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的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海洋问题日益严峻。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海洋治理应运而生。随着欧盟《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声明》的出台,全球海洋治理具备了理论基础和框架。南太平洋地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海洋问题,而且海洋与该地区的经济及居民的生存息息相关。南太平洋地区有着完整的海洋治理主体、客体及规范,有效践行着全球海洋治理理论,因此,南太平洋地区在全球海洋治理方面处于"先行者"的地位,同时,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治理对全球海洋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第一,加强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第二,构建全球海洋治理伙伴关系;第三,加强地区海洋治理理念与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有效对接。     

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探析

建立特殊海洋保护区是南太平洋岛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南太平洋岛国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主体多元且呈现出较高的积极性,建设的内部动因包括渔业、旅游业的发展需求和国内非政府力量的推动,西方国家资本推进和西方企业技术拉动是其外部动因。通过分析斐济、所罗门群岛、帕劳及库克群岛等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模式与措施得知,南太平洋岛国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注重传统管理方法与现代管理技术的融合,并进一步寻求区域合作是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未来走向。作为世界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最为成功的区域之一,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不仅推动了全球海洋保护区网络加快成型,也为中国的海洋保护区建设提供有效的借鉴。     

南太平洋区域海洋机制的缘起、发展及意义

区域海洋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是南太平洋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成就之一。这一机制形成的最初动力,来自南太平洋地区独立、自治岛国政府和人民共同的政治关切和环境关切,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至80年代初,机制的地理空间"基本构块"、国际法框架和组织结构框架形制初具;20世纪80年代,随着南太平洋论坛渔业局和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的建立,以及渔业资源和环境领域系列公约的通过和签署,区域海洋机制的组织框架和公约框架基本形成;20世纪90年代,区域海洋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向纵深发展,同时针对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采取了积极应对之策;新世纪以来,区域海洋机制在制定区域海洋政策、确立"四支柱"区域组织框架、推出区域海     

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

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海洋秩序从权力竞争的无序状态发展为以规则和机制为中心阶段后的产物。与此同时,作为海洋秩序的重要内容,海洋治理体系的架构也反映了秩序的权力与规则的安排结构。当前,国际和南海地区海洋秩序深度调整,海洋治理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抓住当前南海海洋秩序调整的机遇,通过完善规则与规范、建立区域海洋治理合作机制网络,建立起基于规则的南海海洋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与东盟国家一道牢牢抓住主导权,并扮演与自身国力和地区影响力相匹配的角色。     

欧盟海洋治理模式论析

海洋问题的重要性使欧盟开始关注海洋治理,并在实践中发展出特定的治理结构,囊括主体、客体、机制和目标四部分。欧盟海洋治理模式反映欧盟与治理主体的互动关系,受到治理区域、治理能力不对称程度和治理意愿强弱三个因素影响。在海洋治理域内,欧盟的海洋治理模式主要依据治理能力划分为竞争型和主导型,其中竞争型治理以制度竞争为主要手段,通过国际规则处理与全球其他行为体的互动关系,而主导型治理下欧盟发挥关键性作用,推广规范和标准。在海洋治理域外,欧盟的海洋治理模式依据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划分为参与型和兼容型,在参与型治理下欧盟发挥辅助性作用,在兼容型治理下欧盟倾向于减少制度竞争,推动治理机制对接。欧盟海洋治理模式面临治理能力与意愿不匹配、成员国协调困境和主体地位弱化的局限性。未来欧盟将持续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实践中完善和扩展治理模式。     

澳大利亚与南太平洋地区主义

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发展已近70年,其中澳大利亚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一方面,澳大利亚几乎是所有南太平洋地区中政府间合作组织的创始会员国,同时作为该地区发展最为强大的国家,其为地区主义的建制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发挥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区域内外局势的变化,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构建和维护中遇到一些问题,其地位和作用受到一定的影响。本文认为,虽然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受到削弱,但在未来几十年间,将依然是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发展的中坚力量。     

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的中国海洋能源国际合作探析

进入21世纪,在海洋领域人类面临双重重大变革,一是全面开发利用海洋能源资源,加速推进全球能源转型及应对气候变化;二是全面发展海洋经济,深入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及全球海洋治理。海洋能源不仅是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还是连结全球能源转型与海洋治理的重要纽带。浩瀚的海洋蕴藏着巨量的能源资源,随着认识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以海洋能为代表的海洋可再生能源逐步得到开发利用,正朝着大规模和商业化方向迈进。国际社会合作开发利用海洋能源资源的体制机制已基本建立,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在建设海洋强国和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的战略框架下,中国需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海洋能源技术强国,同时需要通过建立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海上能源丝绸之路和构建蓝色能源伙伴关系三根支柱推进海洋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此保障能源安全、保护海洋生态文明、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全球海洋治理。     

防治海洋微塑料是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课题之一

正海洋微塑料是近年全球治理的热点问题,由于其对海洋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存在潜在威胁,被列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十大环境问题之一。目前,尽管全球海洋中的微塑料总量尚无准确的统计数据,但它广泛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微塑料在海水、沉积物、海滩、生     

日本的南太平洋外交战略演变与太平洋岛国峰会——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

由于二战后日本与南太平洋岛国外交发生演变,有必要探讨日本从环境外交向海洋外交转变过程中对该地区的外交定位。二战结束后,日本势力一度彻底退出了南太平洋地区。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和南太平洋岛国纷纷独立整合组建"太平洋岛国论坛",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重新开始加强对该地区的外交攻势。此后,通过举办八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日本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逻辑实现了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的转变,在历史惯性和现实主义外交的双重作用下,日本力求在南太平洋地区构建符合自身利益与偏好的外交模式。目前,日本已将其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提升到与中东地区、非洲的"西翼"并重的高度,成为其海洋战略的"东翼"。中国今后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将不得不直面日本的海洋战略,并与之展开博弈。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构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全球海洋污染现状严峻,单边、双边或区域性海洋治理体系供给不足以及全球治理的宏观形势需求等决定了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基于此,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应遵循海洋命运共同体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在设计关键要素时需充分考虑体系内各主体的话语权诉求、利益分配诉求以及观念诉求,并确立相应的评估体系。中国在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需把握话语主导权,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体现中国印记,以期促进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海洋生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构建

随着人类海洋活动的增加,海洋生态安全问题日趋严峻,已成为国家战略性问题和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我国海洋生态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海权纷争、污染严重、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锐减等诸多方面,海洋生态安全意识、价值观、法律、规划、科研资金投向的不合理,是导致这些不安全因素的主导原因。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举措,维护我国合法的海洋权利和权益,实现海洋事业稳定发展,必须要以软治理为保障,促进硬制度的顺利实施,构建一个包括治理目标、治理理念以及治理路径的"软硬结合"的海洋生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     

积极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

本文系统阐述了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内涵及地缘战略意义,指出海洋治理体系与海洋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成为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是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补充与完善,反映了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的转型,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探讨了中国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面临的机遇与诸多挑战;着重分析和设计了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若干路径,并明确提出了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海洋治理的对策建议。指出积极打造蓝色伙伴关系—蓝色利益共同体—蓝色命运共同体、构建和谐海洋社会成为中国海洋治理的终极发展目标。     

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化的扩展与全球海洋问题的频发等现实因素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的产生,治理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则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来源。全球海洋治理是由目标、规制、主体、客体等四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实现方式主要包括主权国家合作方式、国际政府组织主导方式、国际非政府组织补充方式以及国际规制的强制作用方式。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实现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作为一个重要的海洋大国,中国应在权力、能力与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加以应对和完善,以提升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     

科技变革对全球海洋治理的影响

科技变革是全球海洋治理程度不断深化的动力,但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历史上前三次科技革命在提高国家海洋活动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海上安全领域的竞争。以信息化和人工智能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进行,新技术能够促进海洋治理主体多元化,提升海上搜救效率和海域感知能力,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大国海上竞争加剧、新的治理真空和技术非法扩散等新的治理难题。作为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行为体,中国需要在运用新技术时保持自我克制,积极推动构建技术发展的相关国际规范,推动国际合作,并加强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管理。     

基于大数据的海洋安全治理论析

海洋大数据既是大数据技术在海洋领域的科学实践,也是大数据技术和分析方法支撑下的特殊价值实现。充分挖掘并发挥海洋大数据的价值是提升海洋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海洋强国"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实现海洋"数字化"和"智慧化"的必然趋势。国内外已逐步将大数据技术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海洋安全的治理工作中来,在传统安全治理中,海洋大数据不仅能提升海上作战与防御能力,还能助力维护中国海洋领土主权。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海洋大数据在防范应对海上恐怖主义、保障远海航行、维护海洋渔业安全,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海洋数据资源在急剧增长的同时对数据的分析、存储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海洋时空大数据的质量检验、安全监管也亟需技术突破。此外,各国数据保护阻碍海洋数据跨境共享,限制了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加以应对。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区域化演进与对策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具备多层级的体系和治理架构,但随着主权国家治理需求的转向和海洋生态环境系统的特殊性,治理行动明显呈现出区域化倾向。海洋环境治理的区域化倾向造成环境治理的去全球化状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发挥作用有限,不利于基于整体性理论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因此,需要整合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中存在的多层次利益诉求,通过形成全球海洋治理理念,构建"全球—区域"统一的治理规则,进一步完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对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思考

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论探索和战略实践。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处于酝酿渐变的形成期,也是百舸争流的博弈期,中国需要萃取传统特质,因应现实需求,制定符合发展目标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全球治理理论正遭遇现实政治的严峻挑战,基于现有的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历史实践经验,中国既不能当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亦不能遵循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应以海洋强国建设为基础,以和平正义为特质,以合作共赢为导向,以人海和谐为追求,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新的中国海洋观。通过由己及人、由片及面、由易到难的路径,循序渐进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海洋国际秩序中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积极构建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在海洋环境领域打造绿色生态文明,在海洋经济发展中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在海上安全方面构建全方位的安全网络,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研究

全球海洋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而为全人类所有的海域及其所包含的资源,既具有主权的无归属性、使用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以及利用的规范性特征,也在经济、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正面临治理态势的权力政治化、治理供给的赤字化和治理价值导向的私有化挑战。完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需要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治理主体的包容与协商原则、治理方式的多元与规范原则、治理收益的共享原则。中国可以从加强治理能力建设、深化治理机制改革、主动宣扬和践行"中国话语"三方面出发,积极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进程,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策略研究

当前北极治理态势正面临着"域内自理"与"国际协同"的矛盾,全球气候变化对北极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变使世界各国、国际组织等意识到保障北极海洋生态安全的重要性,而各国发布的北极政策战略又在表达不同的北极利益诉求。本文以北极治理机制和部分国家北极政策战略内容分析为切入点,对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可能面临的困境进行深描和研判,剖析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的局限性与功能不足。以此为依据,从指导理念转变、多主体网络打造、国际治理标准制定、北极治理法律体系制定和科研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的相关动议。以期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进程中,引导各国搁置争议,增强互信,强化国际合作,构建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平台,推动北极治理工作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