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单元的历史流变与现实锚定

单元的合理设置是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我国基层治理单元经历了封建时期县政绅治的传统单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政社合一的全能单元和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的分治单元三个阶段的演变。在此过程中,基层治理单元中的政治单元、行政单元和自治单元分别实现了从刚性管理到柔性治理、从复杂管理到简约治理、从虚体自治到实体自治的转变,而基层治理单元演变的背后是秩序、效率、民主三大基层治理价值目标的动态变化。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单元应在均衡三大价值目标的前提下进行三维转变：以县域为核心实现分利秩序下的县域融合,以县级为上移重心进行效率渐低趋势下的县级统筹,以村民小组、自然村和小区为下移重心进行民主趋向下的基层自治,从而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进一步提高。     

行动者视域下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与集体行动

社区治理面临从“国家-社会”到“行动者”的视角转换,把居民自治放入社区行动者关系网络,能够更好地看到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及其变迁过程。研究发现,自治权即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的配置状况,是衡量自治程度的核心变量。行动者对自治权的分割形塑了行政主导型、市场导向型、社工给予型、混合杂糅型和社区自治型五种社区治理类型,产生了不同的自治效果。社区居民自治是多元行动者集体建构的过程,行动者的互动关系促成了新的自治空间的产生。为有效推进自治,相关主体要重塑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以激发居民的主体性为宗旨,充当好自治的引导者和协助者,始终围绕“如何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居民则要充分借助外部力量,不断激发内部潜能,依托自组织行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社区居民自治的表现形态可能是复合型社群自治。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方式、流转成本与治理绩效分析

基于农地流转各利益相关者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的差异,我国的农地流转方式可分为政府主导型、集体主导型和农户主导型,但不同的流转方式会引致不同的流转路径、经济绩效,最终诱发不同的社会治理成本.中央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及时淡出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农地流转方式,通过培育农户主导型流转方式进一步壮大集体主导型流转方式,从而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捍卫农民利益,构建农地流转长效机制.     

分类治理：中国社区双重属性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基于珠海市社区议事协商的案例分析

“强行政—弱自治”是当前社区治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既有研究聚焦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区属性定位,试图从“去行政化”和激活社区活力两个角度入手解决社区自治不畅问题,但实践探索未达到预期效果。基于事务与运行机制相匹配的组织学理论,构建社区分类治理的分析框架,并以珠海市香洲区社区协商治理实践为例展开的个案研究发现：破解社区自治难题的关键在于区分社区双重事务,在社区建立行政与自治两种工作机制,以实现社区党委领导下双轮驱动的社区治理。其中,以规则为核心的可操作化自治机制是自治有效运转的关键。这一研究不仅对加强社区自治给出了具体路径建议,也是对中国社区双重属性及相关问题之争的某种厘清。     

和谐社会语境下破解行政垄断的新探索——以社会治理理论为视角

政府主导型改革模式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破坏竞争、扭曲市场秩序的行政性垄断危害加剧,而社会治理则为破解这些危害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模式。我们在深入剖析行政垄断产生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益和谐的解决理念,并从培育多元主体、进行文化改造、推进经济发展和完善法律制度等方面入手构建出体系化社会治理行政垄断的解决路径,从而真正体现对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诉求。     

走向共治共享的中国社区建设——基于社区治理类型的分析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当前,推动社区治理已成为中国最广泛的共识。通过对我国社区治理发展路径的分析,同时基于我国多年社区建设实践,本文以行政主导型社区、行政引导型社区、多元共建型社区、多元共治型社区作为分析框架,利用全国社区治理调查数据,对我国社区治理类型进行分析与比较,认为行政主导型社区、多元共治型社区呈现的结果都相对少,多元共治型是我国社区治理发展的方向。建议加强社区发展规划,实施社区治理转型升级计划;增强社区的政社互动,实施“三社联动”20版,从而提高社区治理和服务能力。     

中国地方行政审批改革模式选择——基于地区差异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同质化

目前本轮行政审批改革在实践中存在两种模式——集中审批模式与精益治理模式,二者的区别显见表现为是否设置权责集中的行政审批局.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实际调查研究与实证比较,得出两种模式在改革逻辑、历程、工具、成本、效果以及问题难点方面的具体异同,从初始条件、两种发展取向团队的定义、激励机制、谈判能力分析两种模式路径选择的内在机制,指出制度路径和技术路径“殊途同归”的改革未来.进而,通过认识本轮行政审批改革在各地试错推进的现象和本质,讨论了不同路径选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在地域差异巨大的中国实现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同质化.     

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体系创新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

村集体资产的收益与分配、各利益主体间复杂的矛盾和纠葛、从农村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的困境等问题都充斥在农村社区的转型过程中,使得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陷入困境,迫切需要社区治理体系创新。金华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组务自治、融合性社会组织建设等多种形式,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探索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体系创新实践路径。因此,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理顺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城乡统筹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探索不同的社区治理有效实现形式,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体系。     

自治空间里的共治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天津市D区社区治理“约吧”案例研究

自治是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自治强调的是自主治理,而非自行治理。具体来说,社区治理不仅需要通过制度赋权,使社区群众享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权力,也需要通过机制赋能,使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在内的其他治理主体拥有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共治渠道。综合来看,在自治空间里有效实现多元共治,才是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题中之意。多元共治是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善治的路径,如何实现共治,如何在共治中体现自治理念和思想,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予以探究。政策文本和已有的研究综述为“自治空间里需要共治”探寻政策依据和理论阐释;“约吧”模式的五条主线和五个着力点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实践”提供了具体参照和分析样本;“约吧”模式的运行逻辑和基本原则,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路径”提供了改革思路和价值评估。     

对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良性运行的几点思考

乡镇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利间的关系为社会所关注。当前我国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的"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倾向,本文从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政府强权、乡村治理法制建设缺陷、乡村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等角度剖析其成因,提出完善法律、明晰乡村权责、明确村"两委"职能划分、培育民间自治组织、改革乡镇干部任用考核办法、调整政策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素质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