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述论

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留下了蔚为壮观的一页。地方自治 理论的源起、曲折发展及其省宪运动的实践,均具有值得后人追思的价值。本文分四个部分 来探讨这一问题：(一)地方自治理论的源起及早期发展;(二)辛亥革命后地方自治的成败; (三)北洋军阀时期省宪自治的实践;(四)分析与结论。     

清末广东的地方自治与顺德地方精英

在清末地方自治政策下,以开展地方自治启蒙活动为目的的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在广州成立.为响应此举,省内各乡村的地方精英也纷纷加入该社,并在各自的家乡成立自治团体.这些自治团体是以乡村内各种慈善活动的组织策划者、即有力宗族为领导而实行计划的.     

绅商与地方善举——清末嘉定县南翔镇“争河”“夺堂”案研究

清末"新政"时期,嘉定县南翔镇的所谓"争河案""夺堂案",是商务分会、学会联合起来,与旧堂董们争夺育婴、振德堂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之前堂董兼办两堂事务,"责成一二地方绅士世代相袭,商民并不顾问",一遇赈灾、育婴、浚河等地方善举,商家"随众乐输,襄成善举"。"争河案""夺堂案"所呈现的地方善举实践,在地方公益、慈善事业、国民资格这样的表达上,具有明晰官、民界限的现代性意义;在实践中,善堂运行机制未脱传统之窠臼,仍呈现着公、私相对化的官民二重性逻辑,并未形成新型的公共性秩序。地方善举的近代转型,依然任重道远。     

同姓联宗与地方自治——清末民国时期江西地方精英的文化策略

明清以来普遍出现的同姓联宗是中国历史上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从明清科举时代到清末民国地方自治时代,由地方精英推动和主持的同姓联宗活动经历了时代性的演变与发展,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这一变化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政治变迁具有密切关系。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着科举制度时代的结束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活跃于地方政治舞台上的新式地方精英,在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权力角逐和派系斗争的同时,广泛推动同姓宗族的联合,结成政治联盟和扩大社会基础,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地方政治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同姓联宗作为地方精英操弄地方政治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显示出政治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内涵,而地方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也因深受同姓联宗这一传统社会组织关系的影响而更趋复杂、曲折。     

清末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地方自治成长

“地方自治”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路径,深深吸引了面临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晚清社会精英,这种“爱慕”之情汇集成清末地方自治热潮.清廷对地方自治予以勉强回应,并小心翼翼地限定控制着地方自治实践,以谘议局为依托的地方自治力量迅速壮大起来.作为一种改革尝试,它预示着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某种趋势和地方自治的成长.     

地方自治与自治权成长

自治就是公民自己治理自己。自治权是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自己治理自己的权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的自治权得以发育和生长。     

横向与纵向:从新政看清末财政危机中的政府应对

清末十年间.横向看是政府财政大量投放新政,纵向看是清廷致力于集权中央.关于前者.关键在于兴学、练兵等新政之间的轻重缓急.需要统筹计划、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而非不顾财政状况许可与否全方位一哄而上、急躁冒进;至于后者,即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清朝中央政府的错失不在于集权中央,而在于时机、分寸把握不当,既丧失机会在前,又操之过急于后,且允许地方经费自筹政策有悖于集权中央的初衷.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自治”与“发展”问题思考

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问题是当前我国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困扰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因素很多,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但最关键的是自治权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根源在于自治与发展的关系没有理清.我们应从剖析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条件下"自治"和"发展"的特定含义入手,分析自治与发展的内在关系,努力探究推进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有效途径.     

清廷新政在地方层级的运作——清末吉林自治活动及宪政筹备述论

清末新政过程中,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包括吉林的东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预备立宪活动。在吉林,成立了吉林调查局等机构。随着风气的开化,由当地士绅们举办的吉林省自治研究会应运而生。为保护地方铁路利权,自治研究会在吉长铁路的兴办初期成立了公民保路会,吁请清廷取消与日本的合作。随后成立的谘议局筹办处合并了吉林自治研究会,并一直维持到谘议局成立。清末的吉林地方自治活动总体上看较为成功,并为后来的选举打下了基础。     

晚清新政时期的反地方自治风潮

晚清新政时期 ,清廷决定在全国城镇乡推行地方自治 ,作为民权政治的基础。但是 ,新政时期从上而下推行的地方自治在中国乡村遇到强烈的抵抗。本文分析了新政时期农村反地方自治风潮的复杂历史内涵 ,并从中提出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国外地方自治对我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借鉴价值

地方自治历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如同市场经济,它也属于管理的形式和手段,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该采用地方自治的论述。在学术上积极探讨地方自治,对改革和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简论清末地方自治与地方行政体制近代化

清末地方自治是预备立宪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它的实施是清廷与资产阶级的共同需要,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历程中有益的初步尝试.清末地方自治虽有诸多局限性与不足,但它却引领了近代的政治革新,助益了近代地方行政体制从省到乡镇的现代化转型,冲击了中国的专制统治体制,初步形成了具有科层化、法制化、一体化的现代地方行政体制.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约因素分析——以河南为个案

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不能顺利推行受制度和时势等诸多因素制约。地方自治制度设计中强烈的官治色彩是其制度原因;自治主办者为解决财政困难加抽捐税,引发地方社会抗拒自治而成为民乱之源;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微弱导致改革缺乏地方社会的有力回应,痞化势力的存在则阻碍了其良性运转。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约因素分析——以河南为个案

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不能顺利推行受制度和时势等诸多因素制约.地方自治制度设计中强烈的官治色彩是其制度原因;自治主办者为解决财政困难加抽捐税,引发地方社会抗拒自治而成为民乱之源;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微弱导致改革缺乏地方社会的有力回应,痞化势力的存在则阻碍了其良性运转.     

近代地方自治中的“权利缺位”探源

始自清末的近代地方自治始终缺失“权利”主题,沦为“官治行政”的附庸和公权力扩张的工具.之所以产生这种局面,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理论准备不足,权利属性未被充分认识,权利保障也未能纳入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清末以降的地方主义借地方自治之名大行其道,其要旨却在于扩充权力,扩张和保障地方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自治的权利主题.此外,近代立法未将地方自治的公民权利予以法定化,地方自治之权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凡此种种,导致近代中国屡兴“地方自治”之风,却始终不能摆脱“权利缺位”的困境.     

"地方自治"的不同表达——孙中山与贵州自治学社诉求之探析

20世纪初年,地方自治被当成救亡图存的方案推上了社会舆论的前沿.孙中山与贵州自治学社都将地方自治视为救国之途径.前者以主权在民作为地方自治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点,以县自治作为行使民权的手段,并将地方自治规划为训政时期的主要内容;后者以"预备立宪"为宗旨,要走"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的道路,行"绅治"或"官绅共治",借以实现君主立宪制度.孙中山与贵州自治学社对于地方自治之诉求,是对当时社会思潮的回应;而两者对于"地方自治"的不同表达,则反映了对"自治"理念理解之深浅与阐释角度之差别.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地方自治与分权制衡：“仇和现象”实质解读

对"仇和现象"解读,既不能仅着眼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或者是法律与政策关系考察,也不能只从法律实证主义立场分析,根据实在法判定它属于违法施政现象,而应从地方自治、分权制衡的视角来解读"仇和现象"的实质。仇和的主要施政举措在实质上是正当、合法的,具有变法改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