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江总山水自然之"康乐体"——以《〈游摄山栖霞寺诗〉 并序》 为例

谢灵运开创了中国古代山水诗的新局面,对后代文人山水诗有着重大的影响。历时1 60年后,南朝陈代重要文人江总在宫体诗盛行之时仍学"康乐之体"书写了大量的自然山水之作。随着诗学在南朝的发展,江总自然山水之"康乐体"对谢灵运有着鲜明的继承,但更有超越。江总将目光从宫廷转向山水、佛寺、庭院等自然风光,注重对景物细节的描写,刻画清新小巧的景致,在幽静、清冷的意境中以释对山水,蕴含淡雅、清幽的悲思。远离尘扰,在自然山水中抒发情思与人生感悟,而诗尾往往回归佛理,使六朝诗学实现了从"以玄对山水"到"以释对山水"的转变,为唐代实现"以禅对山水"做好了铺垫。     

从《山居赋》看佛教对谢客山水诗的影响

谢灵运的山水诗分为出任永嘉郡守期间和隐居始宁期间两个不同的时期,对这两个时期的山水诗不能笼统看待。出任永嘉郡守期间,由于谢灵运对政治颇感兴趣,以宣泄政治郁闷为创作动机,因此此期的山水诗多表现出与东晋玄言诗相近似的山水加玄言的一般特征。隐居始宁期间则不同,从作于此期的《山居赋》及自注看,佛教信仰已在谢灵运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思想中已形成了颇具佛教特色的观物态度和文体观念。受佛教观物态度的影响,此期的山水诗多注重对景物所蕴含的以佛教为主之灵趣的感悟,很少以至不再出现玄理之句;受佛教经典诗文互通的文体观念的影响,此期的山水诗多以赋体为之,为千变万化的山水景物觅得了新的描写手法,并为元嘉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用“寓目辄书”的赋体手法描写景物,也导致了谢灵运山水诗的“繁芜之累”。     

谢氏山水诗的流畅婉细——“三谢”中的过渡诗人谢惠连

文学史上有“三谢”:谢灵运、谢惠连、谢月兆。谢惠连是谢灵运与谢月兆之间的过渡。他的创作,既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模式,又开启了谢月兆山水诗中情与景相融相契的创作倾向。由此,谢惠连成为谢氏宗风与山水诗传承中的重要人物。     

谢灵运和谢朓山水诗内容与形式比较研究

谢灵运和谢胱文学成就都在山水诗上,但是成就各不相同.谢灵运的山水诗主要描写山水老林;而谢胱则主要描写都邑宫殿或寻常庭园.谢灵运采用先景物描写结尾阐发玄理;而谢胱则达到了情景交融.谢灵运山水诗有“贵巧似”的特征;而谢胱的山水诗却流畅而无挂碍.     

略论鲍照山水诗

鲍照的山水诗创作在继承谢灵运开创的规范的同时,基于自己的个性和审美倾向,努力追求一种激烈动荡的、不平稳的艺术效果,并通过追求奇崛精工的语言,以一种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方式吸引读者的目光,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这使他摆脱了谢灵运的阴影而展现了自己的特色。其对于整体诗境地塑造和情感投入更是让山水诗开始向谢脁的情景交融、以情驭景的方向前进,成为了二谢之间的一座桥梁。     

谢灵运的性情与其山水诗的成因

谢灵运的性情与其山水诗的成因朱新法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成就代表了中国山水诗歌产生、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研究谢灵运文学创作抑或中国山水诗的发展，探讨其山水诗的成因是很有必要的。一谢灵运生长在“百年望族”的谢家，由于其祖父谢玄的功业，谢客很早就承袭了康乐公的...     

佛教对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影响

谢灵运是我国古典山水诗的奠基人。他的山水诗不仅清新明朗、富丽典雅,而且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理趣"。谢灵运虽然兼收并蓄儒释道三教思想,但是,其以佛教为旨归的思想倾向是相当明显的。佛教思想对谢灵运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佛教的般若性空、涅槃佛性以及弥陀净土等思想,在其诗歌表现形式和意境创造等方面均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玄学在谢灵运山水诗中的作用

谢灵运山水诗中的玄学语句,在结构上构成了起承转合的重要环节,在情感内容上使所表达的主旨意趣进一步具体明朗化,深化了诗歌的主题。玄学得意忘言的思维方式有助于理解谢诗写景繁芜的特点。玄学的高远追求提升了山水诗的脱俗品格。     

南朝"竟陵八友"诗风论

南朝竟陵八友的诗歌因与齐、梁诗或永明体诗的关系素来遭受诸多批评。他们表现声色、采丽竞繁、玩情弄性与感怀兴寄、平易自然,构成了自我诗歌风格的复杂状态。同时,竟陵八友发展了谢灵运山水诗清新而富有情韵的一面,淡化玄理而亲和自然,使山水诗更具山水的韵味。     

论东晋的山水诗

一在我国文学史上,山水诗的出现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刘勰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研究这一文学现象的理论家,《文心雕龙·明诗》中写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狥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段论述至少表明三个观点:东晋一朝是玄言诗一统天下;山水诗到“宋初”才开始出现;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庄老”(玄言)与“山水”是处在对立的两方面的。然而,我们考察一下晋宋时期的文学发展史,却发现刘勰这些看法并不那么符合当时的创作实际。说到山水诗的创作,谢灵运的功绩自不容抹煞,他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的山水文学从附庸蔚为大国,并在题材上成为一种稳定的、影响深远的趋势。然而,这并不意味谢灵运之前绝无山水诗可言,更不能说谢灵运的山水诗已与玄言彻底决裂了。事实上,东晋时期已经出现不少山水诗,其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纪游性的山水诗,一种是杂糅玄理玄趣的山水诗.     

从陶谢并称的历史嬗变看其文学地位的消长——以东晋至南宋为例

陶、谢以开放式结构参与到后代文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与特定世态与心态的文人展开对话与交流。但东晋至南宋,由于时代价值取向的不同和接受者品位素养的高下,陶、谢的文学地位互有消长,陶诗由隐晦而日渐显扬,谢诗则从备受赞誉而遭损毁。陶、谢在各历史时期褒贬毁誉的变化,反映出不同时代精神和审美趣味影响下接受者期待视野的递嬗。     

芝兰玉树山水清音——谢氏宗风与山水诗的传承

中国古代的山水诗正式形成于两晋南朝.谢氏家族中的谢混、谢灵运、谢朓叔侄三代创获的山水诗派,代表了六朝文学的一个高峰.山水诗在谢氏手中的演进与特点,与其家族一以贯之的宗风有着内在的联系.     

谢灵运作品杂考

经考证认力,谢灵运的《撰征赋》作于元熙元年春,而非学界一般所说作于义熙年间。由此也可考知,灵运彭城劳军之事是在义熙十三年冬。他的《谢封康乐侯表》绝非《谢封康乐公表》之误,因系该表作于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关于《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一诗的作期,通过与谢灵运等人的其它诗作相互发明,证明其作于永初二年谢灵运从宋武帝刘裕至由阿修禊之际,是灵运现存第一首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其山水诗基本特色的作品。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谢榛：复古在承前启后之间

在明代中期以“格调”为核心的诗歌复古思潮中,谢榛扬弃地继承了前人诗论。在回归古典的具体途径上,谢榛强调“兴”对于诗歌的积极作用,提供了以“悟”为核心的诗歌借鉴理论和创作主张,力图超越古典,开启后世,从而逗露出明代文坛审美风尚转型的契机。如果我们能将之放在整个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历史中,则能更加清楚谢榛诗论的意义所在。     

东晋玄言诗的艺术价值

魏晋玄言清谈具有一种艺术意味和艺术精神。玄言诗产生于清谈的文化背景中，以玄言的方式表现出诗人们的现实感受与高情远致；玄言诗中频繁使用的玄学概念，也同样洋溢着充沛的艺术精神。玄言诗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情感的宣泄与诗美的建构——谢朓山水诗新探

外向张扬和内敛舒放是谢朓关照自然山水的两种心理图式,分别形成了其山水诗的旷逸之美和萧散意趣。这两种美学风貌共同构成了谢朓山水诗清新自然的诗美特征。     

王维的儒道情怀、佛性智慧与山水诗创作

王维山水诗力图创造的是超尘出世的桃源境界而不是佛禅的空寂世界。佛禅对王维及其山水诗的影响主要在思维方式方面。这种影响方式,既与儒道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制约有关,又与王维本人的性格、禀赋有关,两者决定了佛禅对王维山水诗的影响只能是学理的、艺术的而不是宗教狂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