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楚国附庸政策浅论

探讨了春秋时期楚国推行附庸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内容。认为楚国的附庸虽然自有社稷、君统,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严格地附从于楚国,使楚国较为有效地控制和管理了附庸国的异族人口,并在楚国的国家政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发展和附庸政治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楚国的附庸政策也渐趋式微。     

春秋时期申县楚国武将文臣考述

春秋时期,楚国的申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南阳市)人才辈出,是楚国重要的人才基地。当时比较突出的有观丁父、彭仲爽、葆申、申叔时等,他们或为楚国大将,率军南征北战;或为朝中重臣,辅佐王室,为楚国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申叔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教育上,他重视历史典籍的教化作用;军事上,他主张"仁义"之战;国家治理方面,他较早提出了上下和睦、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做为楚国官制中的选官用人制度,对楚国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决定了楚国历史的兴衰。同时,楚国官制对中原诸国的官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对秦末农民起义军的建制、刘邦早期汉制也产生了影响。因此,研究楚国官制,对于深入探讨先秦官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略论春秋时期鲁国家臣制度

家臣制是古代中国私家贵族管理家政事务的职官制度,缘于各国政制传统的不同,至春秋时期形成了内涵有别的区域类型.鲁国家臣制无论是其职官系统模拟公室的体系性,抑或是家臣选官原则及管理制度,均特点鲜明而自成一系.春秋前中期鲁国家臣制虽对传统贵族政治中世族世官制有所突破,然尚存浓厚的宗法性特点.至春秋晚期私家基于集权目的对鲁国家臣制进行革新,无论是从选官原则抑或是管理模式视之,均呈现出前所未有之气象,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渊源.     

论唐代县制

在中国古代县制沿革中，唐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通过对唐县县域分等、县衙机构的设置、唐政府对县令的管理以及对县政工作的检查考核等有关史事的清理分析，对唐代县制建设状况作出粗浅论述。文章指出，唐代县制的发展，保证了唐王朝地方区域社会的长治久安，同时也为唐以后地方县政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历史的经验与借鉴。     

晚清自治思潮与县制改革

清季,随着民族危机的深重,传统县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君主专制政体和中央高度集权模式日趋受到质疑。在西方宪政文明影响下,中国开始向现代化艰难转型。当时的县制改革有两条路径:一是对不断暴露的许多弊端进行修补以维护官治体制的继续运转;二是被迫接受以民主、民权、民生为核心内涵的时代潮流,在县域建立一种新型民治体系。正是晚清新政产生的种瓜得豆的效果,迅速瓦解了传统大一统的价值观念,并导致君主专制主义与中央高度集权模式的政治基础最终分崩离析。     

春秋时期鲁国的官爵关系探析

从《左传》《国语》《周礼》等传世文献和相关金文中可以勾勒出春秋时期鲁国官制与爵制关系的概貌。春秋时期鲁国爵等与所任官位的高低大体上是一一对应的。随着数百年间官职的变化,爵等有时也小有变动。爵的地位明显居于官之上,鲁执政三卿的日常政治活动并不限于其任官的职能;在礼仪场所及外交场合中的地位排序亦由爵等来定。春秋时期"官"的作用更多是职司上的,而人们当时的社会地位则是由"爵"的高低来决定的。     

论息县在中国县制史上的地位

关于中华最古之县,学术界历来存有争论.申、息二县是华夏大地诞生"县制"最早的地区.由申、息等楚县所显示的"县制"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县的行政首长由楚王直接任免;其二,县邑代表国家向县民征收军赋,用以组建直隶于楚王的地方兵团("县师");其三,地方兵团("县师")可由楚王直接调遣,参加楚国对外争霸战争.由申、息二县发其端的楚县的不断发展壮大,从多方面凸显了"县制"的优越性.根据"县制"的三个特点,顾颉刚先生以楚灭之"权"为春秋"第一县",缺乏立论根据.息县建县最早,县名最古且无更易,这在中国县制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楚国君王对楚国兴衰存亡的作用概论

从对楚国兴衰存亡所起作用看,楚国八百年中的四十二个君王总体而言大致分为三种情况：有十二位推动楚国向前发展,使楚国先后成为南迁之地荆山的大国强国、汉东霸主、“春秋五霸”之一和“战国七雄”之一,对楚国发展强盛作出很大或较大贡献;有二十四位楚君楚王表现平庸,在位期间基本维持其前任或前几任的现状,楚国既没更大发展,也没更为衰落,他们对楚国既没作出多大贡献,也没更严重地损害楚国;有六位楚王导致楚国被动挨打、衰落乃至于灭亡,损害甚至严重地损害了楚国。     

论春秋时期的楚县与晋县

在春秋时期的争霸和征服战争中 ,县制发展起来。这时的县制 ,一方面是邦的扩展 ,是按照邦的模式设置起来的 ;一方面又是邦的自我否定 ,表现出变与不变两个方面。尽管楚县与晋县各具特色 ,但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春秋时期联姻对邦交的影响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联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政治目的,这对于加强异姓甥舅之间的血缘关系,巩固相互之间军事和政治同盟,改善双方的邦交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此不可估计过高,联姻对邦交产生的负效应亦不可忽视,其于邦交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有限的.     

试论春秋中晚期楚国在鄂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通过对鄂东地区出土的有完整发展序列的春秋中晚期楚器的型式分析,以及与邻近地区同时期出土器物的比较,认为鄂东地区沿麻城、黄冈一线在春秋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与典型楚文化特征一致,即该地区在春秋中晚期为楚国的坤舆。结合当时的历史地理情况可以看出,鄂东地区在春秋中晚期为楚国东部边境,是楚国与其东邻诸国争战的前沿;目前发现的鄂东地区麻城、黄冈一线的春秋中晚期遗存与楚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有关。     

春秋时期家臣制度的延续及其变革

家臣是西周、春秋时期卿大夫的私家官吏。家臣制度即关于家臣的设置、职掌、俸禄、行为准则等的制度规定。西周时期，贵族世家内使用家臣进行管理，家臣制构成了贵族家族政治重要的一环。春秋初期，家臣制度继承了西周旧制的若干传统，家臣世袭制、家臣俸禄的禄田制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的家臣制度相对于西周又有新的发展，如家臣设置的重点转移至诸侯国卿大夫的家族和采邑中；家臣设置日趋完备、职能更加精细、数量不断增加；家臣职责明显具有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职能。迨及春秋中后期，家臣成分日益复杂化、家臣世袭制不断打破、家臣俸禄出现了谷禄形式，这标志着传统家臣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走向了衰落。家臣制度的衰变，对春秋贵族政治向新的政治形态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春秋时期的忧患意识

春秋时人在对周王的某些行为以及周王室现实处境的认识中，渗透着王室将倾的忧患意识。春秋公室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时人对公室生存的忧患情结。而“守宗保族”的观念在当时则嬗变为强烈的宗族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中也暗含着特定的忧患因素。春秋忧患意识的认识根源主要有为政者品行不正、政策不当、行礼不端、奢侈贪福等几种情况。春秋忧患意识有三个特征：一是层次性，它发生在周天子、诸侯以及臣子等不同层面；二是阶段性，春秋前期忧患意识主要是针对周王室，到了春秋中后期忧惠意识则过多地加进了忧患公室、忧患宗族(或家族)的内容；三是普遍性以及批判性，春秋忧患意识波及于诸多层面与场合，春秋时人常对缺乏忧患意识者予以批判。     

春秋行人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成因

春秋行人作为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 ,他们的知识、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温文尔雅、冷静、沉着又不失犀利的语言艺术又为后世师法。春秋行人辞令的特色与春秋时代对礼的推崇有重要关系     

春秋时期齐国的全方位改革

春秋时期,管仲以其卓越的胆识,辅佐齐桓公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正是由于这种全方位的改革,使齐国的内政和外交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同时也使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     

重新认识生产力在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中的作用

在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前,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木农具,并无本质的变化;育种、施肥、灌溉等农业耕作技术也没有显著的进步。因此,生产力进步导致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的说法难以成立。实际上,生产力是作为土地制度变革的基本条件存在的。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及其特征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有不同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多层次性,鲁国不仅与周王室以及当时的霸国有结盟关系,而且与中小国家也有结盟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阶段性。春秋初期鲁国对外结盟的目的在于参与集团之间的争夺,春秋中期在于追随当时的霸主结盟活动,春秋后期又与新兴的霸主结盟。此外,鲁国对外的盟誓还呈现出灵活性特征。鲁国或与平等国家结成盟誓,或追随霸主参与盟誓,或在不同时机要么选择旧霸主要么选择新兴霸主参与盟誓,春秋晚期鲁国内部还出现了卿大夫之间相互盟誓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