠位置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宋代东海神崇拜与祭祀日隆,就与庇佑社稷和护卫海上交通有关.东海神崇拜与祭祀的变迁可谓是国家祀典岳镇海渎变迁的一个缩影.     

中国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研究型大学因其丰富的资源条件和所处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目前中国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还存在不足,对此提出中国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急需完善的几个方面:一是明确研究型大学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二是研究型大学应承担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责任;三是研究型大学要加强原创性基础性研究。     

“八神”祭祀的国家宗教中心及民间承续

以"用事延年"为主旨的齐地"八神"祭祀与方仙信仰紧密联系,具有浓重的民间性、地域性特点。秦及西汉时期方仙思想兴盛,"八神"祭祀逐渐发展为国家宗教祭祀的中心。东汉以后,随着儒教地位的逐步提高和佛教的渐趋传入,方仙信仰日渐衰落,"八神"祭祀逐渐远离历史舞台。但依然有民间祭祀的承续,孔望山杯盘刻石即是其祭祀遗迹的历史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