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清代侠义小说的新景观

文体上,清前期的剑侠女性沿袭了唐人小说的叙事手法,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使这类形象更具可塑性.清末侠女形象渐与烟花粉黛合流.章回小说的侠女分为"英雄儿女类"小说的佳人化侠女与"英雄传奇类"小说中的妖寒女子.她们的社会身份和性别特质,决定了小说的情节模式和婚姻主题.清代小说显示了从剑侠向女性气质和传统的性别角色回归的趋势,明清社会妇德观的改变是人物演化的深层原因.     

论清代文字狱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

清代频发的文字狱和小说禁毁政策,使小说家、编选者或书坊主产生了强烈的惧祸意识,并最终在小说文本形态上反映出来。那些因文字狱而遭到禁毁的小说尤其是时事小说,其文本形态往往在刊行过程中被大幅修改;有些小说虽然未曾引发文字狱,但为避免触犯时忌,书坊主在刊刻过程中也会对那些与时政有关的敏感内容主动作出"修正";文字狱及小说禁毁政策对清代小说家的创作心态产生了显著影响,并由此左右了其小说文本建构策略。     

图画唤起真相——从清代《说岳全传》到金庸小说

图画知真相,启发孝子醒悟报仇,这一极带有戏剧性的情节,在本土文学中最大的创荻是清代通俗小说.古代画图可昭示过去未来的信奉,易于给观画者以撼动身心的强烈感受,于是睹画思亲,使得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当即动情感悟.金庸小说时时不忘注意提醒读者,深明大义而讲究是非观念.其扩展了母题表现的范围,更为多样化、细密化.而真实感更强.还以母题巧妙昭示了人心的险恶,使旧有母题的内蕴变得多元而复杂.     

明清时代江南才女文化的繁荣与弹词体小说

明清两代才女文化与我国南方女性文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明清时期尤其清代以后,女性文学的主体发生重大改变,才女由名妓传统转向闺秀传统,呈现多元化和群体性的特点。才女作家的弹词体小说从书面文学、写作手法、读者及其主旨等四个方面建立了女性文学叙事传统,并影响深远。     

论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结局,具有社会学、美学、文学史、民俗学与人类学等多层次的文化意义,不可简单抹煞或否定。同时,它成为一种俗套,就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所以,在当今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吸取其中的文化养料,并从思想意识的高度纠正团圆情结的惰性因子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消极影响。     

才子佳人小说中诗词的叙事功能及文化意蕴

中国古代小说运用诗词这一艺术手法,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发生了新的变化。从以往小说中诗词主要用于描写和评价,到才子佳人小说中诗词成为叙事的一种手段或主要线索,对故事情节展开、人物命运发展、人物形象塑造以及营造诗意情境等均起着关键性作用,展现出一代文人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变化,形成独特的叙述风格,从而丰富了小说的叙事手法,充实了小说内容,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     

历史演义小说人物性格特征的审美文化探因

:演义人物的高度理想化 ,是作者在塑造人物时 ,受英雄史观、道德史观的左右 ,将人物视为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艺术载体以及民众学习的榜样导致的 ;而人物的类型化 ,则不仅是人物理想化的结果 ,同时也与演义小说以情节为中心 ,从事件的角度来写人 ,人物在小说中扮演着固定的角色 ,演义因袭宋元以来戏曲、讲史的人物造型原则 ,迎合读者大众对英雄人物的审美期待等因素有关     

清代广州对外开放过程中的消费文化探析

消费文化史是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清代广州作为西方文化和消费品输入中国的桥头堡,是清代城市消费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范本。本文从对外贸易、中西关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角度审视清代广州的消费文化,考察清代广州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消费文化的历史变迁,认为它是在西洋人、西洋货和西洋文明与广州的商业文化结合中逐步生成的,并带有强烈的开放性、世俗性、享乐性、时尚性和实用性。这对研究清代广州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市文化特征,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明遗民小说中的"大清"形象

明清时事小说中的遗民小说大多存在一定的故国之思,但对于明与清(后金)的矛盾,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有的对大清恨之入骨,有的避而不谈,有的则将大清描绘成了救世主.这主要源于遗民作家的尴尬处境,源于其内心悲哀与恐惧的双重变奏.对大清暴行的叙述,是发自内心的对故国的悲悼与对大清的痛斥,是一种实录;而对大清的避而不谈以及歌功颂德主要源于对新朝的恐惧,是作者有意采取的曲笔.     

论新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女性形象

关注中国当代知识女性的命运 ,塑造不同性格的知识女性形象 ,已成为新时期小说的重要审美内容。从审美意识的显示看 ,具体作品比较复杂 ,总体则表现出与时推移的变化。审美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 :传统观念主导阶段 ;张扬女性独立自主阶段 ;揭示困惑与反抗现实世俗阶段。它们构成了新时期小说塑造当代知识女性形象的三部曲。     

理智与欲望的冲突——唐人小说中帝王形象的文化透视

唐人小说以相当的篇幅塑造了隋唐时期的一系列帝王形象,其中隋炀帝、唐太宗和唐玄宗三者最为典型,各有其代表性.隋炀帝是纵欲亡国之君,唐太宗为英明创业之主,唐玄宗则前后期各居其半.三人的共性特征是皆绝顶聪明,其成为明君与昏君的关键就在于;在理智和欲望的冲突、碰撞中,何者取得主导地位.唐代士人以鲜明的形象、生动的情节、传神的细节等小说艺术强化之,寄寓了企盼"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再现于当代的文化心理.唐人小说中的一系列帝王形象典型.蕴涵着丰厚的思想文化内涵,具有超时空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清代判词语言的法文化视角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外壳,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以清代判词语言为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出清代判词深厚的礼法文化背景。这种法文化对它的载体施以法的影响和制约,这种特定的法律文化造就了清代判词语言特有的风貌:雅俗相谐、质而有文。     

论陆文夫小说的历史意蕴

陆文夫小说的书写对象是平民百姓的生活琐事、生活经验,即“凡人小事”。但平凡的人与事却蕴含着深邃的思想、独到的见解: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有对当下社会不良风气的含蓄批判;有对政治体制弊端成因的历史追问;有对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有对改革过程中出现偏差的善意提醒……陆文夫小说中的人或事是能够纪录反映一定历史事实的人或事,因为人和事与历史有了某种必然的关联,因而小说就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意蕴。     

《太平广记》中的神异小说探研

《太平广记》中的神异小说以搜神聊异、说奇道怪为语义指向,获得了无益经典、有助文章、以广异闻的评价。就其内容而言有两大倾向:一者在奇、一者在异。记奇者多成于治世,是对生死离别、神界鬼域的高度生命体验和哲学观照;而怪者则多成于乱世,是对阴森怖异、子虚乌有的强烈的人生感受和命运意识的体会。就其手法而言有两种类型:一者只录表象,一者却寓情结。录表象者可看出佛道、巫风之盛,人以鬼神为实有;寓情结者则可视为在大量的表象的浸润启发之下,人们试图作出的超越鬼神观念,以神性说人性、以奇闻喻人文的努力。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空间及主题意蕴探究——以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为例

菲利普·罗斯在他后期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对现实的极大关注,作品都是以社会现实和历史事件为背景,小说中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折射出整个美国社会潜在的生存危机。为了突出这一主题,作者对传统的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进行了创新,把时空穿梭和叙事浓缩等手法融合在一起,在作品中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和忧虑,这一时期也是菲利普.罗斯小说创作的重要转型时期。     

清代别集研究的成就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中的失落

对于历代别集研究,清代堪称集大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现了不少大部头著作,二是对更多别集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整理,三是研究更为深入。但有关清代学术的研究著作却很少提及清代别集研究的成就,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清代别集研究不像其他学术派别那样体系清晰,二是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导致别集研究的流失,三是后代学术领域对清人别集研究的忽视。     

从李渔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看其情爱思想

清代文学家李渔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作者以欣赏的态度塑造这些个性鲜明、生动可爱的形象。她们身上寄托着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本文就这些女性形象分析李渔的情爱思想。     

守候乡土的魂灵——论迟子建对沈从文散文化小说的继承及其流变

黑龙江籍的女作家,萧红和迟子建无疑是最具有地域代表性的两位。然而,将迟子建视为萧红的追随者和继承者无疑是有失偏颇的。而迟子建和沈从文的自我觉醒倒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具有强烈的文化溃败感的主流意识形态下,他们通过重新发掘自身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从而完成了"自我觉醒"。故乡深印在他们灵魂的深处。对于城市文明的对立和抗争,使他们的乡村故事,在精神上获得了更深远的回归。与沈从文不同的是,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死亡和生存并非以二元尖锐对立的姿态存在,而是在生命的轮回与永恒的怀念中获得和谐的统一。迟子建的独特风格还在于:她在表现那片土地的神秘的同时,也展现了神秘中的诗意。     

简洁,却不简单——兼谈鲁迅的小说创作

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千姿百态的。智慧的艺术家会以简洁的艺术加以概括与涵盖,不完全的叙述则是构成简洁艺术风格的叙述方法之一,鲁迅的小说中就多有着这种艺术凝练的结晶。但是,简洁并非简单,生活的不简单决定了伟大作家笔下艺术创作的不简单。简洁而不简单化,才是对生活本色的深邃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