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第一人称代词"俺"的来源

宋元时期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我”(古音[ηa])经历了复杂的音变过程:“我”字韵头η-脱略,同时由于受阿尔泰语领属格辅音词尾-n的影响,“我”在领属格的位置上又发生了鼻音音变,即“我”音发生了由[ηa]→[a]→[an]的连续变化,因而借用“俺”作为音变后的第一人称代词。现代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俺”仍在一些方言中使用,如山东、河南、河北等地。     

代县方言的人称代词

本文主要从语言事实出发,对代县方言人称代词的基本面貌作一概要说明,并对其中涉及的某些现象、用法作一初步分析、探讨。代县方言的人称代词同山西其他方言代词相比,更具特色并呈多样化形式,尤其是第一人称更是复杂多样,很值得探讨。本文包括四个部分：一、人称代词的表现形式,主要列举代县方言人称代词的各种形式;二、人称代词的基本意义和语法功能,主要介绍代县方言人称代词最基本的意义用法,通过与普通话相应人称代词作比,力求基本绘出代县方言人称代词的全貌;三、人称代词的特殊语用现象,对代县人称代词的特殊用法,包括虚指、转指、名指用法,人称代词“人家”的多指化,作了初步的归纳、概括和分析;四、代县人称代词的历时探讨,从历时的角度,追溯历史,收集近代汉语文献资料,试图理出代县方言某些人称代词的演化轨迹     

西夏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敬语借自汉语“我弥”初探

西夏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敬语用■表示,在总结其用法的基础之上,认为■来源于中古汉语西北方言的“我弥”。复数敬语“gia mji”的词尾弱化,与前面的人称代词黏合,合音作*giam。     

人称代词“伊”的流变探微

古汉语人称代词虽历经变化，却很少有人称代词既可以作第一人称代词，也可以作第二和第三人称代词的。本文就古汉语中“伊”字做第二和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进行统计，并分析了其演变过程，指出“伊”有作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及“伊”字作人称代词时的移情功能。     

《论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

本文对《论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并从使用对象、句法功能、称数三个方面对第一人称代词“吾”“我”“予”“朕”进行具体的讨论和研究,以考察它们在这三个方面所呈现的差异及其原因。     

日语中代词的“移位”现象

代词根据其作用和分工,分为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反身代词.在实际生活中,代词的分工常常被打破,从而出现各种“移位”现象.其中最为常见的当属第一人称代词向第二人称代词的“移位”.其次,事物指示代词用作人称指示代词、指示代词之间以及反身代词的“移位”也不能忽视.     

黄冈方言的疑问代词

本文把黄冈方言疑问代词分为“哪”“么1”“么2 ”“几”四组 ,对其形式和语法功能加以描写和归纳 ,试图廓清黄冈方言疑问代词的真实面貌     

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形态”现象及相关思考

上古汉语中，繁复的第一人称代词“格位”系统似同时存在清晰和模糊两种倾向。历史如果朝清晰的方向发展，就可能最终呈现一个比较严格的第一人称代词格位系统；如果朝模糊的方向发展，第一人称代词就可能最终归于一。事实是，后来朝着模糊的方向发展了，中古以后，第一人称代词逐渐归于一，这就是“我”。就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而言，“不严格的格位”也许比较符合实际。     

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历史演变

古汉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有“吾、我、余（予）、朕、印、台”几个,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后“我”在现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中占据了主体地位.汉语语言历时长久,第一人称代词从古至今在数量、称数、格各方面都经历了深刻的发展变化。     

小说中第一人称代词的人际意义研究——以《青草在歌唱》为例

第一人称代词的人际功能在小说中具有重要意义.多丽丝·莱辛的处女作《青草在歌唱》中第一人物代词的应用,有效地辅助体现小说人物的权力分配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人物的自我认知能力和认知程度.小说人物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自指的数量、频率的变化,第一人称代词指称的模糊性和变化等都是第一人称代词人际功能实现的重要手段,是作者体现人物关系和主题的有力工具.对于接受者而言,可以通过分析第一人称代词的人际功能体会小说的语言魅力和主题意义.     

战国至西汉第二人称代词称数研究

“数”是语法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通过考察文献认为：战国时期的第二人称代词没有数的分别;秦至汉初时的“若”、“女（汝）”没有数的区别,“而”、“乃”则只能指称单数;西汉中晚期第二人称代词“乃”只有2例（表单数）,不足以说明其称数功能,其他人称代词都不存在数的分别,但表示单数的用例占绝大部分。     

战国楚简否定副词“弗”、“不”研究

"弗"与"不"在古汉语中是两个极为常用的否定副词,考察二者在战国楚简中的区别和联系,语法功能上相近,只是在语用上有一定差异。从"不"和"弗"后接的语气词、前加修饰语及所处语句的句式与语境来看,二者在语用上有一定的差异:"弗"的语气较"不"强烈,"不"或与其他词组合成固定短语,或前加修饰语表达强调语气,还常用于并列、排比复句表达强烈的主观色彩。这说明"不"主要还是具有表达一般否定的功能,所以在表达强调语气时更需要其他修饰语相配合,它并不能完全代替"弗",这也正是"弗"为什么能够在战国晚期仍能与"不"并存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可否认,"不"在使用频率和适用范围上远远大于"弗",这是承自甲骨文、金文以来的用法。     

“结合论”的结晶——评《战国楚方言音系》

＂结合论＂是运用多种方法对汉语史的各种材料进行综合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当今学界公认的研究汉语史的方法论。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正是此思想指导下产生的结晶,该著创获良多,是对＂结合论＂的综合实践,也是实践＂结合论＂的典范。     

《九歌》“东皇太一”祭祀渊源考论

＂东皇太一＂的神格与太一祭祀的渊源,是《楚辞》研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文章从道家哲学与方术对楚国祭祀礼仪之影响的角度,结合考古发现,对以上问题加以探析,认为＂太一＂是创世神、祖先神与观念神的统一,根植于楚国的神话土壤,又孳乳于道家关于世界本原的哲学,经过战国中晚期道家、方士的鼓吹,才从哲学范畴演变为方士崇拜的至上神,最终进入楚王室的郊祀大典。     

孟子诗学述论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们赋诗言志的风气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诗经》意义的探讨。孟子为了宣扬他心目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诗经》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诗》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诗经》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己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读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楚国在春秋时代已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到了战国时代 ,楚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 ,北方的儒家思想已为楚人所接受。当时儒家典籍 ,在楚国已很流行。秦统一以后 ,实行“焚书坑儒” ,但齐、楚二地 ,距秦都咸阳较远 ,秦控制力不强 ,故古代典籍及师儒多保存于齐楚二地。《汉书·儒林传》中儒生 ,多齐楚人。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说明了战国时楚国儒学之盛。从《孔子诗论》看来 ,它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前儒家对《诗经》的看法。这种看法虽与后来的齐、鲁、韩、毛等汉代学者有区别 ,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多少受到《孔子诗论》等先秦儒家的影响。其中《毛诗》似与《孔子诗论》的说法最近 ,齐、鲁、韩三家可能由于用《诗》劝谏君主、藩王 ,多少要“断章取义” ,故相去较远。但《毛诗》和《三家诗》基本上都受儒家著作的影响     

在“有待”与“无待”之间——荀子、庄子“道”范畴的比较研究

荀子、庄子皆为战国末期的思想家。在＂道＂范畴的建构中,荀子倡＂有待＂以成＂教化＂之＂道＂,庄子倡＂无待＂以成＂逍遥＂之＂道＂。本文以释道、体道、存道、明道为观照层面,以＂天为＂与＂人为＂、＂类＂与＂游＂、＂群分＂与＂自适＂、＂言教＂与＂不言＂为比较论域,对荀子、庄子的文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与文化阐释。     

战国至西汉出土文献第二人称代词谦敬功能研究

以往研究汉语史的论著,都认为＂尔＂、＂汝＂在战国时期是表示贱称,而通过考察战国、秦、西汉出土文献第二人称代词＂尔＂、＂汝＂、＂而＂、＂若＂的用法,得出战国、秦、西汉时期,只有封建文人或士大夫言语对称使用＂尔＂、＂汝＂才可能有谦敬功能,在老百姓实际口语中,常用的第二人称代词＂尔＂、＂汝＂、＂而＂、＂若＂一直都是通称形式,没有谦敬功能。对此认为：以往学者依据的语料是文人或士大夫的作品,而出土文献中有第二人称代词的例句多是当时人的口语,士大夫用语与百姓口语对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是有差别的。     

战国铜器铭文“厨”字论略

战国时期的铜器铭文中有“厨”字,由于国别不同其写法也不同,不同写法可以作为判定铜器国别的标准。“厨”是当时的一种职官,其职掌可以通过铜器铭文略知,它是负责制造铜器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