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份额、资本积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政策导向下如何兼顾企业生产性投资,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是新时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基于新发展理念,运用熵值法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衡量体系,利用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劳动者报酬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抑制作用,资本积累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从传导机制来看,劳动收入份额提高降低了劳均资本存量,从而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但通过促进居民最终消费和提升资本生产率,可以有效缓解其抑制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低、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较重的区域,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效应更大。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双管齐下,在完善要素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稳定实体经济投资,提高资本运行效率。     

中国资本深化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分析

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所推动的产业转型会对社会劳动生产率及各类要素价格产生深远影响,引发劳动报酬份额波动。基于2006—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相关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资本深化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已由负转正,但影响并不显著。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新型工业化下多数企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价值链垂直升级,促使整体效率和竞争力提升,劳动者实际收入增加;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由于产业结构落后,人力资本存量偏低,未能有效带动收入提高。此外,在要素分配中,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扭曲了要素产出,抑制了劳动要素价格。相关部门需要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要素配置、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统筹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着手改进。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全球化已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贸易全球化通过要素配置、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机制产生影响;投资全球化通过行业配置、技术领先和工资竞争机制产生影响;金融全球化通过长期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机制产生影响。省级面板数据可以验证对外出口比率、对外进口比率、外商直接投资比率、贷款比率、资本总额中利用外资比率指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应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外资引进力度、深化金融改革来增加劳动收入份额。     

工业机器人、技能结构升级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机器人应用在引发企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将如何重塑生产要素分配格局?为此,文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工业机器人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提高了制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该结论。基于学历和岗位双重维度的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主要通过技能结构升级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技术人员占比低的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小的行业、中西部地区和有政策支持的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产业结构与劳动份额的统一性研究——基于要素替代弹性视角的理论模型解释

通过构建两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在要素替代弹性影响下产业结构和劳动份额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对应"工业化—去工业化—产业结构稳定"三个产业结构阶段,劳动份额有"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1)要素替代弹性的产业间差异可使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由工业向服务业流动,产业结构转型效应又进一步影响劳动份额,这可以解释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劳动份额下降和2007年以后的劳动份额上升现象。2)要素替代弹性的增长容易引起资本替代劳动,这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稳定后的劳动份额下降现象。目前要提高我国劳动份额,应在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同时,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控制房地产业过热发展等措施,减弱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     

劳动争议仲裁在美国的兴起与发展——兼评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

劳动仲裁是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中的重要内容,美国劳动仲裁的兴起得益于国家力量的推动与工会权利的增强,经历了制度混合到独立的过程,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成功构建起以申诉仲裁和利益仲裁为重点的劳动争议仲裁机制。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应回归仲裁特有优势,增强工会实际权利,平衡劳资双方力量,以完善的司法审查作为劳动仲裁公平性的坚强后盾,以争议分流与裁审分离提高仲裁效率。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证据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促进共同富裕是“十四五”规划就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问题做出的明确政策指向。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市级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使市政府辖区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改革引致的财政压力激励市级政府加强税收征管,提高了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劳动密集度,最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改革效果仅体现在所得税由地税局负责征管的企业;同时,改革的影响在税基窄、土地财政能力弱、税收征管强度弱的地区更为明显。此研究有助于解读“压力型”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及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要素比价扭曲、过度资本深化与劳动报酬比重下降

资本深化与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的关系,从理论上说,只有当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时,或者发生了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在资本深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会出现下降趋势。在中国现有体制背景下,影响劳动报酬比重的资本深化表现归结为四个方面:(1)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迁;(2)转轨经济的增长方式扭曲了要素价格,提高了要素替代弹性;(3)要素价格扭曲使不同所有制经济部门倾向不同的技术进步方式;(4)资源资本化进程中的资源价格重估和再定价。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资本深化导致劳动报酬比重一定程度的下降虽然不可避免,但是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技术进步的偏向以及金融过度深化导致的资源加速资本深化,从而带来的中国劳动报酬比重过快下降是需要矫正的。矫正的关键在于:推进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继续向市场经济转轨,健全要素市场以矫正要素比价扭曲,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格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下降吗——兼论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

现有文献在对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估算时普遍将混合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计为劳动收入,但是这个比例的选择有很强的任意性,且不同取值会对估算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深入研究混合收入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后我们发现,剔除农业劳动者报酬中的资本收入后,农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并没有原来认为的那么高,自1993年以来最高为70%左右,而且2003年之后一直在下降,到2012年仅为40%。重新估算中国整体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3-2002年基本上稳定不变,此后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直到2007年之后才重新开始保持稳定。与现有文献的结论不同,本文发现近年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并不是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一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而是农业和非农产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结果。     

资本深化、要素技术效率与产业升级——基于1998—2019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生产资料的不断积累和更新带来经济系统中各产业的资本深化,资本深化又带来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有偏技术进步则使不同要素的技术效率发生不同的变化,影响各要素的投入结构和产出效率,进而推动产业升级.采用1998—2019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估计要素替代弹性,并测算各行业的劳动技术效率和资本技...     

我国劳动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困境与创新之维

现行的劳动纠纷解决机制在实施过程中的效果并不理想,未能发挥该制度最初构建时的目的。因此,从司法实践的视角对现行机制的结构进行补充和完善显得更有必要。在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方面:要加快建立企业劳资双方的平等协商机制;对多形式的调解体系结构进行完善;进一步提升仲裁对案件的分流作用。在诉讼纠纷化解机制方面:要尽快对小额诉讼建立速裁制度;调整劳动争议诉讼收费机制;规范劳动争议案件诉讼代理制度;完善劳动争议案件的执行程序。另外,要促进裁审统一,进一步实现诉调对接,充分延展审判信息的辐射功能,从而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并形成对处理结果的认同意识。     

劳动股权论与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劳动股权是公众企业“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是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二元分配制度的内在统一。在深化我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应用劳动股权理论,重视对劳动积累的股权化安排,可以破解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的难题。劳动股权化是量化处理国有企业职工劳动积累的合理方案,是民营企业加快产权制度培育与创新的突破口。     

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对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在机理分析中,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化率进行了分解,得出三个主要因素:系数大小、人均资本及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此同时,运用"动态最小二乘法"对浙江省的劳动弹性进行测算,并对浙江省1985-2007年的劳动收入比重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人均资本增长能够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系数则缩小了资本对劳动收入比重的正向拉动作用,造成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私营企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以及人均资本存量可以提高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而工业化进程加快、FDI以及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等因素则降低了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     

分工演进、交易深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本文脱离传统"渐进一激进"的讨论模式,从分工演进的视角来解读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本文认为,经济良性发展的基础是分工与交易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即不断地以分工深化来推动交易发展,不断地以包括国内交换和国际交换在内的交易扩展来提升专业化深度和分工广度.中国30年改革的重点是改变社会对专业化分工的协调方式;而开放则是一个解除对分工发展的市场规模约束的过程,以及解除限制专业化发展的技术约束的一条途径.30年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发展重点各不相同,但都是围绕着"解除对分工和交易发展的束缚、实现分工与交易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个中心展开的.     

迈向高收入:分工分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能否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是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而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并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对其社会"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能真正破除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要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社会由层级式分化向功能式分化的转变,实现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私营资本企业劳资矛盾及其调解机制

当代中国私营资本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具有二重属性,即生产资料及财产占有关系的不平等性及政治社会地位和契约关系平等性。其中,不平等性是基础与条件,而平等性是居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属性,由此决定企业内部劳资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一种新型的人民内部矛盾。其矛盾主要表现:1)不签劳动合同,引发劳资纠纷;2)缺乏合理的分配制度,随意克扣和拖欠工资,使雇工收入基本被控制在劳动力价值以下;3)缺乏劳动安全与社会保障制度,致使工伤事故不断,雇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协调与化解矛盾的主要机制是:1)建立健全党团及工会组织;2)进一步完善劳资关系方面的立法与执法;3)发展与健全劳动仲裁机构;4)确立劳资双方“互信”理念,建立正常的“理解与沟通”机制。     

我国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的实现路径构想

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改革发展成果是指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公民和社会群体能够感受得到的一切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利益的总和,其经济成果主要表现为九种利益形态.本文借鉴国外发展成果分享的基本作法,从总体思路、多维方式和具体措施三个角度探讨我国改革发展成果分享的现实路径,并重点研究法律机制在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分享中的作用,从而提出我国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法律机制的框架设计.     

劳工品质、劳动保护与跨国资本空间转移——基于中印两国的比较研究

全球自由市场与低劳动力成本是比较优势模式发展的前提条件.劳工品质与资本流向正相关,劳动力价格、劳工技能以及劳工纪律性是劳工品质的基本内涵.劳工纪律性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政治机会结构与微观动员条件是两种主要的建构力量.较之于印度,劳工守规矩的品质是中国吸引资本的巨大优势.劳动保护需要与政治社会体制相匹配,这样才能实现与经济发展的均衡.中国不用担心劳工涨薪会导致资本外移,印度应该在政治社会结构允许的空间里一定程度地减少劳动保护,强化劳工纪律性.突破比较优势模式,通过产业升级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才是中印两国未来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