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

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的关系,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在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本文以2001~200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及治理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当前国有上市公司的低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了过度投资的假说,并且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会制约国企的过度投资行为。     

现金股利与公司治理的契合——基于代理理论

本文基于代理理论,研究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在根本上是对代理问题的治理,是对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现金股利能够缓解股东与经营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代理冲突,发挥公司治理效应.     

从绩效薪酬角度研究在职消费

薪酬契约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职消费作为薪酬契约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误解,本文在阐明在职消费研究意义的基础上,从在职消费成因、影响因素及规范措施三方面进行分析,对研究企业薪酬激励与制度约束的制衡、企业绩效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基于所有制和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

自由现金流量是企业高管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越多,企业高管越有可能出现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过度在职消费,从而最终导致企业绩效下降。本文选取2006-2010年沪市上市A股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和在职消费程度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不同的所有制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对自由现金流和在职消费之间关系的影响。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约束代理人行为提供政策建议。     

管理层能力、权力与在职消费研究

近年来,媒体披露的上市公司天价业务招待费现象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以2010-2012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理层能力、管理层权力对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能力与在职消费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能力较强的经理人较少地通过在职消费来攫取私人利益;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获取的在职消费水平越高,表明随着权力的增长,管理层有动机通过在职消费攫取私人利益;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能力较强的管理层更能约束其凭借权力增加在职消费的行为。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发挥内部代理人市场竞争和外部职业经理人市场竞争的甄别作用,以及新闻媒体的外部监督作用,有助于约束管理层滥用在职消费的行为。     

国有企业管理层在职消费的估计模型及实证检验

本文在明确定义在职消费经济性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关在职消费的经验估计模型。借助于这一经验模型,本文对国有企业在职消费的相对水平做出估计,并以此为基础对国有企业在职消费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对如何治理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提出具体建议。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A股2005~2011年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的关系。突破目前流行的"显性—隐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本文探讨在"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双重隐性激励范式情境下,国企高管如何对两种激励做出权衡和抉择。本研究发现,这两种激励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替代效应,即政治晋升可能性越高的CEO,其在职消费行为存在收敛现象。进一步探究影响机制,我们发现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路径有两个: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一方面直接抑制在职消费,另一方面它激励更高的"公司绩效",相应地会提升在职消费。综合来看,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大于提升效应。     

管理层权力、在职消费与产权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国外近年大量研究表明,薪酬激励并不必然解决代理问题,薪酬的制定与执行机制可能使其成为代理问题的一部分。具体而言,管理层可能利用其权力影响甚至自定薪酬,从而寻租最终降低了薪酬的激励效用,中国的制度背景也为上述现象提供了可能。本文利用2001-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于作为隐性薪酬的在职消费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兼任、股权分散和高管长期在位视角构建了管理层权力的综合计量指标,研究中运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广义矩估计方法,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是影响薪酬激励及其绩效的重要因素,我国要重视管理层权力及其引起的过度职务消费的治理问题,民营控股企业的内部权力治理不容忽视。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现状、影响因素及建议

本文将通过描述和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现状,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简要展述影响股利政策的因素,并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不足之处提出自己建议。     

现金股利政策与中小投资者保护研究综述

关于现金股利政策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研究,国内外学者至今尚未形成定论.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与评述,并以我国股权分置改革进入全流通时代为背景,为现金股利政策与中小投资者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基于佛山照明的案例研究

本文从佛山照明的高额现金股利入手,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对我国资本市场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高额现金股利并没有提高公司的价值,主要原因在于现金股利可能是大股东转移资金的工具,并没有反映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与愿望。本案例研究的发现可以帮助未来的大样本实证研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重新思考我国现金股利问题。     

职业生涯关注激励与高管在职消费的替代关系研究

职业生涯关注与在职消费同属企业高管隐性激励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两者不仅存在潜在的替代关系,也可能受到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的影响。在激励机制的理论框架下,选取2005年至2013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作为样本,以企业产权性质和所在省份的政府行为规范化指数等量化指标作为调节性因素,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按同年度、同行业的在职消费四分位水平进行组别划分,构建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以验证假设,并从测度方式和替代性情景两个角度实施测试,以保证研究结论稳健成立。研究结果表明,基于职业生涯关注的隐性激励减弱时,上市企业高管会寻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在具备国有产权性质和身处政府行为规范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上市企业中,职业生涯关注激励与在职消费的替代关系更加突出。研究结论对深入认识代理问题、优化激励契约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和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综述

公司治理和股利政策都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最近很多研究关注公司治理在股利政策选择上的重要性。以代理理论为基础,关于公司治理对股利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说:结果假说和替代假说。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通过公司治理指数和四个子类别评分(董事会组成,股权和补偿,股东权利、信息披露政策)来评估。通过对公司治理和股利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的系统回顾,提出了现有文献的不足之处,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依据。     

民营企业治理转型、政治联系与公司业绩

基于系统理论,从治理结构视角构建以实际控制人、董事长、CEO、监事会主席为核心的政治联系指数,以2003年～2007年持续经营的234家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治理转型视角下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程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总样本而言,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指数逐年降低,验证了治理转型的观点;公司规模越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政治联系程度越强,政治联系指数与资本负债率、长期负债率正相关;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政治联系指数越高其财务业绩、市场业绩、资产周转率越差,高政治联系公司的政治联系指数与长期投资比率正相关.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既有优惠的融资收益,又面临公司业绩下降的风险,在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业绩双重影响的背景下,建议民营企业实现政治联系合规,推进公司治理转型.     

"现金牛"比"铁公鸡"更有价值吗?

以2000年～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与公司价值呈J形非线性关系:对于分红的公司,公司价值随分红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对于不分红的公司,其公司价值虽低于高分红的公司却高于低分红的公司.该结论在考虑宏观经济周期及微观公司特征后依然成立.基于美国市场,以理性人为前提的股利政策理论无法对中国股市J形关系提供直接证据支持.尝试将非理性人假设下的错误定价理论和传统的股利信号理论相结合并扩展股利信号理论中信号的不同内涵,为J形关系提供经济解释.不分红和高分红分别传递出公司高成长性信号和良好经营前景信号,投资者倾向给其高估值.进一步研究表明,正向反馈交易、博彩偏好和套利限制导致投资者对分红信息反应不足,加剧了异象程度.相关结果为政府制定合理政策引导上市公司分红提供了新思路,并对促进股利监管制度的动态演进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金牛”比“铁公鸡”更有价值吗?

以2000年～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与公司价值呈J形非线性关系:对于分红的公司,公司价值随分红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对于不分红的公司,其公司价值虽低于高分红的公司却高于低分红的公司.该结论在考虑宏观经济周期及微观公司特征后依然成立.基于美国市场,以理性人为前提的股利政策理论无法对中国股市J形关系提供直接证据支持.尝试将非理性人假设下的错误定价理论和传统的股利信号理论相结合并扩展股利信号理论中信号的不同内涵,为J形关系提供经济解释.不分红和高分红分别传递出公司高成长性信号和良好经营前景信号,投资者倾向给其高估值.进一步研究表明,正向反馈交易、博彩偏好和套利限制导致投资者对分红信息反应不足,加剧了异象程度.相关结果为政府制定合理政策引导上市公司分红提供了新思路,并对促进股利监管制度的动态演进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