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碳减排目标能否实现

为检验2020年我国能否实现单位GDP CO2排放比2005年单位GDP CO2排放降低40%～45%的碳减排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等问题,文章从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的战略角度,对不同能源结构调整下的CO2排放情况进行了测算,并对不同能源消费结构下能否实现我们的碳减排目标进行了检验,得出在无约束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减排目标,在能源规划约束下基本可以实现40%的减排目标,而要实现45%的减排目标则存在较大难度。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分析——基于系统论角度的思考

从系统论角度分析,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甚至大于机遇。一方面,能源资源需求旺盛、能源资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较高以及低碳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等方面制约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能源效率的提升空间和国际低碳技术合作的潜力还比较大。从中长期来看,加强低碳技术和制度创新、能源结构调整以及经济结构优化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选择,但在短期内对我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有限,发展循环经济和推进节能减排是短期提高能源利用率最有效的方式。     

工业碳排放及能源消耗研究

工业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部门,减少工业部门碳排放直接关系到我国低碳经济的实现。工业碳排放强度包括行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和碳排放系数4个影响因素。以建材行业为例,通过对每一影响因素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减排潜力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现阶段能源效率的提高和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仍是我国工业减排的重点。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北京市终端能源消费及碳排放变化影响因素

近些年,北京市能源消费需求不断增加,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资源瓶颈问题日益突出.基于LMDI方法定量分析了1996—2009年北京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终端能源消费的变化特征,研究影响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主要因素及各因素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表明:调整产业结构起到的影响作用正逐渐减弱,而降低能源强度能够有效抑制终端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虽然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作用在目前并不显著,但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因此,北京市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调整,降低能源强度及碳排放系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减缓能源消费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经济与能源发展关系研究

选取1978-2012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经济与能源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分析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呈正U型曲线,表明我国碳排放总量在持续增加。基于此结论,引入能源发展因素,并在这三个变量间构造了VAR模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进一步考察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建议国家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能源生产利用结构,加大对节能减排的投资和科研投入,进一步提高能源加工转换效率。     

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本文根据1985-2010年辽宁省的能源消费数据估算了辽宁省历年的碳排放总量,研究了辽宁省碳排放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的关系,并对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经济增长、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最后结合实证分析结果给出辽宁省节能减排、提高经济发展质 量的政策建议.     

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一定优于命令型排放机制吗?

西方学者多认为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市场激励型减排机制,相比传统的命令型减排机制在应对温室气体减排时更有效率。但在评价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与命令型排放机制的优劣时,西方学者过于强调前者在履约成本方面的优势,忽略其政策形成、执行和监控成本以及对排放实体环境道德意识的影响。基于对欧美排放交易市场的分析发现,在减排初期各市场均因过度分配排放额而导致排放额价格低下,降低了减排动力。基于此,欧美政府在实施排放交易机制的同时,亦借助命令型减排机制对其缺陷进行矫正。中国当前应探索一种将市场排放交易机制与命令型减排机制结合起来的环境政策搭配,以发挥温室气体减排的最大实效。     

陕西省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研究

基于Tapio脱钩指数的因果链分解,将陕西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指数,分解为产业排放与产业能耗的脱钩指数和产业能耗与产业发展的脱钩指数两部分。结果表明：陕西省能源产业低碳经济发展总体处于弱脱钩的非理想状态,CO2排放与产业发展出现了同步增长的趋势;能源强度是影响陕西省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的关键因素,而能源消费结构对脱钩的影响不大。研究认为,陕西未来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延长能源产业链。     

能源成本变化对异质性工业行业的影响

能源成本变化对工业行业的影响到底如何在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机制分析表明,能源价格和能源效率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抑制行业发展,而且由于行业异质性的存在,能源成本对行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在不同行业间具有明显差异。基于中国1993-2011年36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能源成本变化对行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具有显著影响,能源价格弹性为-0.251,而能源密集型行业的能源价格弹性为-0.354。理论和实证分析均显示,提高能源使用成本的节能减排政策势必影响工业行业的发展,制定这类政策时需要在节能减排和行业发展之间进行权衡,只有有效提高能源技术才能达到"双赢"。     

碳税的内涵、效应与中国碳税总体框架研究

碳税是基于激励的价格型碳减排政策工具,是使外部性内在化的庇古税。碳税能有效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虽在短期内抑制经济增长,但中长期将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它能降低能源消耗,改变能源消费结构,但会扩大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分配差距。中国在碳税设计时,应以二氧化碳估算排放量为计税依据,采用定额税率,从量计征,开征之初实行每吨二氧化碳20元的低税率,以后渐次提高;同时,建立完善的减免与返还机制,注重与其他税种及其他碳减排政策工具的相互协调,以形成合力。     

政府减排目标、产业结构与污染减排

政府是污染减排的重要主体,了解其行为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对提升污染减排效果及实现中国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创造性地将政府减排目标纳入研究框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角度分析政府减排目标、产业结构、经济规模等因素对地方污染减排的影响,并用工业污染物强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减排目标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存在阶段性不同: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政府减排目标对污染排放总量的作用方向为正;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作用方向为负; 两者之间存在适应性调整阶段,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但总体由正向作用向负向作用转变。产业结构对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作用方向因污染物种类而异,经济规模对工业污染排放总量作用方向为正。     

中国能源消费的CO_2排放变动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结合中国CO2排放的现状,运用改善的因素分解方法,就中国CO2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研究结果认为：经济增长是促进能耗增长与CO2排放逐年增长的主导因素,而且这一作用还呈逐年增长的发展趋势;能源结构调整并未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导致CO2排放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主要因素。其中,能源技术进步减排效应最大。2020年减排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推动节能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减排;重点是控制煤炭消费的快速增长,以及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双重优化。     

河南省节能减排综合评价研究

通过功效系数法对河南省2006—2009年节能减排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价与比较,发现：在河南省的节能减排工作中,能源消耗与消费结构进步最快,污染物治理与利用进步次之,水资源利用与节约、污染物排放进步比较明显。河南省能源消耗强度整体下降,但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偏大;工农业用水效率得到提高,但城市节约用水力度需进一步加强;工业＂三废＂总量持续增加,但＂三废＂中污染物的含量明显减少,污染物治理与利用水平得到提高。河南省的节能减排工作,应立足于传统的能源产业,实现由能源大省向能源强省的转变,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循环经济,实施节约环保型消费。     

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Hausman检验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能源消费尤其是电力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今后,要加大对本地区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增加区域能源供给;大力开发替代能源与清洁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和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基于低碳转型的宏观经济情景模拟与减排策略

根据不同的经济转型情景设置情景组合,并结合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评估了实现不同减排目标下的经济结构,并分析经济转型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经济效应及社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单纯实施碳减排政策会导致能源价格成倍上涨,居民终端消费效用显著降低,对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不同情景下的模拟显示,经济转型能够有力地促进中国的低碳发展。在相同的减排目标约束下,经济转型情景付出的成本远低于非转型情景。     

日本的“氢能源基本战略”与全球气候治理

作为能源依赖型国家,日本经历福岛核电事故后再次面临能源困境,与此同时气候减排压力也不断增加。在慎重考虑核发电、重回火力发电、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FIT制度)等多措施并行的情况下,日本的减排困境依然未能有效突破。因此,日本迫切需要开发新能源技术来突破能源困境,落实气候减排承诺。"氢能源基本战略"作为日本新能源政策的最新落脚点,无论是产业技术还是政策特征都具有优势。该政策一方面可以帮助日本突破能源困境,缓解日本在福岛核电事故之后的减排压力,帮助日本完成《巴黎协定》的减排承诺。另一方面,这项政策可以帮助日本提高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提升日本在国际环保领域的外交影响力。此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结合产业发展这种气候外交与经济外交相结合的模式,也为日本的绿色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碳效应分析

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诸如环境污染、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通过各类服务业的主要能源消耗量估算了1990～2016年中国各服务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利用各服务类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运用价格指标法对中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状况进行具体测算,以服务业碳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从行业层面实证研究了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规模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低水平的贸易开放无助于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反而会增加碳排放量,同时贸易规模的扩大也会提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各服务行业的贸易开放碳排放效应和规模效应存在差异,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贸易自由化碳排放效应和规模效应最大,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次之。因此,要降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调整产业结构与贸易开放结构,控制不同行业的贸易规模与对外开放水平,并提高各服务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     

西部地区节能减排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

面对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利用效率低下和环境污染严重的资源环境形势,节能减排作为一项操作层面的重要措施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节能减排现状以及原因分析,应调整优化西部地区产业和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西部地区节能减排指标统计、核算体系,评估监督机制完善节能减排的金融、财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