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竹枝词》看清代“湖广填四川”——兼论清代四川移民“半楚”的表现与影响

清代为竹枝词发展的高峰期,而四川和湖北是清代咏唱竹枝词最多的区域,以<竹枝词>为史料和研究手段"以诗解‘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以诗补史",对"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形式、社会整合及影响给予发掘和梳理.希望对清代四川"湖广填四川"移民社会达到管中窥豹之效.     

论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特征

四川是清代中国变革最深刻、最复杂的省份之一。战争、疾病、虎患、疫病等种种天灾人祸使"天府之国"原有"土著"消亡殆尽,经济、政治、文化几近摧毁。清初以来,延续百年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重新构建了四川人口结构和新四川的地方性文化。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变革的双重作用下,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神祇崇祀的人格化、务实性、世俗化、商业化倾向明显,神祇来源以本土神灵为主,兼容并蓄,信仰体系的本土性与开放性同时存在。     

清代移民与四川经济文化的变迁

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造成了四川人口的锐减和经济文化的萧条。清代初年 ,为了挽救四川的残破局面 ,稳定中央政府对西南的统治 ,从顺治帝开始 ,掀起了移民入川进行开发的运动 ,至康熙、乾隆时达到高潮 ,史称“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的移民入川 ,不但恢复了四川的繁荣 ,而且引起了四川经济的多样化发展和巴蜀文化的流变 ,对近代巴蜀文化的新面貌产生了直接作用 ,对四川经济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影     

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

移民地名是历史上移民活动的投影,浓缩了大量的移民信息.四川地名对明清之际的"湖广填四川"这一段历史有较强的反映.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是:战乱影响剧烈地区,前代土著遗存较少,移民地名较多,反之战乱影响较少,土著遗存较多,移民地名较少;移民首选移居地是交通便利、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故四川移民地名沿江及平原地区高于边远山区;四川移民省籍来源由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背景与空间距离的因素湖广籍占了约60%,与重庆、四川地区流传的"湖广填四川"相一致.     

宋代以来四川的人群变迁与辛味调料的改变

从移民史和辛味调料传播史来看,唐宋时期四川人嗜食大蒜,南宋后期因战乱四川人口锐减,导致嗜食大蒜的人口多不存在.此后人口增长缓慢曲折,经历了清康雍乾朝的"湖广填四川"才达到一定的人口数量.其间迁入湖广的移民尤其是宝庆府的移民将辣椒带入四川,四川人开始嗜食辣椒,而古老的食用花椒的习惯仍得以保存.     

清廷四川移民政策的演变--兼论客家迁徙四川问题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四川人口损失严重,引发了清前期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运动.客家作为移民骨干大量徙居四川,对四川人口增殖、经济恢复等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清廷移民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清初积极鼓励"客民"入川,至雍正年间开始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再至乾隆中期,向四川大规模移民行动基本停止.清朝中后期,为了缓解由于移民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更多地是采取防范措施与遣回原籍安置的方法,不再鼓励移民入川了.     

四川客家的双言现象

闽粤赣客家人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入蜀并把客家方言带到了四川,历经三百年后,在成都、隆昌、西昌、仪陇几地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还保留着客家方言。四川各地的客家人不只使用客家方言,还使用当地的官话,使用双方言进行交际是四川客家人比较普遍的语言生活方式。从对调查问卷的分析看出,四川客家人的聚居方式、语言态度与语言习惯、通婚方式等因素对四川客家的双言现象都带来了影响,但四川客家的双言现象有发生转用四川官话的趋势。     

论清代“湖广填四川”的惠农政策

“湖广填四川”是清初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移民运动。在移民过程中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惠农措施,鼓励垦荒,宽赋薄税,兴修水利,奖励多种经营。这一系列惠农政策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民本思想,产生了双赢的经济效应。通过惠农政策的实施,四川农业生产得到了有效的恢复和发展。     

川主信仰与清代四川社会整合

清代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改变了四川的人口结构,使四川民 间信仰主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清代四川社会中,土著和移民所建立的祠庙、会馆不仅是作为信仰中心,还 是四川社会的整合中心。祠庙、会馆最初崇祀的所谓“乡神”是土著和移民的精神寄托和集体象征,而后的附 祀、改祀和兼祀表达的是对新“四川人”身份的认同和对区域社会融合的主动性。川主信仰作为土著的本土信 仰,在实现了土著社会的整体认同和群体整合之后,又在移民中获得了广泛认可并被附祀、兼祀或改祀,从而 部分实现了土客交流与融合。但是,川主信仰还是因为其狭隘的乡土性和模糊性而最终被关羽等大神所取 代,这是四川社会真正走向开放的开始和表征。     

郫县方言中的“湖广话”成分

文章从比较方言学的角度来研究郫县方言与武汉方言之间的联系。文章以大量的实例,不仅雄辩地证明“湖广话”是近、现代郫县话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从语言的角度印证了发生在明、清两代的“湖广填四川”这一移民历史事实。     

重庆移民会馆产生和兴盛的原因探析

重庆历史上出现过六次移民,而最有影响力的应是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因移民而出现的移民会馆遍布四川及重庆地区.其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要数重庆湖广会馆.本文作者将对移民会馆的产生和兴起原因、会馆的特点与职能做一探索;并对具有代表性的重庆湖广会馆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进行挖掘.以期人们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比较研究刍议

在中国移民史研究中,将各次移民潮作比较研究者甚为少见。而此种研究方法,无疑有助于深化对历史阶段移民运动特点、规律之认识。文章仅就“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相同性和相异性比较研究,提出一些粗浅的思路和想法,以引起学术界深入探讨之兴趣。      

重庆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

移民地名是历史上移民活动的投影,浓缩了大量的移民信息.重庆地名对明清之际的"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有较强的反映.重庆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是:战乱影响剧烈地区,前代土著遗存较少,移民地名反而较多;反之战乱影响较少,土著遗存较多,移民地名较少;移民首选移居地是交通便利、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故重庆移民地名沿江的地区高于边远山区,老重庆高于涪、万地区.重庆移民省籍主要来源湖广,与重庆四川地区流传的"湖广填四川"相一致.重庆地名还反映了移民后的社会变迁、经济文化整合.     

民间信仰与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整合

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要素,祠庙、会馆所体现的民间信仰在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整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移民入川之初以会馆为舞台、以神灵为媒介而进行的对抗与融合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对等交流和移民试图融入新的家乡的愿望,清代中期之后会馆祀神出现的分祀、兼祀、合祀甚至改祀等情形体现了移民和土著通过神灵信仰实现社会整合的努力,而清代后期会馆、祠庙纷纷改祀、兼祀关羽的情形则充分说明了移民社会走出狭隘乡土的局限和移民社会整合的实现,同时反映了巴蜀文化的开放性和试图融入全国的努力。     

巴蜀休闲好赌风考

巴蜀好游嗜赌,自古风尚相沿。早在《隋书》就记载蜀中士人悠闲聚会喜欢意钱等博戏。清代"湖广填四川"后,大量南北移民入四川,各种博戏入巴蜀,赌戏更是南北兼融。在巴蜀地区来看,清代赌风最盛,当为成都平原一带。古今巴蜀地区赌风尤盛,但经济意义上豪赌大博并不明显,民间博戏的休闲娱乐功能更明显。     

《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

继《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一书于１９９７年出版后,孙晓芬副编审研究移民问题的又一专著《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于２０００年５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约３０余万字。 客家人与客家文化的研究从本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成为世界性的学术课题,客家学研究的高潮正在形成。四川是全国五大客家人聚居省之一,但四川的客家研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一书的出版,填补了客家学研究领域的这一空白,实为“（四川）客家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必将推动四川客家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四川的…     

清代台湾与四川移民家族发展比较

清代台湾与四川均属于典型的移民社会 ,但由于政府对两地移民政策的不同 ,导致两地移民社会发展形态呈现一定差异。在台湾与四川移民社会中的闽粤家族发展即是例证。台湾家族发展较慢 ,基本上以先地缘后家族模式发展。四川家族发展颇快 ,基本上是地缘与家族组织同步发展。但互利性的合同式家族是两地移民家族发展的共同特征 ,移民社会的家族发展与故土均发生过密切联系。     

清代“湖广填川”移民带来的社会和生态冲突 及其调控

清代"湖广填川"移民运动,给巴蜀带来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巴蜀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发展。但因习俗差异和土地问题,土客之间,移民族群间的冲突频发;且人口的迅速膨胀,人地矛盾突出,过度开荒种地,又造成一系列生态问题。清政府在处理土客之间,移民族群间的冲突中,其政策是积极有效的,但面对人地矛盾,其政策又是消极的,暂时的。     

明清三峡移民“地权”获取方式的“口述史”考察

土地是至为重要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获取地权是湖广移民的首要追求。利用20世纪80年代各地所编纂的《地名志》或《地名录》,借助其地名解释,可以对湖广移民的生产生活进行"复原"和"重构",可以对之进行"口述史"的考察。本文主要依据当时所编今重庆地区的《地名录》,重点考察明清时期三峡移民的"地权"获取方式,丰富移民及其后裔"地权"获取的内涵。     

清代“啯噜”的初兴与语义新考

"啯噜"是清代主要活动在四川的一种游民群体,有学者认为近代的哥老会组织即源于啯噜,然而关于啯噜的含义与起源有着不同的看法。依据新发现的雍正朝湖广总督迈柱奏折,可知贵州有一种"鹘掳子",即啯噜子,其名应起源于川黔汉族对外来抢掳的少数民族的称谓,其活动特点是"多人"抢掠,具有群体性与流动性。乾隆初年署四川巡抚布政使方显、四川巡抚纪山的奏折,补充了《清高宗实录》记载啯噜的简略,可知"啯噜子"是清初官府移民实川中从事"盗窃"的"失业无赖之徒",主要在乡村集市三五成群,进行抢夺窃劫。雍正六年清丈之后,四川地皆有主,以后开荒占地很难,无业游民问题可以说是清丈之后加剧的,防止"啯噜子"实为设防"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