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诗与感情

<正> 一关于诗与感情的问题,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认为,这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它涉及诗的本质、创作规律和社会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古人说,“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尽管后人对“志”的解释各有不同,但都认为感情是“志”的内容之一。有人说,感情是诗的生命,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的。因为诗不仅要以理服人,更重要的是还要以情感人。如果一首诗没有强烈的饱满的感情,就绝不可能激动     

《诗经》情感研究三题

众所周知,情感在文学作品,尤其在诗歌中,是占有至关重要地位的。它是诗歌艺术成败的关键。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感情是诗情天性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歌”①。郭沫若同志也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②由此可见情感确...     

诗歌的审美特征

一、诗歌的抒情美 诗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是抒情的艺术。 最早的诗歌的孕育和产生就来自人类表达和抒发感情的需要。鲁迅指出,诗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这远古时代人们在劳动中一声声“杭育杭育”的呼喊,就是最早的诗,鲁迅称之为“杭育杭育派”诗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和“杭育杭育”的呼叫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从<惜诵>看屈原的"发愤抒情"说

中国诗史上第一次使用“抒情”一词的是屈原的《惜诵》,虽然屈原没有以文学评论的形式来阐述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但他的“发愤抒情”之说,的确对后来的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以巨大的影响,与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儒家的“诗言志”着重于政教的、讽谏的社会功能,那么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则是侧重于诗的主体个性的情感抒发与渲泄的作用。     

浅谈郭沫若三步鲁迅诗韵

郭沫若是新时代的著名诗人,他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贡献卓著,但他在《沸羹集·序我的诗》中却说:“我不大高兴别人称我是‘诗人’,但我却是喜欢诗。”郭沫若确是“喜欢诗”的,除创作之外,他还写过不少关于诗的评述,尤其对鲁迅的诗,推崇备至。在《鲁迅诗稿》序中,他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说来奇怪,鲁迅也不喜欢别人称赞他的诗。他说:     

《念奴娇·赤壁怀古》意境欣赏

北宋杰出的词人,诗人和散文家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我国古典诗词名篇,它在我国人民心目中享有盛名,历来为人们所喜爱,所吟诵。每读一次,都有它的新鲜感,都会使人感情激荡,回味无穷。 (一)沿着感情的线索,请你进入意境。 饱满强烈的感情,是诗词的主要特征,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就是这个意思。作者在创作诗词时,往往是他感情活动最强烈的时候。郭沫若曾把这种强烈的感情比作波浪,他说:“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所以赏析这     

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

郭沫若同志在史剧《武则天》附录中断定武则天生在四川广元(故利州),其论据主要是唐朝李义山的一首诗和利州出土的半截石碑。《李义山诗集》中有《利州江潭作》诗一首,题下自注:“感孕金轮所”五个字。郭老说:“金轮是指武则天”,这无疑问;但他又说:“感孕’是由古代的‘感天而孕来’的,诗与武后无涉”。——这两个说法,我认为很值得研究:(一)从字义上看:“感”字在诗题里常作“感怀”、“感叹”、“感想”解释,“孕”字古义和“赢”相同。     

《伐檀》主旨探幽

两千余年来,经学家对《诗经·伐檀》的主旨“纷纷无定解”,但是半个多世纪来国内研究者几乎有了一致的意见。早在二十年代,顾颉刚说:《伐檀》“是一首骂君子不劳而食的诗”。胡适在《哲学史大纲》第二篇第二章中以及中国哲学史课堂上,把“君子”解作当时不劳而食的“大人先生”。他说:“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郭沫若也认为,《伐檀》是剥削者“阶级意识觉醒的反映”。四十年代,蒋伯潜也说:“伐檀之工人生活劳苦,富贵之家不劳而获,享受反丰,故作是诗以刺之。”五十年代,余冠英沿此说认为“这是一首嘲骂剥削者不劳而食的诗”。以后,国内凡涉及此诗的有关著述,均采此说。笔者不揣谫陋,拟在本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从容平实总关情──读赵德水诗集《岁月相伴》

读完了德水君的诗集，我觉得，收入书中的80多首短诗，无论走抒写油田风景的篇什，还是吟唱人生岁月的章句，无论是记述古今人物的诗作，还是描写山水爱情的笔墨，都有一个“情’字贯穿字里行间，给人留下了很浓的抒情味道。因而，这部诗集应该说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抒情诗集。人们常说，诗如其人，这恐怕是真的。德水君的诗和他的为人一样，写得从从容容，平平实实，从不耍什么花俏，读来晓畅易懂，而蕴含于诗中的感情却是极为真挚的。如：“从我的心愿里／拧出汗水／捧出星星／牵出憧憬／周围没有缠绵／一条脚印重叠的路，在延伸”以钻塔自述…     

刘勰情志说和黑格尔情致说漫议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向来重视对于文艺创作中思想与感情相互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和范畴。大致说来,我国古代诗文理论中所说的“理”、“义”、“志”、“思”等,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思想认识和理性因素;而“情”、“情性”、“情趣”、“情韵”等,则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和感性因素。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前,对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有“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主张。前者主要是根据《诗》的创作经验提出的,后者则主要是根据《骚》的创作经验提出的。但《诗》、《骚》本身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志”和“情”结合在一起的。《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不仅讲了诗歌言志的性质,而且也谈到它的抒情的特点。所以,“言志”、“缘     

论“发愤说”发生发展的历史

从“诗言志”到“发愤以抒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其中《周礼》中的“六诗”和《诗大序》中的“六义”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屈原“发愤以抒情”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司马迁从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发愤以抒情”的文艺思想,司马迁以后,继续运用“发愤说”考察中国文学实绩的是刘勰。延续司马迁、刘勰等人的余绪,屈原“发愤说”的文艺思想受到后世的普遍关注。真正拓展“发愤以抒情”内涵的是韩愈和欧阳修。在遵循屈原的思想路线时,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的理论主张,欧阳修提出了“诗先穷而后工”的理论主张。     

郭沫若诗歌创作灵感探秘

灵感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思维现象,它曾经给艺术家、科学家带来了巨大的创造力,帮助他们走出了困惑,因此,它一直倍受赞扬,并且,被一些人神化了。奇妙的灵感之谜,在诗人郭沫若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他认为,“诗当由灵感迸出”,光凭技巧努力“做”出来的诗,无论艺术性多么多,总是不能引起心灵的共鸣。灵感激发,才是优秀诗歌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他的诗集《女神》,爱情诗集《瓶》,以及后来收集在《恢复》集子里的许多诗,都是在灵感状态下创作的精品,也可以说,是诗人灵感狂涛的真实写照。这种现象在诗歌史上并不多见,引人深思。深入探讨郭沫若在灵感状态下的诗歌创作,对于了解艺术的某些特殊规律,破译诗歌灵感之谜,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包孕诗情的多彩形象——李瑛诗论之一

概念化,是诗的敌人,有知的诗人都忌讳它。用形象反映生活、表达感情,正是诗歌区别于抽象理论的根本所在。别林斯基曾说:“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李瑛的诗,在艺术上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是注意用形象和图画说话。在其它文章中,我们曾论述过李瑛“以画写情”的抒情方式,他是很注意画面的选择和创造的。但是,画面是由形象构成的,从“形象”的角度看,李瑛的诗又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并显示出了创造形象的才能和本领。从李瑛三十余年的创作实践中,     

杨万里的创作经历与诗论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经历了学习前人而最终推陈出新的过程。其诗深得“活法”精髓。他的诗论对儒家诗教的“美刺”说进行了新的阐释 ,认为诗歌是“矫天下之具”。他的“诗味”和“活法”说也具有美学理论价值。     

“火”——大宇宙意志——试论郭沫若《女神》中“火”的形象

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已进入了一个科学文明火花进射的时代。在中国五四新诗坛上,最早同这新时代的火花接吻的诗人是郭沫若。这一特点,最集中表现在他早期诗作对于“火“的抒写中。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共五十六首诗,其中写到“火”的就达二十多首。在他后来的《星空》、《恢复》、《前茅》、《战声集》以及解放后的诗作中,也曾多次写了“火”。可以说,在郭沫若一生的     

追求艺术美的极致——闻一多诗美主张发展论

坚持“以美为艺术核心”和“主张纯艺术的艺术”的闻一多 ,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要达到‘纯形’的境地”。在经过孜孜不倦的求索和跋涉后 ,认为要“赤身空拳打出招牌”就“非挑衅不可”的他终于写出了《诗的格律》等文艺评论文章 ,完整地提出了诗之“三美”的格律化主张。闻一多坚信“自然的不都是美的 ,美不是现成的”和“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 ,便失去他的美了” ,因此 ,他强调“做”诗 ,主张诗“越是带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 ,跳得好” ,并认为真正的诗家 ,作诗要如“韩信囊沙背水 ,邓艾缒兵入蜀 ,偏要从险处见奇”。虽然如此 ,但闻一多并不否认文学应该贴近生活 ,他说 :“文学是生命的表现”、“文学的宫殿必须建在生命的基石上”。强调“艺术的真源”是“伟大的同情心” ,因此 ,诗人就“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 ,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的诗作 ,也无不实践着他的主张 ,或色彩浓丽 ,或风格沉劲 ,或感情愤激 ,或心理细腻 ,均因体现着“三美”的特征而达到了艺术美的极致     

关于“论曹植”

“关于‘论曹植’”一文,作者与郭沫若先生讨论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作者不同意郭先生“建安文学抒情化民俗化的过程,在曹植手里又开始了逆流”的说法,而提出他自己的意见。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我们认为是一个复杂艰巨的工作,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讨论,才可能给曹植一个适当的历史地位。     

郭老首次发表的新诗

郭沫若同志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作诗很早,他曾说一九一三年是“我的诗的觉醒时期”;到了一九一六年的夏秋之交,他作诗的欲望就“真正地发生了出来”。从此,他写作了大量的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同志首次发表的新诗是什么呢?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其     

力与美的空间——舞蹈美学论议

美国学者苏珊·郎格曾对舞蹈的本质进行探究。她否定了种种传统的阐释,认为诸如“舞蹈的本质就是音乐”,“舞蹈是一种造型艺术”或“哑剧”都是最易发生的误解,她甚至否定了作为“现代舞蹈”原则的“个人感情的外化”说。她试图寻找出一个真正的艺术幻象（一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