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本土言说的困境与规避——以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言说为例

在整个中国现代人文思想史上,"主义"的言说都成为了一种主旋律,在中国现代文论领域尤为明显。但造成"主义"本土言说困境的因由,除表层的文化水土不服、意识形态的挤兑之类外,更有言说者深层的思维方式局限和认识论原则丧失的原因,这使得认知视角的论争让位于意识形态的角力。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命运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从自由言说到自觉言说的整合--"延安时期"散文现象浅论

“延安时期”的散文经过由自由言说到自觉言说的整合的过程。自由言说时期 ,散文形式多样 ,充分表现了对个性主义的追求 ;到了自觉言说时期 ,散文形式单一 ,成为当代“抒情散文”的自觉滥觞     

从文化传播角度审视"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在 20世纪初期独特的社会大背景中,各种外来的新思潮不断涌入并被广泛介绍和宣传的情形下出现的一次重要论争,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这次争论进行审视,进而认识到这次论争的社会功能,并从中总结宝贵的经验教训,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和现代化。     

科学论:从人类主义到后人类主义

人类主义的"科学论"以自然与社会的截然二分为出发点,走向了方法论上的两种人类主义——逻辑经验论的方法论不对称性原则与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二者两极相通,陷入反映论意义上的表象主义困境。科学实践哲学中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消除了自然与社会的截然二分,在方法论上实现了自然与社会的对称,由此走向了实践建构意义上的生成论,它使科学论不仅摆脱了表象主义的困境,而且还展现出一种新的科学观——生成本体论。     

"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衔接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本质上还是意识形态内在规定性的冲突。五四以来两种思想谱系分别以不同的变形进行着思想的交锋。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演绎出的思想史命题来看,今天的学术立意不应该总是停留在孰胜孰负的判别上。作为启蒙思想史的一桩公案,“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思想史上一次双赢的典型个案。     

从双边主义到多边主义:中国与东亚关系的新模式

中国传统上基本采用双边主义模式发展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中国参加多边外交经验的增多和预期目标的实现,中国逐步转变了对多边主义的传统认识,越来越多地在地区多边主义的框架下建构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多边主义就成为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模式的新选择。在多边主义模式的推动下,中国在发展与东亚国家关系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并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英国学派的思想流变——从多元主义到社会连带主义

本文以“国际社会”这个核心概念为切入点,对英国学派的思想流变做了一个较为详尽清晰的梳理,重点把握了其中一个重要发展线索:研究视角从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分享共同利益、规则、价值的单一维度国际社会,逐渐向以国家、个体、跨国行为体为基础的多中心并存的世界社会演变,研究重心从多元主义到社会连带主义的转变是英国学派自身理论重塑的过程。     

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职业教育模式转型

随着社会经济模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受经济模式制约的职业教育也随之发生转向。福特主义时代的职业教育反映了工业社会的发展逻辑,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加剧了生态危机和社会风险的产生,致使职业教育发展陷入了生态困境。后福特主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模式,成为维护生态平衡和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动力。     

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之间——论解放区作家的一种写作状态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确立以后,解放区作家开始按照主流文学规范进行创作,出现了一系列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但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在一些艺术成就较高的文本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文学的形象、审美对主流政治的疏离和消解,在一些积极实践文艺大众化的作家身上,我们发现了他们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的边缘游移、徘徊的写作状态.发掘研究这种写作状态中存在的政治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民间伦理话语之间的摩擦、冲突,以及政治主流话语对非政治主流话语渗透的现象,有利于深化解放区文学的研究,也有利于还原解放区文学复杂的历史面貌.     

审美主义:从尼采到福柯

审美主义是以美为最高价值的思想倾向,不仅指对艺术的看法,也包括对人生的审美解释。尼采主张对人生的审美态度,提出了"强力意志"、"酒神精神"等命题,但是其审美主义致力于"审美形而上学"而忽略生活。福柯同样提倡审美的人生态度,提出了"生活是艺术品"和"自我构成为主体"等思想。福柯推进了尼采的审美生存主张,并力图将审美落实到日常生活。审美主义的意义和局限应当在个人自由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张力关系中得到说明。     

“问题”抑或“主义”——高等教育研究价值取向的争论与反思

从20世纪70年代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研究真正开始以来,"问题"取向与"主义"取向一直就是学界争论的研究价值选择的问题。该问题争论的本质是,高等教育研究究竟应该关注实践问题还是应该关注学科建设问题。随机抽取两个权威的高等教育研究杂志,《高等教育研究》(武汉)与《江苏高教》(南京),对这两个杂志2010年所设栏目及发文属性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问题"取向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研究的主流;"主义"取向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我国存在着先天不足与种种弊端。由此来看,研究的"问题"价值取向应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试述语文课程性质“智慧说”-兼读《言语教学论》

"智慧说"的基础是"言语".持论者一方面深刻地批判基于"语言"的"工具说",一方面根据"言语"的实践性质论证了语文教学的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言语智慧".     

试论《中庸》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

《中庸》以“诚”作为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前提,并将“诚”上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由此推演出了一整套完整的伦理政治理论。同时,以一个“内通于性,上通于命”的“中”字作为沟通个体内在心性和外在道德实践的桥梁,通过个体的内心不断的“诚诚”和日常生活中的“用中”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中和”境界。这一过程使《中庸》在其思想体系的逻辑架构上,较之先秦其他儒学文本而自成一体,卓有建树。     

《蜗居》的双重言说和意识形态策略解码

《蜗居》借双重言说和意识形态策略,在暴露＂幸福＂＂小三＂的生活中对＂社会道德＂进行遮蔽,温情脉脉地卸除了男性对于家庭的道德责任,是一种崇尚彻头彻尾的＂堕落美学＂,是坏的大众文化文本,其本质是＂美学的堕落＂。     

执政道德的两个维度:立党之“道”与为政之“德”

执政道德可以从立党之道与为政之德两个方面来理解。道不同于德,立党之"道"就是政党追求的一种根本性价值目标、理念。任何政党都有自己所求之"道",惟"道"之具体形式不同。为政之"德"则是政党理念的现实化,即一个政党如何实现良好的治理。中西方社会政党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都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理性化的过程。它们在治理方式上有相互学习与借鉴的地方。     

中国传统“治道”概念辨析--兼论中国管理哲学之可能性

"治道"作为中国思想史中本有的概念,其广义的指涉范围包括了中国古代学者们针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等构成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知识体系,而其论说范围意味着"(理想的)'治'如何可能"的问题本身。古代思想家们从不同的层面、角度表述了其各自所理解的"治道",并非基于相同的支点命题预设。     

论"从日本奇迹到日本问题"

战后创造过经济奇迹的日本 ,在 2 0世纪的最后十年陷入了极其深重的经济危机。究其原因 ,一是独特的法人相互持股制度已从多方面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桎梏 ;二是银行与企业融合的主办银行制度在进入 80年代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三是以终身雇佣制度为核心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显现出严重的机制性缺陷 ;四是双向式控制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负作用越来越明显 ;五是政府强干预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     

文学现代化的误区与“拿来主义”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努力已一个世纪有余,然而文坛经典之作却屈指可数;尤其是近十年来,伴随着话语转型而来的却是“失语”的焦虑;“颠覆”“消解”之后却不见有效的重构。具体表现在：一,我们的文艺理论一直在西方的文艺理论里徜徉;二,我们的创作在一味地模仿西方的现代形式。显然,我们的现代化已走入误区。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照亮我们走出误区的圣火。     

“性善论”与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

本文论述了“性善论”的思想实质、心理健康教育以及“性善论”对当前我国高校实施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启 示三大问题。     

继承与发展:从言语行为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由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首先提出,后经美国分析哲学家塞尔的继承和发展,成为语用学的支柱理论.哈贝马斯在批判地继承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以普遍语用学为哲学基础,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进一步推动了语用学的发展.本文从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及其局限性入手,探讨了交往行为理论对言语行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交往行为理论的语用学意义,以及交往行为理论对以语言为媒介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