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诗化”现象扫描

龙泉明先生对初期白话新诗“非诗化”的研究,具有较大学术价值与创新意识。但其概括也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或停滞性,因为他审美判定的标准是古典诗歌。虽然古典诗歌已经达到难以突破的极致,但用此作标准衡量五四白话新诗,无法作出更为客观的评价。新诗是在古典诗歌根基上建立发展起来的新模式,是一种特别注重情绪流动的诗歌倾向,必然会带有“非诗化”倾向。     

朱英诞诗歌：古典与现代互涉的美学

朱英诞长期被新诗研究者所忽视,并非因其留下的大量诗作缺乏艺术价值,主要在于他公开发表诗作的时空几乎皆集中于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当我们今日以开放的心态从历史废墟中重新梳理他的诗歌历程,检视其创作与批评文字,不难领略其中古典与现代两种文化互涉的诗歌美学。而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朱英诞古典与现代互涉的诗歌美学是否曾改弦更张？这样的问题不仅属于纯文学的范畴,当然也可以当作我们探讨沦陷区作家文化心理的一个切入点。     

“集体意识”的流变与中国新诗的历史构成

＂集体意识＂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理念之一,在百年新诗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历史经验表明：＂集体意识＂在新诗发展过程中的消长,始终与新诗所处文化语境的变化有关。不仅如此,在逐步成为判定新诗重要文化价值层面的过程中,＂集体意识＂也成为反思新诗史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在注重价值、观念的前提下,从历史结缘、整体趋势、风格制约的角度探讨＂集体意识＂在新诗历史中的构成,就成为阐释中国新诗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化语境的突围和早期新诗的变异

多重纷乱的文化语境对早期新诗构成的围困状态以及新诗自身变异对这种文化语境的艰难突围,表现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诗歌艺术自身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人在多大层面和多大程度上对其所处的文化语境有真正艺术的审视、突围、反拨、扬弃和超越.     

“学院派诗歌”：概念与现实——兼论中国当代诗歌的处境

以大学师生为主体的＂学院诗歌＂不同于泛化的＂校园诗＂,它在近年中国大陆的崛起是大学扩招和大众化教育阶段来临的直接结果;但＂学院诗歌＂也不等于＂学院派诗歌＂,＂学院派诗歌＂在中国还仅仅是一种假想的可能,这一概念目前并不具有针对性和阐释力。＂学院诗歌＂的命名更符合中国新诗近现代以来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     

传播学视域中的中国新诗的历史演进

中国新诗的诞生、发展及其历史演进,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复杂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对传统诗歌文化资源与域外诗歌文化资源的重新"编码"、"解码",带来了中国新诗丰富多样的生态格局.而诗歌创作"信源"的日渐单调,则导致了40年代末中国新诗的渐趋畸零.     

"先锋"的变迁与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并演变的“先锋诗歌”,并非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其内部之间的差异不一而足。当我们在今天来谈论“先锋诗歌”这一概念时,不能不考虑当代中国20多年来变动不居的历史文化语境问题,也就是说,1980年代的“先锋”在1990年代以后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可能已经不再具有先锋的意义与价值,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矛盾和相对主义的时代,对“先锋”的理解与张扬有一个如何重新开始的问题。也许,真正有意义的话题是,诗歌如何赋予匮乏的时代以启示或意义。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错位的新诗评价标准--对新诗合法性的文化反思

在诗歌一元论理论前提下,中国新诗的评价标准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中国新诗为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原质",进行了一系列"非诗化"的探索,从而获得诗歌现代性品格,因此,以古典诗歌的意境理论作为新诗评价标准是错位的。对新诗合法性理论的文化反思,是确立新诗评价标准的前提和基础。     

全盘否定传统:一种策略及其后遗症

中国新诗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外国诗歌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 ,人们由此而认为 ,诗歌借鉴是中国新诗繁荣、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观点就其本质来说是正确的。但是 ,在新诗诞生之初 ,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出于鼓吹文学新观念的需要 ,提出了全面反叛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文化、艺术发展策略。这种策略对新诗的诞生产生了重要作用 ,不过 ,随着新诗艺术的发展 ,这种策略所具有的后遗症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本文简要讨论出现这种策略的文化语境和艺术价值以及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关于新诗格律的几个问题

新诗的节奏单元是音顿和意顿,由此建行构节形成音顿连续排列节奏和意顿对称排列节奏两大体系.新诗的用韵方式有传统式和现代式两种,新诗韵律除节奏和诗韵外还有同音堆集等辅助方式.     

论早期新诗观念中诗艺和经验的紧张——以闻一多、梁实秋、俞平伯、康白情为中心

在早期新诗观念中，注重诗艺的表现和经验的表达分别体现在闻一多、梁实秋和俞平伯、康白情身上，他们之间的分歧源自于不同的诗歌观念系统，从诗艺和经验两个层面对他们展开探讨有益于理解早期新诗观念的复杂性。     

先锋精神：从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 看中国新诗用典出路

废除用典是中国新诗诞生时的一个明确目标。但是用典这一现象并没消除,且在本土典故中民族神话、传说一反历史成了最主要的力量。不过,这种用典不再是传统诗学精神的翻版,而恰是“先锋精神”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于内在气韵上反俗;第二,在话语方式上陌生化;第三,与西方现代诗学高度融合。通过古今诗学的对比,不难发现新诗用典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历史意识基础之上,在“先锋精神”的武装之下,这一事实极具存在的合法和价值的自足,这对我们认知和推动新诗的民族性建构大有助益。     

“白马社”的文化精神与诗歌创作

在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上,＂白马文艺社＂的文学创作具有新文学精神的传承和向海外播迁的特殊意义。＂白马社＂文化精神的形成有三方面的思想资源：五四新文化思想、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白马社＂追求东方与西方、宗教情感与人间情怀、古典与现代融合的文化精神。白马社的现代诗创作既与五四新诗传统衔接,又开创了与海峡两岸诗学都不同的诗歌美学道路,显示出一种独特的语感和韵味,为当代汉语诗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艾青与新诗诗体建设--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之二)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滞后,诗体危机是目前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反对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追求音乐性。新诗应当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大力发展现代格律诗,创建诗坛合理生态。这是艾青的诗歌探索历程给新诗诗体建设课题的启示。     

在学衡派对新诗的批判中探讨其自身得失

学衡派是一个以文化批评著称的社团.学衡派对胡适及其所提倡的新诗不无中肯的批评,新诗也的确在学衡派的批评、制约中对激进的理论与实践有所纠正,但是学衡派保守的文化立场,使得其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上并无实质性建树.通过学衡诸子对新诗及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其自身文艺理论的得与失.     

内在律：新诗艺术成就的核心

郭沫若最早发现并在新诗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基于情绪消长起伏的内在律以代替旧体诗的固定的外在格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重大贡献。内在律一端联着情绪内容,一端联着语言形式,居于新诗各项艺术成就的核心,也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以创作和诗学探索丰富了内在律体系,现代格律诗的提倡者如闻一多、何其芳等也注意把新诗格律和情绪内在律联系起来。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既双水分流又彼此渗透,有逐渐融合之势。在新诗的诗体建设中,如果忽视、拒斥内在律,就可能误入歧途。     

南宋诗坛四大家与江西诗派之关系

关于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一般认为他们是在摆脱江西诗风的不良影响后才取得各自成就的。实际上,四大家都曾依赖于江西诗派的哺育,尤、杨、范、陆与江西诗派的渊源都颇为深厚。我们不能按照先打倒才有建立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思考问题。四大家是在继承江西诗派的基础上才有所成就。同时应动态而不是凝固性地看待江西诗派及其诗学思想。江西诗派在南宋中期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江西诗风占据了北宋后期以至南宋诗歌的主流地位。     

"新"与"旧"的纠缠——早期新诗合法性再认识

“新诗”外部空间合法性的争取,首先要面对的是古典诗歌传统投下的巨大阴影。胡适等人意识到,必须采取一种决绝的方式,才能为初生的“新诗”争得一席立足之地。这种决绝方式的具体体现,就是一方面断然宣布“旧诗”“死刑”,剥夺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分别从创作实践和观念演绎两个向度,大力张扬“新诗”之“新”。而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派的声音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