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凤凰人《沈从文与湘西》系列之三──下篇 凤凰人的游侠精神

沈从文先生在《湘西·凤凰》一文中，描述凤凰女子时，重点在于其中极少数人“落洞”、“行巫”、“放蛊”所显出的神秘，以及其深处隐伏的那种残忍与美丽交织起来的诗。当谈凤凰男子时，吸引他注意的则是当地绝大多数人中那份耀眼的、雄强的游侠精神。由于沈先生用了“游侠者精神”来概括当地男子人格现象，并描绘了一位神采飞扬的游侠者田三怒为证，因而，不免会引出当今一些读者如下的误会。其一，提及游侠，对于好读侠客传奇的人来说，极易联想起那些身怀绝技，仅剑持械，东游酉荡，不知操何营生，却到处找岔子打群架的俊男倩女，妖道异…     

“轻薄儿”形象与唐诗人的游侠观念

唐诗中的很多“轻薄儿”形象,其身份已不是传统的贵胄公子,而是活跃于通都大邑的游侠少年.诗人继承了《轻薄篇》的批评精神,借“轻薄儿”之名,对游侠少年的一些失当行为进行了批评.这一现象,为完整认识唐诗人的游侠观念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游侠列传》到《水浒传》

《水浒传》虽是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其思想倾向却和《史记·游侠列传》有类似之处.这一点前人评论《水浒传》者曾经讲到,我以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司马迁著《史记》的思想倾向,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游侠列传》里面.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史记》,说“是非颇谬于圣人”,主要即指《游侠列传》这类文章.汉明帝说司马迁不是“谊士”,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也都是指司马迁写《游侠列传》这类传记而言.在司马迁以后,历代的史书就很少再有《游侠列传》这样的文章了.特别是到了元明文化专制严酷的时代,官家的史书更不可能再有《游侠列传》那样的文字.但《游侠列传》这样的史家传统,却被小说家所继承了.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的,就是《水浒传》.     

新时期《汉书》游侠研究

有关“游侠”的争论及研究由来已久，《游侠传》又是《汉书》中备受争议的一章。学术界多将它与《史记·游侠列传》作对比。新时期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关于《汉书》游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内涵、特征、史学观到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视角，《汉书》游侠的研究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对《汉书》游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班固的作史精神和《汉书》游侠在游侠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班马传游侠比异

《游侠列传》是《史记》中一篇著名的人物传记,也是引起争论颇多的人物传记之一.班氏父子对司马迁歌颂游侠大不以为然.班彪称:“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并说:“所以遇极刑之咎也”,指斥极为尖刻.班固称司马迁“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进奸雄”,和乃父同一腔调.在《汉书》中,班固亦立《游侠传》,但在主旨上,和司马迁之《游侠列传》大相抵牾.班固虽吸取了《列传》的大量材料,但对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却一概持否定态度.     

《后汉书·独行列传》与正史中的《游侠列传》传统

学界普遍认为《游侠列传》在正史中的消失是游侠的存在受到强力镇压的结果。事实上,史家对游侠精神所进行的主流化加工才是正史中《游侠列传》传统中断更为直接的原因。这种加工突出体现在《后汉书.独行列传》中。它一方面继承了此前史书中的游侠精神,另一方面通过对人物的限定、事迹的选汰强化了原始游侠精神与王朝政治相融的部分,将其以义或名节的形式纳入主流文化,因而从根本上取消了《游侠列传》记志漏脱的必要性。     

“游侠”“刺客”辨异

令人论及秦汉游侠,依据通常是《史记》、《汉书》的《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吾尝疑之:即然这些人都属于“游侠”,司马迁何以要作《刺客列传》将其一分为二?叉,若谓刺客也是“游侠”,那么司马迁何以要说“自秦以前,匹夫之陕,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荆轲、聂政辈不是秦以前的“匹夫”又是什么? 若细读《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我们会发现“游侠”与“刺客”实有许多不同的特征。     

试论李白游侠崇拜现象

一 “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因而定“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的“带剑者”为“五蠹”之一。可见游侠的最初形象并非如后世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崇高伟大。第一个为游侠正名而加以颂赞的是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太史公自序》亦云:“游侠救人于厄,拯人不赡,仁者亦有足多者焉。”由于司马迁对“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也”,“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故他在《游侠列传》中所记的只是他的同时代人,即“汉兴有朱家、田仲、五公、剧孟、郭解之徒”,在《刺客列传》中才记战国时代人物(其实,那些刺客也是     

论李白诗中的游侠崇拜

“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因而定“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的“带剑者’为“五蠹”之一。可见侠的最初形象并非如后世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崇高伟大。 第一个为“游侠”正名而加以颂赞的是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汉魏晋南北朝侠文化寻踪

根据《史记》、《汉书》等史籍提供的材料,可以断定战国至两汉时期游侠结私交、养宾客的真实身份,其任侠行为表现在振穷济困、快意恩仇和对抗官府等多个方面;而魏晋以后那些完全凭借个人勇力行报德报怨之事者亦可视作游侠,该时期“侠出年少”的现象可以从当时社会环境因素中找到原因,艺术化的游侠形象也是这一时期侠文化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主要体现在曹魏以来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之中。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通论(上)

<正> 《论诗三十首》是金代诗人、文艺批评家元好问的早期诗学代表作,写于28虚岁。因其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提出的“别裁伪体亲风雅”和“转益多师”的精神意蕴以及七绝论诗的样式,为我国诗坛确立了品评诗人诗作的批评流派,为恢复、弘扬诗歌创作的风雅传统,为金代诗歌开辟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司马迁笔下的游侠

司马迁十分景仰游侠的情怀,并以此作为自己道德的准则。在著述《史记》时,他打破了历代史家着笔于“帝王将相兴亡盛衰”之事的先例,在“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同时,把目光投向历代关节中倏忽一现却光芒四射的游侠身上。在《史记&#183;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谈及自己为游侠树碑立传,书写春秋的初衷时,抑止不住对游侠的钦佩之情,认为他们的行为虽然不符合封建法制的要求,     

唐诗的任侠精神

侠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它已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势力。韩非在《五蠹》篇里首次提出“侠”的名称,所谓“侠以武犯禁”、“国平养儒侠”等,有时或称之为“带剑者”、“游侠私剑之属”。韩非之后,在《史记》和《汉书》里,又出现了诸如游侠、豪侠、节侠、气侠、轻侠、伉侠等名目。侠和中国古代文学有着特殊的关系,从秦汉的史传散文到清代的侠义小说,它不时扮演着各种角色。到唐代为止,在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所产生的诗文作品中,对侠及其节概风义曾有过两次最引人瞩目的礼赞:一次是西汉司马迁写的《游侠列传》,他以传记文学的形式,第一次把“儒墨皆排摈不载”的“布衣之侠”列入史册,并对“侠客之义”加以热情的赞颂;另一次则是唐人在诗歌中对任侠精神的讴歌。达两次对侠的礼赞,恰好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汉唐两代,并非偶然。而唐代对游侠的赞颂,从规模到程度又更胜过汉代。探讨这种文学现象,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诗的特色和魅力所在,以及考察唐诗的渊源和流变,都将是有益的。     

苏雪林与中国新文学学科的创建

在“中国新文学”走向学科化的链条中,除了朱自清、杨振声、王瑶、沈从文等人外,苏雪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她自1932年在武汉大学开始接手沈从文留下的“新文学研究”课程,在诸多困难之下,一直坚持了六年,直至抗战爆发武大迁川.她撰写的《新文学研究》课程讲稿,内容翔实,体例规整,成为自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至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之间的重要贡献.     

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

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即：外来现代主义,上海现代主义,中国学院派现代主义。沈从文是学院派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学院派现代主义受外来现代主义影响而形成,却有其独创性。它不同于上海现代主义。其典型作品有沈从文的《凤子》、《看虹录》、《水云》等。这些作品从主题到技巧都充分证明了沈从文现代主义特征的一面。沈从文的现代主义作品虽属“非主流文学”,但却影响了后来整整一代的现代派诗人和小说家。     

侠义精神在《三侠五义》中的修正

自《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以来,游侠在文学作品中不断闪现,至明清侠文学蔚为大观。在此过程中,游侠的行为和人格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明清游侠崇尚血气之勇,但更追求忠义;有轻生死重然诺的墨家精神,但更有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三侠五义》可看成对古代侠义精神做出的一种修正。另外,在《水浒传》中表现的侠客归顺官府的叙事模式,至《三侠五义》终于成熟。     

病情史料发掘与沈从文再认识

沈从文的家族存在着强大的“疯狂”遗传基因,这使得沈从文的感知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异常性”,并对其文学活动、精神流变与生命创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中期,沈从文文学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出现了诸如《看虹录》《绿魇》《莲花》之类的“悦乐疯狂”之作,并产生了“神”、“生命”等超逻辑的思想命题,与这一时期他病情的加剧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俗与人情——论沈从文《萧萧》

沈从文的作品构筑了湘西的民俗风情画及人性善美面所展现的乡土人情,以此而言,的确和老舍、赵树理等出身于民间的作家一样有着描绘民间文化自由自在精神的本质。这些作家都善于运用民俗承载民间充满着清新刚健的生命情趣与活力;然而民俗并非全然正面,人情也未必美善。《萧萧》一文内容述及封建社会对女性带来极大精神创伤的“童养媳”习俗及民间以私法惩罚情感出轨者的陋习。沈从文综合了风土描写、人道主义与知识分子的批判,从“山山水水和人物风俗”的美善视角书写出《萧萧》中的悖反与颠覆。因成长环境使然,他善于将民俗风土运用于创作中,再加上受到来自周作人“人学”的影响,对社会上有违人道的事件有所反映。《萧萧》在沈从文“追求美善人性”的思考下,综合了看似矛盾的陋俗与乡土中的良善人情。     

论唐代征戍诗中的游侠形象及成因

唐代诗人借助对边塞游侠的歌颂,表现其向往英雄事业的情怀,已成为时代风尚。他们笔下的游侠潇洒、勇敢、忠诚、所向无敌。唐诗中的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诗人具有游侠的气质;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初盛唐以来形成的文人从军入仕热潮的推波助澜;再次是因为中晚唐藩镇割据的政治军事格局为侠客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机遇。     

京派的叙事态度与小说文体

<正>“京派”之称是一种沿用。1927年前后现代文学中心南移上海,但仍有一批已知名的作家如周作人、杨振声、俞干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林徽因等人继续留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形成一个作家群落。当时也有称之为“北方作家派”,或“平津作家群”。它是当时“左联”(含“北平左联”)之外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他们没有正式结社,主要由几所大学的师生聚合为一个松散的群落,逐渐形成大体共同的文学思想及审美旨趣。他们出版的《络驼草》、《文学月刊》、《水星》等刊物带有明确的流派意识以致形成京派雏形。特别是1933年沈从文执掌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