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叙事结构简论

中国古代史传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至两汉时基本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空间化”叙事结构观念。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的叙事结构思想基本承史传而来，发展轨迹与史传基本上也一致，但作为从史传到小说的过渡性文体形式，在叙事结构上也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变迁，这种变迁进一步强化了古代“空间化”叙事结构模式的特征。     

神魔小说叙述的文本模式新探

古代长篇小说的叙述方式一般有幻事、演事与叙事的区分。文章以大量文本细读为基础,重点探讨了神魔小说文本叙述的“幻事”特点,总结出其文本“幻事”叙述的不同模式,在古代小说的叙事研究上具有一定的新意。     

中国非遗文化海外传播的他者镜像

由“他者”建构的中国非遗文化海外传播虽自发且零散,却是非遗“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呈现出浅表性宣传、杂糅化展现和深描式叙事三种主要存态,在拓宽非遗传播空间、塑造中国非遗文化形象的同时,也易带来非遗“中国性”淡化或缺失的危险。“他者建构”的非遗海外传播是一种“他者镜像”,与“自我表述”传播形成相互映照,可为中国非遗海外传播提供启示。新时期中国非遗海外传播应凸显共赢发展理念,聚焦中国文化元素叙事,注重“他者”视角表述,重视非遗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构建,才能助推非遗跨文化传播真正“走进去”。     

论中国古代两大语体短篇小说叙事模式的差异及其成因

本文运用当今西方叙事学理论,从叙述者与作者、受述者、故事、人物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两大语体短篇小说在叙事模式上的差异及其成因。文言短篇小说的叙述者通常以“史官”的姿态代表作者潜入到故事之中进行体验叙事,他为了使故事耐“读”,往往以简明扼要之笔将故事显示出来。而白话短篇小说的叙述者则通常以“说话人”的姿态代理作者对故事作热情地讲述,他往往以“慢慢道来”的策略使故事耐“听”。前者需要玩味咀嚼式解读,后者呼唤走马观花式赏读。两种叙事模式的形成分别缘于精英文化背景和大众文化环境。     

中国古代英雄诞生故事与民间叙事传统——以岳飞出身、出生故事为例

中国古代英雄诞生故事中的模式化、传奇化叙述,呈现出鲜明的民间风格。岳飞出身、出生故事实证了在中国古代英雄传奇诞生故事中,存在着史诗化的“奇生”母题。受“奇生”母题影响,在表层叙述体制上,呈现模式化的民间叙事特征;从深层文化背景上,体现出民俗信仰、民众观念等复杂文化因素的影响。英雄诞生故事,从叙事方式、文化背景两个方面,体现了民间传统对叙事文本的影响。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逻辑起点和原型意义——对《山海经》海洋叙事的综合考察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叙事之祖。因为它包含着一系列被后世所继承和发扬的叙事原型,古代海洋小说基本上都从《山海经》中得到启发和思想、艺术养料。因此对于中国古代海洋小说而言,《山海经》是逻辑起点和“母题原型”。     

论明代“四大奇书”的叙事视角

“四大奇书”虽然沿袭了源自民间口头叙事形态“说书体”，但在叙事视角的具体运用上，却表现出向中国古代历史叙事复归的特点。这种情况的产生与明代特定“社会一历史”语境下的小说观念有关。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人鱼”叙事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蕴涵

“人鱼”叙事是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一种蕴涵丰富的故事模式，“人鱼”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海洋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一种历时性演化历程，拓展和丰富了多方面的海洋文化意蕴，这是一个富有多层次价值的“海洋形象”和文化长链。     

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展拓河山风貌透视历史变迁--略论大西南三副名胜风光长联的艺术构思

我国大西南旅游地区在有清一代出现了三副长联,规模空前,情采流丽,在艺术构思上既代表了我国风光名胜楹联创作艺术的一种典范形态展拓河山风貌,透视历史变迁;又在抒情述志上各有千秋,个性鲜明.堪称中国楹联艺术宝库中的"古今三大长联".     

中古时期汉文史学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

中古时期,汉语文化(也即中原传统文化)一直是吐鲁番地区的主流文化。作为汉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文史学在这一地区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传播的汉文史学典籍主要有经书、正史、别史、杂史、地理类史书。这些汉文史学史书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对当今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古代铸造技术史略

中国古代铸造技术史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创造的制陶技术 ,从制陶材料、器物造型、烘烤烧制、陶窑建造、烧陶温度和气氛 ,都为冶铸技术的起源提供了直接的技术借鉴。商周开始 ,中国古代铸造技术发展经历了陶冶、陶铸、冶铸的独特进程 ,相继发明应用了石范、泥范、陶范、金属范及失蜡铸造方法 ,并娴熟运用浑铸、分铸、焊铸、嵌镶铸、叠铸等工艺 ,铸就了礼器、农具、工具、兵器等大批器物 ,为华夏文明奠定物质基础。出土文物及古籍文献记载均已表明中国古代铸造技术的领先地位及伟大成就 ,如司母戊大鼎、四羊方尊、青铜人像群、随县铜编钟、曾侯乙尊及盘、“透光”铜镜、沧州铁狮及永乐大钟等古代铸造精品。     

从古代诗意化情境看园林窗牖的演绎

本文以中国古代园林窗牖文化的源起、演绎为脉络,通过对古代典籍、文献中有关其样式、材质、技艺的勾沉,探讨了古代文献典籍中对窗牖的诠释。尤其介绍了诗人笔下那些借叙事而状情的情态化诗句,旨在对这一形式的情境描述由物境上升到心境的显在介质体进行分析,特别是基于对其诗意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诠释,进而阐明这一融传统诗意化情境与审美特质为一体的古典园林文化的载体形式。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楚辞、汉赋与北南文化交流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有着多种源头、多层蕴涵,栖息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先民,在各自具有独特规律的进程中,又在相互交流、吸收中,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共同创造了五彩缤纷的古典文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黄河流域中原文明领先发展,一旦与周边少数民族富于活力的文化发生碰撞、结合,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推动中国文学出现崭新的景观。文章仅以黄河流域华夏文化与南方民族文化交流现象突出的楚辞、汉赋为例来谈一谈。     

从“外部视角”对中国古代美学、文论的独特透视——《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的观察方式

德国著名汉学家、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卜松山先生的新著《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一书,从外部视角对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进行了独特的审视:在思想史大背景下叙述美学、文论史;跨文化的比较视角;现代阐释学的考察理路。该观察方式表现出了一些与中国学者书写的中国美学、文论著作不同的、有新鲜感并极富启发性的要素,能够帮助照亮中国在此类研究中的某些盲点,并以这种方式推动中国学者与西方同仁富有成效的交流。     

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生成与传承

中国古代景观游赏经历了从自然景观走向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的过程。名胜景观作为景观之有“名”者,是无数文人士大夫、知名人士共同参与的自然与人共生的结果。“名胜”最初指“人物”,常有交游、赏景、文学、学问等特征,属于名流群体,与山水及景物游赏多是相关的。“景物”之“名胜”,起源于魏晋名士与山水之间的相互作用,伴随着魏晋至唐宋怀古情绪的进一步发酵,山水景物因“名胜”人物的参与,逐渐成为知名景观,宋至明清时期,“前贤”影响下的“胜迹”发展为“景物”之“名胜”,“名胜”具有了“人”与“景”的双重含义,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成为士人游赏追寻的目标。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传承集中体现了古代景观文化中的“慕古”与“述古”传统,这是以人及与人相关的故事为核心的传统,具体表现在基于“名人”及“文献”的景观文化传承,具有层累的特征。历代诗文、志书等文献有效传播并保存了古代景观的文化和历史信息。士人游赏名胜,往往根据以往的诗文或志书追溯名胜的历史及相关人物,并以自己的创作或记述继续丰富名胜的文化史。地志类文献亦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考证并记述景观文化的传承脉络,形成丰富的景观记述体系。这一传承模式影响了古代名胜景观物质...     

论日本汉文学史

日本汉文学是一笔数量十分可观的文学遗产。但近百年来,它不仅在日本几乎处于被遗忘、湮没的境地,在中国更少为人知。对汉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日本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有些日本人对汉文学过于轻视、鄙薄,甚至认为是殖民地化的文学,这是不对的。而中国有的读者以为日本人用中文写不出什么好诗文,也是不对的。中国大智者钱钟书把文学史研究工作戏说为“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发掘文墓”殆指文史考证带有考古发掘的性质;“揭开文幕”则说叙述文学史就像演历史剧,还有让观众(读者)鉴赏的目的。研究日本汉文学史,首先就是一种挖其古坟、文化寻根的工作。同时,对日本汉文学作鉴赏评析,也是为了充分实现其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面对浩瀚的汉文学作品,研究者常常会有惊喜的发现。有一些日本汉文学家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并且得到中国方面的承认和推崇。有些人对日本汉文学的轻视是缘于自己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