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干预到弱干预：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型政府行为转型研究——基于L镇产业发展过程的案例分析

沿着发展型国家的研究脉络,以L镇产业发展为例,分析了地方发展型政府行为演变的逻辑和机制。针对已有研究将地方发展型政府视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不足,进而提出发展型政府行为的结构性解释视角。研究发现,在取消农业税费之前,政府积极介入产业发展,政府、村集体和农民形成紧密关联的利益共同体,政府发展行为嵌入乡村社会之中。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解体、宏观政策制度环境的变化、乡村基层组织体系的松散化,这一系列结构性要素共同促成了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和行为转型。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实施以农业企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发展政策,将小农置于边缘化地位,不利于建立分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体系。如何为广大分散小农户提供更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使产业发展政策重新嵌入基层社会,是未来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政策改进的方向。     

中国特色小农振兴道路：战略方向、路径选择与政策保障

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实际上是小农的振兴道路,小农振兴道路的关键是统筹推进小农户有序退出、小农户有效成长和小农户有机衔接三大战略方向。重点把握好小农户与大集体、小农户与大市场、小农户与大产业、小农户与大环境、小农户与大时代五大路径选择,实现小农合作化、小农订单化、小农朝阳化、小农生态化、小农信息化。同时要构建起五重政策保障体系,即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制度体系,提升小农户内在职业素养;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激发小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创新农业补贴方式,增强小农户生产积极性;加强农业金融扶持,增强小农户发展的硬实力;加强对小农的保险覆盖,增强小农户生产的安全感。     

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内涵与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引导和鼓励资本有序参与乡村振兴,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随着农村商业体制改革,资本下乡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到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制,再到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基于资本、农户、政府的不同逻辑,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能为长期缺乏资本投入的“三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结构;能使农业生产、农村管理、农村营商环境面临整体性再造,带动原子化空心村向特色产业村转变;但也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遭遇土地流转、生产组织、资源环境、经营风险等问题的挑战。乡村振兴要发挥资本积累动力,排除资本的负面影响,应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厘清政府 企业 农户关系,构建差别化的利益协调机制;规范准入和动态监管,构建严格的下乡门槛;通过投资方向、投资模式和投资渠道的科学指引,构建清晰的下乡边界;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构建可靠的下乡保障,从而激发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更好地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从“城乡失衡”到“城乡均衡”：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产业化与就地城镇化实践

产业发展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支撑力量。以鲁西南农村的农业产业振兴实践为例,探讨就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过程及其实践机制。结果发现,鲁西南的农业产业振兴加速了乡村城镇化进程,以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成为农民“迁移进城”的替代选择;经营产业与经营家庭过程同构的家庭组织机制、产业配套与日常生活需求契合的政府服务机制以及农民转型与村庄发展目标整合的职业化动力机制共同形塑了就地城镇化实践,并实现了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均衡的城镇化发展可以依托于农业产业化路径来实现,关键在于要实现以农民为实践主体和以村庄为建设载体的有机统合。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组织动员机制刍议

构建现代化的组织动员机制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保障。面对城乡区域转型中的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城乡利益格局重大调整,西部地区农村现有的组织动员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基于组织动员机制在不同领域对乡村基层政府、农业产业化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和广大农户等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集体行动的积极作用,结合国内外乡村振兴组织动员的成功实践,分析比较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中的组织动员构成要素和基本类型,提出在现代化组织动员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的构建完善中,西部地区应通过加快培育基层政府、社会和农村集体、精英贤达等各类动员力量,积极调动城乡社会资源和整合不同社会组织,共同助力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及其发生根源探析——基于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

工商资本下乡对“三农”的影响引起了广泛争论,形成了市场效率和小农理性两种具有张力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发现工商资本下乡具有增长效应、分化效应、排斥效应和断裂效应,基层政府、工商资本主体和大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排斥了普通农户参与的经济机会,给乡村政治和治理的稳定性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些效应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基层政府在政策资源分配时具有“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工商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对普通农户具有排斥性,而资源禀赋不足的普通农户则坚守着“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结果便是普通农户与工商资本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失衡。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既要利用工商资本推动农业产业化转型,也要重视小农经济的内生发展,充分保护农村社会“蓄水池”的承载功能。     

乡村振兴的学术脉络与时代逻辑:一个经济学视角

农业与乡村研究的学术史表明,乡村振兴是现代城乡关系由分工对立到融合共生的演进结果,是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内生驱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以人为本发展思想的乡村实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脱贫攻坚成果在新时代的巩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农业的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乡村的推进,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建成、高质量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推进乡村产业培育与市场体系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与经济组织变革、集体所有制改革,有助于培育乡村振兴的经济动能,提升其战略实施成效。在决战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的交汇期,推动脱贫农户融入乡村产业振兴,既是农户现代化转型的内在需求,又为乡村振兴提供主体支撑。从乡村产业与脱贫农户融合共生的经济性质出发,提升农户经营能力,优化机制设计,推进不同脱贫农户经营乡村产业链的适宜环节,切实推动高质量脱贫与乡村产业振兴有序衔接。     

乡村振兴:电商赋能与地方政府外部供给的困境与对策

乡村振兴以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为关键支撑，要求引入现代化新要素提升农业经济效益。电商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创业动力引擎，通过“互联网+”与农业融合，实现了农业资源及产品的重新配置、集成与关联，创新了乡村发展动力。以传统农业大县为例，分析地方政府主导下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产业效应，发现存在政府产业认知错位与职能发挥有限、政策效能低、产业带动与品牌资源开发不足等问题。对此地方政府在提升自身产业主导作用的同时，更需要回归电商链源头，以互联网技术为新要素赋能乡村产业的长远发展。这既有地域发展的特殊性，又有传统农业区的普遍性。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分析电商赋能县域乡村发展与地方政策供给间的问题所在，以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资源整合中的主导作用，进而促使二者合力的形成。     

嵌入理论下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理

理清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制,是将外部资源转换成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关键。研究发现,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行动,既回应自身市场获利的经济属性,又有贡献反馈家乡和带动村民主体增收致富的传统社会属性,在疫情后还具有稳定地方经济和发展秩序的新社会属性。该群体通过政策嵌入、组织嵌入、关系嵌入等路径与村庄社会实现深度融合,与地方政府、分化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互惠合作的产业共同体。同时,资源型乡贤“家乡人”的地缘身份和共同产业利益的联结,助力形成的多元主体共同规约的经济风险防范举措,以及国家制度规范和村庄公共性双重约束的社会风险治理机制,实现了资源型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性结合发展。此外,还需增强基层社会的治理与监督能力,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乡贤的组织与引领,以应对资源型乡贤向营利资本的异变转型。     

嵌入与整合: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现代转型的实现机制 ——基于鄂西L村农业产业的调查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需探索村落现代转型的实践路径和实现机制.基于鄂西L村的田野调查,从嵌入性视角对该村西瓜产业与村落转型的整体过程进行深度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产业化发展是传统农业村落现代转型的一个可能路径,地方市场的村庄嵌入和政府的统筹整合是关键的实现机制.在嵌入与整合作用机制下,不但能够实现村庄整体性从传统农业生产到现代农业经济的转型,提高农业产值,调整小农生产逻辑,形成农业生产与村落的强关联,而且还能够通过将地方市场嵌入在村落熟人社会之中,使地方市场成为维系力量,对村落社会起到保护作用,有利于重组社会关系网络和再造村庄价值认同,顺利实现维持型村落向发展型村落的现代转型.最终,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消解乡村,反而显示出传统农业村落对于现代化的应对力量,这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现实经验.     

日本的六次产业发展及其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日本于２０１０年正式以法律形式推进农业六次产业化,此后的发展实绩表明, 六次产业推动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实现了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 收致富、激发了农村活力,推动了乡村振兴.其成功经验主要在于注重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融 合,实现农业增效;注重以技术创新和管理创优打造品牌,实现产品增值;注重激活多元经营 主体和多样营销策略,实现农民增收;注重活用地域各类特色资源,实现农村增色.我国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日本发展六次产业的背景和目标相近,日本的实践经验可为我国提供有 益的借鉴和启示,推进乡村振兴要优化顶层设计,做好产业融合发展引导;加强平台建设,推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强化科技赋能,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加大人才培养,激活乡村振兴内 生动力.关键     

十大举措促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城乡不平衡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采取十项措施,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消除城乡不平衡发展的矛盾,一是加强党对农村基层工作的领导,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二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三是提升农业科技含量,促进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四是创新农业组织形式,降低交易成本,弥补小农户细碎化经营的不足,促进小农户生产方式与现代农业的接轨;五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促进农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实现农业收益最大化;六是提高农民素质,使他们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七是推动农业三产融合,实现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拓展和产业功能转型升级,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三链”融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八是加速农业生产市场化进程,深化分工,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九是加快城镇化步伐,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辐射带动农村发展;十是深化城乡融合,实现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社会资本视角下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 ——基于闽南D村瓷砖产业的考察

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要依靠内生型乡村产业.通过对闽南村庄的一个专业市场进行田野考察,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分析内生型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发展路径及综合效应.研究发现:乡村产业以农民家庭为主要经营主体.在产业发育阶段,农民通过动员社会关系进入产业,实现扩散经营,并且基于同乡互助,在专业市场内部达成保护型经营共识,避免恶性竞争,形塑出家庭经营-家族共营-同乡互助的关系型经济网络.内生型产业嵌入地方社会关系,农民的生产生活维持较高的一体化程度,对村庄生活有长远预期,有利于维持村庄共同体和社会秩序,但同时要注意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的低水平困境.基于此,建议内生型乡村产业发展应充分挖掘地方资源,产业振兴与社会效益相互促进,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振兴模式选择

资本下乡具有现实的实践需求、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资本下乡不仅是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还必然受到诸如政府动员逻辑、村社自治逻辑以及农民自主逻辑等非市场逻辑的影响.在国家政策关照和政府指导下,城市资本与乡村社会开展了自主经营型、内外合作型和项目运作型等村企合作实践.然而,资本下乡始终脱离不了农民权益保障这一核心主题.借助"理想类型"研究范式,构建出政府归位、市场到位、组织补位和农民主位的"四维一体"乡村振兴模型,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民组织化、保障农民财产权利、完善村企合作治理机制,进而实现村级自治组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城市资本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平衡.     

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既不是重新回到乡土社会,也不是重复原有的工业和城市化发展道路。 乡村振兴要探索一条中国特有的农村发展之路。 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才能推动中国探索城乡共同发展;实现乡村经济与市场充分融合;并且有农民高度参与。 因此在村庄层面的国家弱化、市场缺位和农民参与不足的问题亟待克服。 本文建议推动行政权力向村级延伸、培育多样化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强化村委会的村民自组织性质,从而通过国家、市场和农民在村庄层面上的协同努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下传统农业文化发展路径研究

传统农业文化源于传统农业与农耕,是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研究我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当代的丰富内涵出发,提出传统农业文化在推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与组织振兴的现实作用,联系实际提出了从传统农业文化普及化、产业化、品牌化与信息化等方面拓展其精神育人功能与经济发展价值,让更多的人了解与发展传统农业文化,让传统农业文化服务于乡村振兴,助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和社会进步。     

嵌入与发展：绿色农业成功运行的地方实践——基于皖中W村的案例对比研究

发展绿色农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举措,而绿色农业进入乡村却遭遇诸多困难。通过对皖中乡村绿色农业发展实践的两次调查与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外源型绿色农业由政府外力自上而下推动,乡村内部力量参与不足,导致绿色农业脱嵌于地方社会而失败。内生型绿色农业则由乡村精英自下而上发起,政府扶持,借助多元主体参与的组织整合机制、高效的技术扩散体系、稳定的市场连续体、传统生计文化的传承与活化,内生型绿色农业成功嵌入地方社会,并实现绿色产业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共赢。发展绿色农业应在尊重农民主体性,兼顾农村经济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上,处理好政府、市场等外力的有效嵌入,处理好内外力量之间的协作。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研究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三农”发展的重要战略,是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农村还存在着经济基础薄弱、制度结构松散、价值观念滞后、人才队伍短缺、市场培育不足等问题,这使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还存在一定的现实挑战。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发展乡村产业经济、强化政府职能作用、激发农民主体动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育乡村文化市场,对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滇南农村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利益机制及影响研究——以建水县“羊街现象”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施行推进了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集约化经营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的稳步发展和经济效应的增长不断拉升产业聚集地的用工需求,从而吸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产业聚集地流动,形成了农村人口“乡-乡”流动的现象。滇南“羊街现象”是这种现象的典型案例,研究羊街流动人口的特征、利益机制及影响,可以揭示和阐释乡村产业振兴下多民族地区农村人口流动的底层逻辑：土地流转政策助推农村产业兴旺,产业兴旺吸附流动人口,利益机制稳定流动人口。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产业振兴实践行动和路径的思考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迫切的任务在农村。乡村产业振兴是农村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基础与前提,与共同富裕有着多维度的价值耦合与趋同的底线思维。基于三个乡村产业发展从滞缓到初见成效的变迁历程,分析多个农业经营主体的制约型性因素,我国乡村产业振兴面临农民主体性活力不足,农业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村集体分配机制不够完善,不良企业投机土地等问题。针对现实困境,提出强化组织,夯实农民主体性地位;立足县域,加快城乡产业融合;注重分配,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