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民间故事与阿拉伯故事的比较研究

回族民间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至今,在回族民众中广为流传的一些民间故事都可以在阿拉伯故事集<凯里来与迪木奈>和<一千零一夜>里找到相同或类似的情节.本文试图通过对回族民间故事与阿拉伯故事的比较研究,揭示回族在中阿文化交流史上的桥梁作用,以及回族民众对阿拉伯故事的本土化、回族化的改造,不是一味地"重复"叙述阿拉伯故事,而是从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思维表达方式为着眼点,逐步地使回族民间故事具备了本民族特有的民族特性和独立话语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民间故事宝库.     

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的“高僧与美女故事”

佛典汉译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汉译佛经给东方文化及文学带来巨大的影响.佛教的传播借助于佛经的翻译,而佛经中又包含着大量的故事,"高僧与美女"故事,就是佛经中重要的故事类型之一.探讨中韩两国"高僧与美女故事"的佛经渊源,并阐释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民间故事的关联,这对梳理和探索佛经文学,以及研究佛经对中朝两国民间故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中国故事学的不足与出路

中国现代民间故事研究已走过了100年的路程,内容和经验非常丰富,是一个值得和需要探询及重新审视的过程,现在到了应该清理、归纳、总结和反思的时候了。这也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段极其厚重的历史。反思这段历史,寻求新的故事学视域和范式,对进一步推动中国故事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藏族《尸语故事》英译本研究

西藏民间故事资源丰富,品类众多,做好西藏民间故事的对外译介意义重大。《尸语故事》是最负盛名的藏族民间故事经典之一,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多语译本。文章对搜集到的四种藏族《尸语故事》英译本的翻译主体背景、翻译方式、翻译路径和翻译动机进行考察,并对该故事集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特点进行了分析。     

20世纪学术史上的民间故事研究——刘守华先生与比较故事学

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又称比较故事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比较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刘守华教授在吸取借鉴的基础上,立足于弘扬中华文化,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跨国度、跨民族、跨学科的中国比较故事学,成为近二十年来在比较故事学方面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学者,为中国比较故事学的学科建构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故事"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感觉结构

威廉斯的"感觉结构"为理解"中国故事"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视角.通过对中国网络文学、传统文学、当代电影的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讲述"中国故事"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种文艺实践中普遍萌生的感觉结构,总体上强调以新的视角和自觉的态度面对"中国性",表达"中国经验",建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和侧重又因不同文艺类型在创作机制、传播途径和读者受众等方面的特性而有所差异.可以说"中国故事"在文艺实践中的显现方式是迫切的又是混杂的,因此"讲好中国故事"的倡导以及理论批评的介入才更有必要性."讲好中国故事"既体现了文艺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又表征着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的"民族寓言"诉求,从理论立场和文化导向方面影响了"中国故事"作为一种"感觉结构"的明晰化和再度构型.     

中朝日“怕漏型”故事比较研究

“怕漏型”民间故事在中国、朝鲜和日本流传非常广泛，但都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怕漏型”故事在朝鲜流传和演变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试论民间故事类型的传承与过渡礼仪模式——以“黄粱梦”故事为例

民间故事类型的研究重在传承史的梳理和异文的解读,对故事类型传承的动因有所忽略。从“黄粱梦”故事入手,尝试引入“过渡礼仪模式”,阐释民间故事类型中隐含的生命转换过程即生命的社会性特质。对人类生命社会性特质的理解与传递,或许就是众多的民间故事类型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     

民间故事的交流与交流的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的交流与交流的民间故事李增林，张鸿才本文对印度民间故事集《五卷书》、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国藏族文学《说不完的故事》、蒙文版《说不完的故事》四部书中的若干典范作品做了比较研究，初步探讨四部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近现象。印度是个文明古...     

变异的本土化:民间故事跨民族传播研究

从比较故事学角度看,变异学重在研究跨民族交流中文学文本在接受民族中的变异情况,这种变异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结合民间故事的生发史,笔者将从传播过程、语言媒介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分析和探寻民间故事在跨民族传播过程中的变异规律。     

三国故事传播史述论

三国故事的漫长传播史,经各类传播方式长期参与,由历代文人撰述与丰富的民间记忆共同构成。三国故事传播史多元并存的独特结构,是孕育培养《三国演义》的文化沃土。然此杰出的古典长篇小说,亦属三国故事漫长流播史的环节和支脉,而非三国故事漫长传播的最后定本。     

传统宝物故事在中国近代小说中的变异及呈现

宝物故事是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它以具有神奇功能的宝物为核心展开情节,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叙事型范。而无论从产生的文化语境还是构思方面,中国近代幻想小说中的宝物想象都可被视为传统宝物故事在新时代的一种变异延续。在其新变与复旧之间,正凸显出了当世较为普遍和典型的社会心理情绪。     

从新闻故事化角度看“行进中国·精彩故事”

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推出了大量故事化新闻报道,这些报道采访扎实,巧妙运用场景描写,人物由"写作需要"成为新闻主角,并借鉴了小说的叙事方式,这些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新新闻主义的特点,但部分报道也存在客观性出现偏差、情感过度表达、真实性存疑等问题。故事化新闻必须以真实性为第一原则,在借鉴新新闻的报道技巧时要谨慎并加以改良,加强有益的探索,善于讲好中国故事,使我们的新闻工作回归新闻本原。     

“唱歌的驴子”故事的来源及在亚洲的传播

最新出版的乌尔都语民间故事集《鹦鹉故事·僵尸鬼故事》共有35个故事,其中"驴和麋鹿一起被捉了起来"故事的源头是印度《五卷书》中的"唱歌的驴子"故事。该故事后来进入佛经,即《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中的"驴鸣本生"。该故事流传的另一途径,即由印度故事集《鹦鹉故事七十则》而译成的波斯语本《鹦鹉的故事》中的"一同被关入监牢的麋鹿和驴",维吾尔语本《鹦鹉的故事》中"一头驴因为吟诗陷入霉运"、哈萨克语本《鹦鹉传奇》中的"公牛和驴的故事"、土耳其语本《鹦鹉的故事》中的"在不合时宜的时候鸣叫的驴的故事"等,表明了该故事在古代亚洲多个地区的流传。此外,流传至今的印度民间故事"爱唱歌的驴"以及阿拉伯民间故事"本性难改的驴子",也是该故事的异本。本文主要讨论该故事的源流以及它在古代亚洲多个地区的传播情形,追溯民间故事在多语言、多民族、不同时空中的演变,比较该故事不同版本之间的结构、意义差异及其宗教涵义,以揭示其在多元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古代民间叙事策略及其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叙事作品尤其是民间叙事,往往有程式化的故事,无稽的表述,还有东拼西凑的情节。程式化叙事反映了民间叙事语境,雷同的故事反复出现,是与民众共同心理需求相对应的,在叙事方法上,民间艺人能在熟知的故事框架内保持着熟悉度与陌生感之间的平衡。无稽的故事是通过想象构建的民间话语系统,是民众内心诉求的表达,事虽无稽,却反映了真实的民间心态。情节的拼凑则与叙事单元的嫁接与整合有关,民间故事的叙事单元既可独立生存,又具有很强的黏着力,蕴涵着民间特有的叙事智慧。     

论中国古典抒情诗中的“外故事”

传统的叙事学研究将其中不包含叙事要素的抒情诗歌置于其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外,这一成规在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视野下已逐渐被打破,运用叙事学理论对抒情诗歌进行分析与阐释已进入理论探讨与实践之中。作为叙事学研究基础的故事与话语的二项对立,在抒情文本中并不必然地存在;然而,可以探讨与之相对应的抒情文本中话语与"外故事"的对应关系,后者可以典籍记叙、诗人标记、与叙事文本相融、记叙评述等方式存在,并与抒情文本交互影响。对外故事及其与抒情文本相互关系的探讨,将有益于揭示抒情文本中蕴含的故事要素,深化对抒情文本的理解。     

民间故事研究的方法论

学科史上对民间故事研究在方法上经历过几次重大范式的更迭 ,它们都不自觉地触及了文学批评和传承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文献比较和进化论立场上的推断足以概括民间故事始为学术对象时的研究特征。历史 /地理学派重视文本的历史和地理因素 ,是第一个主张对故事全面考察并加以分类的学派 ;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并未从根本上超越以往的分类法 ,只是要求分类更加精细有效 ;列维 -斯特劳斯认为普罗普的研究是形式主义的 ,并从结构人类学立场出发展开对形式主义的批评。对在研究中“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关系”的问题做出实践回应的 ,是以表演理论为代表的一系列学术尝试。表演理论意识到准确分析故事含义并非是单纯面对文本的问题 ,这一理论事实上暴露了故事研究中文本研究与传承 (表演 )研究的矛盾。     

地域认同与跨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故事的文化传播与再生产

中国传统故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缩影,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它是人们展现社会文化身份、构建地域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作为城市发展的社会文化符号,中国传统故事的现代传承与创新承载着人们对地方的再认识。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中国传统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凸显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化张力,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叙述主体的合作方式可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和更加包容的姿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多元共存、互生互鉴的文化生态。     

谈谈民间故事的分类

民间故事的分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这以前,中外许多民间文艺研究家们都对它进行过探讨。如西欧学者中有人把民间故事分为三类:动物故事、本格故事、笑话。这种分类缺乏民间故事的普遍意义,因为本格故事这种并列状态的作品在民间故事中并不多见。有人则按照人物来分类,他们只着眼于研究人物的性格,这种分类同样不能展现民间故事广阔的多方面、多导向的领域,甚至会割裂民间故事的多维空间。有些学者从人类学的角度把民间故事以事件为主体进行分类,以达到从民间故事识别原始民族的礼仪、风俗和信仰的目的。他们仅仅把     

新故事与新民间故事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一个侧面的民间故事史，同样以它的辉煌成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由于民间文学具有很强的传承性，本世纪从民众口头采录的民间故事，大都为世代传承之作，同时在这个故事、民歌的海洋里，又不断有活水汇流其中，使之波翻浪涌，蔚为壮观。从六十年代开始持续多年的新故事活动以及不断涌现的新故事，就是一朵朵怒放的新花。早在1958年新民歌运动普及全国时，就有一些地方开始兴起编讲新故事的活动。1963年前后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海郊区农村兴起编讲新故事的热潮。它们的内容和主题为歌颂新人新事，艺术形式上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