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视阈下的合法性构筑:公众社会心理预期及其获得

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社会心理科学关注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公众对政权体系的合法性预期,建立在国家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领袖人格、意识形态、政府绩效、制度规范等基础上,内在地反映了政府行动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府绩效对社会公众心理预期的迎合程度。了解社会公众的合法性预期,对于获取政治合法性资源,民众的合法性支持,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信用与政治合法性

政府信用是国内外社会各主体对一国政府守约重诺的信任 ,它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政府信用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 ,两者是正相关关系。政府信用状况决定政治合法性程度 ,而政治合法性程度是决定政府维持或更迭的最重要因素。本文试从政治学的角度阐述政府信用对政治合法性的根基作用     

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因素分析

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很多,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国际因素等,其中政治因素是核心。政治因素又包括政治权力、政治合法性、政治文化、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等等。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既可以使政府有一定的权威,又可以使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绿党崛起视角中政权合法性构建的分析和启示

构建政权合法性基础主要是夯实其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政党基础。从表面看,绿党崛起是资本主义政党发展的新现象,而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在构建政权合法性上的新变化。这种新变化体现在经济、民主政治制度、政党力量和政党力量整合四个层面。从政权角度对绿党迅速崛起进行研究,这对我们构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合法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治信仰:概念、结构和过程

把政治信仰研究纳入政治学视野,开展政治理论创新,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政治信仰是在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对社会价值分配的权威的合法性的信仰。以结构功能主义为视角,政治信仰是在政治体系的运行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信仰的体系结构包括政党、政府、领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五个层面内容。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合法性基础初探

维持政治秩序的持久稳定,政权合法性必不可少.政权的合法性程度越高,它所获得的民众支持也就越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三三制"政权,是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新型政权形式."三三制"政权广泛而深厚的合法性基础,帮助它胜利完成了领导人民抗击外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的战时任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日后的政权建设积累了相当宝贵的经验.     

论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特色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与繁荣,加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权面对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邓小平强调:经济绩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取向。     

基于合法性的政治文化模型研究

作为政治文化核心形态的合法性观念越来越为当代政治学所接受,形成了以韦伯为代表的权威合法性模型、以伊斯顿为代表的系统合法性模型以及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认同合法性模型等几种典型形式。基于合法性的政治文化模型引入政治认同的变量来理解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精细化地理解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简论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核心问题。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亥心,一贯重视政治合法性问题,并有过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权的赞同和认可,党和政府要巩固和维护政治合法性基础,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必须端正党风,隹护社会公正;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积极寻求意识形态认同。     

新宪政论视野中政府合法性维系与巩固的路径选择

政府合法性是政府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体现为社会和民众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正经历着从传统阶段、过渡阶段向成熟阶段的历史变迁。同时,面对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新宪政理论为政府合法性的维系与巩固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民主选举、有效政府、执政党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