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金文族徽“敦弓”

商周金文中有族徽“■”,可隶写为“弓敦”。文章结合史籍与考古实物等证实，“弓敦”即文献中的“敦弓”,是天子之弓的专称，意谓五彩所绘之弓，故而负责彩绘的弓人因职事而名其氏。“敦弓”族徽的解读，为进一步探讨商周族氏铭文内涵提供了新的线索。     

西周金文族徽研究现状

西周金文族徽的研究,对西周家族形态、社会组织结构、族氏迁移流动、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目前,西周金文族徽的研究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研究较为零散的论著;一类是研究较为集中的论著。前一类往往是在研究族徽的性质与功能、商周文化异同与融合、金文隶定与考释、商周族氏的历史与行迹、商周家族结构、金文族徽特点与字形书体等问题时,涉及到西周金文族徽。后一类往往是对前一类相关问题的综合性研究。但是,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几乎很少将西周金文族徽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亦很少见到全面整理西周金文族徽的论著,使得西周金文族徽的相关研究不甚深入。     

伯■族属及家族研究

扶风庄白村墓葬出土的"伯■"诸器与上海博物馆所藏传世《■簋》当是一人所作,这组器物应当与"彔"和"彔伯■"所作器物区分开。伯■不是周人,而是殷遗民,其家族使用"■■"族徽。伯■家族可能是专司武事的家族,商周之际臣服于周王室后被迁往周原。伯■家族的政治境遇和文化特征都体现了典型的殷遗民特点。     

商周青铜器复合族徽与甲骨文多字族名比较研究

商周青铜器复合族徽的类型结构与甲骨文多字族名有相似之处,但不见同名重合事例,说明作为族组织的复合族徽实际上不见于甲骨文记载,因而复合族徽应当不代表族组织实体,而是几个关系亲近的族氏共同作器的表示,其用法类似于甲骨文多字族名的连称。     

"集形短句"--汉字形成过程中由萌芽到成熟的重要形态

汉字由陶文符号和图形发展到成熟的文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文字,但从金文中保存下来的族徽和"集形短句"看,可以推测出在陶文符号、图形与甲骨、金文之间的文字应是与族徽和"集形短句"相同的形态.     

唐前期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研究

唐前期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以五品以上散官与都督、刺史、州司马的结合为主.这种组合并非任意,表现为高品散官往往与高品职事官结合,低品散官则与低品职事官结合.同时,赠散官与职事官的结合中,职事官的等级的确立会因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官员自身赠官的得赠者是卒前散官与职事官均在三品以上具有崇高地位的人.父、祖赠官则与其子孙的功劳或地位有关.卒前官与赠官之间的阶次变化主要表现在散官与散官之间,进阶幅度一般是一阶.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表现出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均与散官在唐前、后期的地位变化有关.     

殷商己族及其相关问题考论

己族是殷商时期重要的族氏之一，己族的主要居住地应在今山东省寿光一带，己族与垃族合署而构成的复合族徽的含义应是族与族之间的联合关系，而非是主支和分支的关系。     

家族文化与现代化

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所以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家族文化与现代化的探讨无疑可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提供一个十分典型的层面.家族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是指以家族的存在与活动为基础,以家族的认同与强化为特征,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家族文化通常包括家族的结构、行为、功能、伦理、观念、心理、精神和礼俗等层面.其中的家族既包括血缘的父族,也包括以姻缘为主的母族和妻族.家族文化不同于家庭文化,家庭文化自家庭产生时起便具有时空上的普遍性,广泛存在于古今中外;而家族文化则具有时空上的特殊性,仅存在于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因此有人认为,象中国历史上那样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及其酿造的家族精神,是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或其他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清代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培田吴氏族谱》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乡族自治,曾经是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社会理想。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地区,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乡族自治的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所谓乡族自治,是指在国家法律和官府授权之下,对乡族事务实行自我管理;在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中,乡族自治主要表现为家族自治。解读福建省长汀县培田吴氏家族的族谱资料,可以发现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与晚清地方自治有历史渊源。培田吴氏的家训、家法与族规,体现了家族自治的理想模式。培田吴氏的各大支派和社团组织,对乡族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了有效的管理。清末新政期间成立的"培田公益社",取代了乡约的行政职能,实现了从家族自治向地方自治的历史转型。     

徽州家族社区研究的实践意义——以婺源西冲俞氏为例

2005年10月20-23日．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与黄山学院共同主办的“徽州谱牒：家族与社会国际研讨会”在徽学故里黄山圆满召开。笔者有幸参与盛会，并提交了题为《徽商活动与村落、家族社区的历程——以〈星源西冲俞氏宗谱〉为中心》的论文。兹将当时写作这篇论文期间对于徽学研究的一点想法写下来，     

20世纪上半叶变异中的家族形态和类型

中国古老的家族 ,自殷周以来 ,直到清代 ,大约经历了两种形态的变更 ,起始是贵族的宗子制 ,实行大小宗法制 ,家与国一致 ;其后是民间族长制 ,或同祠堂联系在一起 ,成为祠堂族长制 ,实行小宗法 ,家、国分离。以宗法观念治理家族 ,大体上有两种类型 ,一是有祠堂、族谱以及某些家族共有财产的家族 ,可谓典型的族长制 ,另一是基本不具备上述三种实体 ,而实行族老、族贤治理的族老制。到了 2 0世纪上半叶的清末和民国年间 ,家族的变化 ,首先表现在家族组织的类型增多 ,达到丰富多姿的程度 ,在传统的族长型、族老型之外 ,出现族会、同宗会、族公会…     

千年家族的辉煌——读《孔子家族全书》

由著名学者张岱年、任继愈任名誉顾问、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任主编的《孔子家族全书》日前已由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孔子家族全书》是一部以中华第一家——孔子家族为研究对象的丛书,分《家族春秋》、《家族世系》、《家规礼仪》、《家族精英》、《文物古迹》、《诗词诠释》、《家事本末》、《典籍备览》等八卷,内容涉及孔子家族的方方面面。《家族春秋》卷按时间的顺序,分阶段地阐述了孔子家族近2600年的历史变迁,追述了孔子家族的起源、各支派的形成与繁衍,指出了它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特点,尤其是探讨了孔子家族与历代封建…     

耶律楚材家族与白居易诗歌在辽金的传播

耶律楚材家族中,耶律倍有着强烈的追慕白居易的倾向,耶律楚材诗歌表现出学习白居易雅士情怀的愿望,耶律铸积极追寻白居易的生活态度,他们在诗歌艺术上也有与白诗相似的特征.白居易对这一家族产生了多层次影响.耶律家族的独特地位和他们对白居易的仰慕成为白诗在北方传播的重要源泉,而白居易在辽金的地位又对耶律家族慕白倾向产生一定影响.     

金朝官僚等级制度初探

关于金朝官僚等级制度，现存史籍记载并不清晰，前人研究也不多。这一问题，可从官员俸禄、致仕待遇、官员服饰、封赠与门荫、墓葬和谥号、官员仪从等几个角度来分析。金朝官员俸禄的发放标准，在海陵王时期前后经历了由以散官品级为依据转为以职事官品级为依据的过程；官员致仕后待遇的确定，所依据的标准是职事官品级和任职时间；在影响官员服饰等级的因素中，职事官品级无疑是最重要的；官员得以封赠父祖和门荫子孙的主要标准是散官品级，职事官品级则发挥了调节性作用；官员去世后的墓葬规格是依照其散官品级来确定的，谥号有无则是由职事官品级来决定的；官员仪从配给的标准为职事官品级。总体而言，金朝官员等级划分的标准主要应是职事官品级。     

论中国历史上“正闰观”的文化意蕴

所谓“正闰观”,本质上是指族姓统治的合法性.一般说来,在华夏族内,获得了政权的家族也就获得了“正统”的地位;在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炎黄子孙”即华夏族的政权是“正统”,非华夏族的政权(也包括那些征服了华夏族的政权)是“闰统”,是僭伪而应予以闰除的,至少理论上如此.     

宗喀巴大师家世新探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宗喀巴大师的家世放在吐蕃、宋、元、明时期湟水流域各部族的聚合、衍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同时依据有限的藏汉文史料和一些口碑资料,对有关宗喀巴大师家世的"华锐玛姓家族说"和"宗喀十三族之祁家族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认为根据历史大线索,宗喀巴大师的祖上为"宗喀十三族之祁家族"的可能性最大。同时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元代以后,其家族已归入了"宗喀十三族"或纳入了"宗喀十三族"活动的地域,明代以后又进一步纳入到"塔尔寺五族"的范围内了。     

文县白马藏族传统服饰的文化功能

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文化环境造就了文县白马藏族传统服饰.传统服饰体现着白马人的民族文化特征并承担了符号象征、信息承载、伦理教化等社会文化功能.在这些功能的作用下,白马人的身份等级、族徽标识、宗教信仰、经济文化类型、伦理心态等被其传统服饰展现出来.     

宗规族训的敦族睦邻教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

宗规族训是家族制订、借助尊长权威施行、要求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各种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称,是随着家庭、家族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管理和教化形式,其敦族睦邻教化主要包括和睦族党、友善乡曲、乐善好施等内容。在教化途径方式上,强调立品行端正的族长家长以正身率下,通过家族组织施行教化,注重日常道德养成教育,情法并用、奖惩结合,设宗会宣讲族训、圣谕以相互规诲等。宗规族训敦族睦邻教化对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健康进行、家业的兴建及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助于化解邻里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安定社会秩序,达到家齐而国治的目标。扬弃这笔伦理、法律文化遗产,对当今社会治理、家庭教化尤其是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近代江南乡村的族产分配与家庭伦理

近代江南的功能性宗族组织和族田义庄并不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发达。地方志中的大量资料表明,江南地区的宗族组织近代以来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族产的不甚明确的权属关系,是与“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密切相关的。家族伦理既是一种道德观念,又是一种多元的族群关系网络,族产与家产在族人财产观念上的相对化,也是族群关系结构中“公”、“私”相对化的具体表现。族只是家的扩大,只要族群关系的基本结构不改变,族产的性质就脱不出家族共财制之窠臼。     

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明代初期承继元朝传统,有"儒户",那是正宗的职业科举家族,享受着特殊的保护政策,在科举考试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家族教育准备充足与否,特别是能否找到擅长的一经,应是形成科举家族的一个直接因素,明代宁波杨氏家族凭借<易>经屡屡中举,再现了东汉以来"一经传家"的神话.科举竞争的高度激烈,也是影响家族中举率的核心因素.晚明以后,杨氏家族科举竞争力明显下降.对那些科举准备不足的小家族来说更是困难,如晚明嘉兴平湖的赵维寰经历了十科会试,均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