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科学发展观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拓展--兼论"权利公平"应成为环境法法律目的之要素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要素,目前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是"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我国环境法学者关于应否对这一内涵增加"权利公平"要素曾有过反思.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拓展.已被发展了的、以"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权利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应该是我国环境法之法律目的形成的环境伦理基础,科学发展观是我们修改环境法之法律目的内涵的政治思想基础.应将"权利公平"增加为环境法法律目的内涵之要素.     

环境权:理念而非权利

从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生态道德等角度,人类应当享有作为应有权利(或道德权利)的环境权是无可厚非的,"环境权"虽然其作为一项道德权利的存在已经被大多数人认可,但目前仍然被置于法律规范之外.事实上,国际性宣言、各国宪法及环境基本法关于公民环境权的规定只是政策、理念的宣示性务款;大多被确认的与环境有关的权利只是彰显了国家环境管理权和环境保护义务并非法律权利;司法实践中,拒绝适用环境权进一步证明所谓"环境权"条款并非设置实体性权利内容;环境权内容模糊,学界众说纷纭、观点不统一,而且相当一部分环境权的具体权利尚未得到法律的确认时,仅仅由于法律规定了环境权的部分内容就认为环境权是法律权利显然是以偏概全.总之,环境权由道德权利上升为法律权利还有很长的艰难道路要走.     

教师权利的制约与保护

教师的权利受到行政、法律的规范制约、学生的情感制约、媒体的舆论制约、专家的学术制约、传统的道德制约。保护教师的权利要注意保护和制约相结合,重点保护好教师的职业权利,为教师依法执教提供保障,也要公正地评价教师,切实保护好教师的经济、政治等权利。     

版权保护、数字权利管理与商业模式创新

数字权利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简称DRM)是版权人用以控制其数字作品的工具,能够直接规制使用者的行为,使版权产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以遏制盗版和非法使用.数字权利管理自其诞生起一直处于限制和反限制的困境之中,与合理使用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面临着有争议的法律评价.数字权利管理的控制功能应当在法律规范之下发挥作用,而不是超越法律.数字权利管理更具价值的是促进互联网产业新兴商业模式的运用与推动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发展壮大.与此同时,数字权利管理面临的困境,应在技术发展、制度健全和市场环境改善的过程中得到化解.     

对中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法理思考

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赋予了未成年人在法律上的权利主体地位,通过对该法"应当"这一立法表达的法理分析,对其的可操作性我们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在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中,随着未成年人权利主体地位的确立,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与父母的权利必然会发生冲突,我们还不具备平衡、解决这些冲突的社会支撑条件,这必然会影响对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实际效果.     

权利的代价——权利限制的根据、方式、宗旨和原则

:权利受法律的限制是权利必须付出的代价。它的正当根据是建构一种和平共处的权利秩序 ,化解多种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确保社会责任的承担。法律对权利的限制一般采用“权利附条件”的方式来实现 ,从表面看它是对权利的主体资格和行为自由的限制 ;从深层看它是对权利所设定的利益的限制。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对权利的限制可以任性。只有把权利限制的价值目标定位在关怀和捍卫权利时 ,权利限制才不至于实质性地损害或剥夺权利本身。据此 ,权利限制必须遵循正当性、不贬损性和最低性原则     

近代西方“权利”概念的中国化

19世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接纳了西方的"权利"概念.但是,中国近代进步知识分子并没有依照西方"权利"概念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去认识权利概念.近代中国是在"民权"与"民主"对立.政治化的民权,民本化的民权,抽象化的自由、平等和私权缺失的基础上形成"权利"概念和观念的.近代西方"权利"概念的中国化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产生了特定的影响.     

以人为本与法治发展——兼论程序公正的权利表达

在法治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应通过法律尊重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现代意义的权利理念是从西方起步的,但权利公理作为本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论证路径必定依循本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当下中国而言,需要处理好民本的固守与正当性权利概念的引进、"国家悖论"与地方性权利的参与、回归政治国家与权利的程序法则三个基本关系。中国的权利公理在前现代社会是以福利为基点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是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本位导向的"积极福利"理论应是法治发展的基石。权利公理的证成及"积极福利"理论的兴起,都要求在实现以人为本的法治建设中关注权利的程序性规范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决定了程序公正优先,它是走出"丛林正义"、迈向法治社会的先决条件。     

权利限制视域下的优先购买权——兼论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存废

权利冲突不可避免,化解权利冲突最理想的办法就是进行权利限制.权利限制是法律为权利冲突预设的纠偏机制,不能无限扩张,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遵守一定的原则.特殊情形的财产交易中,为了让那些具有公共利益性质或者更需法律特殊保护的权利得以优先实现,法律以优先购买权的方式限制了出卖人和其他竞买人的权利行使,但是这种限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是只能赋予特殊群体;二是只能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行使;三是不得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利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房屋承租人的弱势群体状况发生变化,并且该制度还存在着法律漏洞太多,法律效果并不明显等问题,已经没有继续保留的价值,应当予以废除.     

论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确认依据

理论与实践发展表明,以道德、行政命令等非法律方式来保障权利是不可能的,法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利益资源配置的结果,权利的本质就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此,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必须依法来确认:依据一是国内外现代所有权理论内涵的新发展,即西方"权利束"概念及我国学者孟勤国教授"物权二元结构论"的提出,为个人所有权在让位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得到有效的保护提供了现实理论指引;依据二是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确认有其历史渊源,即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土地资源管理方面都是依靠强制力维护公有土地以及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不仅对土地私有权予以确认,而且还以严格的法律程序予以保护;依据三是经济学从利益角度也专门深入探讨了权利,利益的保障来自于利益主体法律权利的有无以及权利的大小。法律的经济功能要求法律规则的设计必须有关键利益人参与,使各利益方通过权利制衡从而实现利益的平衡。     

论社会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及制度创新

社会权利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权利伦理化和权利社会化是社会权利保障形而上的理论基础。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和提振民权则是社会权利保障的功利基础。未来我国法治发展应当把社会权利保障作为重点,并以平等化、法制化、司法化、社会化等四化建设为导向来创新社会权利保障模式。平等化,就是要从"倒福利"变成"正保障";法制化,就是要从"政策支票"变成"国家责任";司法化,就是要从政府"自我约束"变成"权利救济";社会化,就是要从"行政包揽"变成"合作治理"。     

从社会物质关系透视“权利、法律和犯罪”——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

施蒂纳谴责政治自由主义的人权理论,认为社会权利是由自然血统、神或人民选举等赋予的异己的权利,应该通过“我”的强大权力将权利收归自己所有.他把意志作为法的基础,认为法律是统治者的意志,犯罪是对普遍的“人”、固定观念的蔑视.他主张将法、法律等从头脑中挤出,使之让位于我“自有的意志”.马克思认为,权利、法、法律和犯罪以客观的物质交往关系为基础,法、法律、国家体现着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马克思还分析了国家政体及其历史变化的社会物质生活的原因.     

受刑人权利保护范围的探讨——从法定权利的视角

所谓受刑人权利,就是受刑人作为具有受刑人身份的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其权利主体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受刑人,权利内容是享有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利益、提出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主张。受刑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是由受刑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的,由法律规范和非法律的其它社会规范确认为正当的受刑人的行为或行为自由、行为方式。     

历史性权利的法理基础与实证考查

习惯法上,任何得到国际社会公开或默示承认的权利都是合法权利。任何主权国家在领土主权方面的传统权利都应予以尊重。国际法上的历史性权利应该存在一个权利取得、强化和稳固的历史过程,而其他国家的某些当前事实行为构成了对权利国历史性权利的干扰和最大威胁。历史性权利往往源于国际习惯法,并不依据现代成文国际条约法而获得,当然也不应根据后来新产生的国际法律原则和规则来判断。     

论禁止权利滥用与和谐社会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向人们宣示了一种价值趋向:在利益面前保持克制,当个人权利同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限制自己的权利.社会民众的普遍限制权利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个人不限制权利,那么其他人也同样有滥用权利的权利,最后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瓦解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的和谐有序也就无从谈起.限制权利、禁止权利滥用不仅是人们的一种行为准则,还应当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正是法治社会中维系社会和谐所必需的精神追求.因此,禁止权利滥用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精神.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在第五届东北法治论坛上的主题报告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与科学发展观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既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做好这项研究又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是因为,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密切相关,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完善和健全这些制度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这一目的的实现又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和"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分不开.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就是要创造一种使"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就是说,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具体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中,我们绝不能离开以人为本的精神和理念,即这些法律制度必须是以人为本得到具体落实的重要体现."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中心,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和归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内涵非常丰富,具体应包括十个方面: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崇尚和彰显人性;坚持人的独立自主;尊重人的首创精神;权利优位于义务;权利优位于权力;尊重和保障人权.     

权利与权力关系研究

权利寓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简单产品交换之中,而权力则是国家的内容,因此,权利的发生早于权力。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相应地,权利决定权力,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争取权利(人权)的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权力应当维护和促进权利的现实化,而非压抑与侵犯权利。经过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呈现不同的表现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语),其目标为共同富裕。大同世界是通过国家回归社会、权力回归权利及国家消亡和实现人类普遍权利来达到的。     

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的关键是权利与公平的角逐.罗尔斯坚持作为公平的正义,认为正义即平等,分配正义是扩张政府权力勾销社会差别,实现普遍原则.诺齐克强调正义理论的个人权利基础,坚持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分配正义是持有正义.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考察诺齐克与罗尔斯关于正义的角逐,正确理解分配正义理论,解决分配领域的矛盾具有重大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权利和公平并非绝对和唯一的正义原则,尊重权利,坚持公平是影响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在最大限度尊重以劳动和其他合法形式为取向的收入公正的同时,也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和补偿功能,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分配原则的内在规定性.     

经济社会权利"最低核心义务"的概念分析

为了解决经济和社会权利实施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了"最低核心义务"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对"逐渐实现"的义务的反思,它承认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某些要素为国家创造了一种立即实现的义务,这种义务不受"逐渐实现"的义务的限制,并以此作为评估政府义务的基础.委员会正是通过"最低核心义务"来强调政府实施权利的必要的步骤,以此来规避确定权利内容的困难问题.对最低核心义务的界定主要借助于两个被广泛使用的分析框架:一个是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一个是行为义务与结果义务.对最低核心义务概念应从多维视角加以理解,它既包括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也包括行为义务与结果义务,是一种多维度的义务体系.     

从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看我国清真食品管理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的关于清真食品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在清真食品行业的准入规定、清真食品行业经营设施的规定及对清真食品宰杀的规定等。这些规定存在着各地立法不统一、管理主体不明确和管理手段过于单一等问题。文化权利在国际人权体系中构成特定的类别,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少数民族保持其传统生活方式的权利。少数民族食用清真食品的权利不仅是少数民族的经济权利,也是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这一视角出发,我国现行的清真食品管理法律制度应在全国性立法的创制与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加强等方面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