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民族理论政策的创新

党和国家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民族、民族问题的理论阐述,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六个方面,即对民族问题本质的认识;对当代我国民族问题核心的认识;对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基本途径的认识;对各民族相互关系的认识;对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的认识;对综合国力的认识。     

关于物权基本法征求意见稿的建议

文章针对物权法征求意见稿中的诸多规定 ,参照美国的实践经验 ,对五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论述 ,并提出了修改建议。首先 ,是有关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问题 ;其次 ,对意见稿中有关最高额抵押权、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数额和典权的规定进行了评述 ;再次 ,是有关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论述 ;并探讨了共有关系的决议方式和共同共有关系的解除问题 ;最后 ,对役权的权利主体资格和创设问题进行了讨论     

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首先提出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存问题;然后,本文通过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立法理念、流转主体及其法律关系、流转方式、流转的市场环境等进行分析与思考,指出其现存问题的原因所在;最后,根据对问题与原因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多媒体软件的编制与教学

为了提高<制造技术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文章对该课程的多媒体教学进行了探讨.在Authorware 5.0软件平台下,作者编制了<制造技术基础>多媒体教学软件,并对编制时所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软件平台的建立、脚本制作、软件编制等,同时,对在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当前评价面临的问题、对策及其发展趋势

本文探讨了评价产生的原因,评价的重要性、评价的基本原则,着重分析了当前评价面临的一些普遍性问题:①评价对象的复杂性问题;②人们对评价的要求越来越高;③对已有经验的利用;④评价信息量问题;⑤评价的可靠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相应对策,展望了评价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一些建议:①理论与方法的创新;②与新技术结合;③建立世界性评价组织.     

科学技术发展对我国法律的挑战及其对策

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例,从微观和实证的角度研究了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诸多法律问题,主要有:信息获取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法律问题、虚拟空间中的法律问题、电子商务带来的法律问题、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生物技术研究本身对法律的挑战、对民法的挑战、对我国生物及遗传资源的保护.通过分析这些微观的问题得出了他们的共性并给出了相应对策: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需要法律予以调整;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对原有的社会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而需要法律进行相应的改变;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某些既有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改变需要调整既有法律;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既有的社会关系产生了新的形式;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在现阶段无法确认的问题有待科学技术自身发展去解决.     

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中国经济法学经过26年的发展,走过了探索期,与市场经济发展适应期,并迎来了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其基本经验就是与改革同行,理论联系实际;在法域范围、价值所在、适度性原则、综合性功能、渊源特征方面基本取得了共识;在当前及今后主要面临宪法地位问题、基本法的制定问题、实践基础问题、中观经济法理论创立问题以及教育完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与逐步解决,正是今后中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努力方向。     

新世纪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从粮食安全的内涵、粮食安全的衡量标准及中国粮食安全状况、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及现存问题、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粮食安全责任、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归纳与总结。资料专家学者对粮食安全的内涵研究非常深入,内容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对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进行了客观地评价,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并全面探讨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措施,使得构建中国粮食安全的思路比较明确。但目前的研究仍有五个不足:一是对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目标、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还不是特别明确;二是从经济角度研究粮食安全问题还不够;三是从全球粮食安全及开放的角度考虑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则不多;四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微观研究不够深入;五是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实证研究与定量研究不够。这五个方面应成为新世纪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的重点。     

主语小议

从功能的角度讨论英语的主语问题。从主语的定义开始,介绍了包括马泰休斯、韩礼德、菲尔墨等的语言学家对主语从不同角度的分析;并提出了形式和功能的问题加以讨论;关于there结构中的there的主语性问题,主要介绍了莱可夫的语义分析和结构分析,以及there的省略问题;最后得出结论,there的省略要全方位考虑。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成功治理乞丐问题历程及经验追溯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制定了治理乞丐问题的方针政策、原则,成立组织机构,通过因地施策、多种收容方式并举对乞丐问题进行治理。经过准备、收容、教育改造等阶段,让乞丐有了最终归宿,乞丐问题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治理乞丐问题的成功经验对当前我国治理乞丐和城市流浪人员有重要借鉴价值。当前治理乞丐问题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部门协调配合,培育一批有作为的治理乞丐问题干部队伍;充分做好调查研究,科学制定治理乞丐问题方针政策;坚持依法依规治理乞丐问题;同时要贯彻以人为本,注重启迪乞丐思想觉悟,使其重归社会。     

论中国传统祭悼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其现代嬗变

中国文学的起源离不开祭悼巫术仪式及其心理实践,并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祭悼文学,形成了鲜明的美学特征。祭悼作为一种情感体验与价值观念参与到文学创作,不仅可以呈现出悲痛亡者与感慨生命的审美特征,形成"追思既往"与"寄语将来"的两种叙事维度,更能表现出一种实用价值与功能体现,以至于在传统祭悼文学场域中形成了重构乃至融合儒、释、道等诸多文化的多元载体,形成了鲜明的文学审美特征。而且,这一美学特征在晚清以来的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又产生了新的嬗变,赋予了祭悼仪式、形式、主题价值、载体、文化意义等新的时代内涵。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兴革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关系密切.后妃身份藉由礼仪制度而得以确立.后妃与皇帝之间的复杂感情又会影响到礼仪制度的兴革,如明代历史上出现的洪武丧服改制、宣德贵妃授宝、弘治别庙奉慈、嘉靖皇后丧礼减杀.此外,后妃生育等问题也会引起国家礼制的兴革.明代后妃与国家礼制的关系,是传统社会"家天下"的必然结果,也体现"礼缘情"、"时为大"的礼学传统.     

我国中元习俗之现代价值及其利用

我国中元习俗源远流长。传统中元习俗中的国家祭厉礼仪与民间施孤习俗,蕴含着儒家的“仁孝”观念,以及对无辜夭折者的哀悼、缅怀、尊重与祝福等人文关怀的现代价值,对培养社会的仁爱之心及慈善风气,具有潜移默化的无形作用,与今天提导的“人文关怀”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应在加强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申报“非遗”、设置“国殇日”,善加利用。     

礼佛双修——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精神世界考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迎来了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促成这一高潮的主体。对这一时期的儒佛关系进行考察的学术成果,较少涉及士大夫阶层的这一主体地位,更少关涉促使他们活动的深层次原因。士大夫阶层特有的超越精神,在这一时期促成了礼佛双修的谈辩境域。一方面,他们重视丧服制度,制定家礼以维系家族,把对儒家世俗伦理价值的追求落实在齐家的儒学中;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归心"佛教的方式,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士大夫这种试图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的诉求,是由其本性中的超越精神决定的。     

周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探析

周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妇女的地位总体来说低于男子。这主要由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决定，同时也反映在一些礼仪仪式中。在婚礼中周代的妇女在婚姻自主权、人格、财产等方面基本没有主动权。在丧祭仪式中女子往往处于配祭和从属的地位，所服丧服男女也有严格的等级区别，服丧期限也明显不同。     

古代希腊的灵魂观念及其历史演变

与整个古代比较一致的丧葬和哀悼仪俗相比,古希腊没有形成统一的、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灵魂观念.从总体上看,人们对灵魂的认识是沿着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到理性的方向在发展.不同的灵魂观念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着相互渗透与承递的关系.应当说后来的较为进步和较为复杂的灵魂观念是在以前比较简单和比较原始的观念基础上形成的.     

成都市新都客家三献礼的主要流程与功能——基于近十年来对新都及周边地区的田野调查

三献礼是一种隆重的祭奠仪式, 旧时见于巴蜀各地,今则较为少见,但在新都客家族群中仍有流传。新都三献礼沿袭了古代“初献、亚献、终献”的结构模式,加入了“讲书、歌诗”等颇具民间特色的环节。通过近十年来在新都及周边地区的田野调查所得,结合文献材料,可从新都三献礼源远流长的历史、隆重持久的仪式中窥见其所蕴涵的情感宣泄与心理调适、身份认同与族群凝聚、追思亡者与追忆历史、民众教化与文化传承等功能。     

清宫萨满神辞刍议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是萨满教研究的重要内容,萨满神辞则是清官祭祀仪式中的核心。乾隆十二年（1747）《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颁布,清宫萨满从此便以固定的神辞诵唱神灵。本文探讨了清宫萨满神辞形成的原因,并分别解析了汉文本和满文本神辞的特点,展示了清宫萨满神辞的真实面貌。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中音乐的运用

广东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香花》仪式为广东省梅州一带(梅县为中心,向外辐射到粤东、闽西南、赣南等)客家人广泛使用和认同,且相沿成习的、以本地和尚和斋嫲为仪式的执行者,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地在庵堂寺庙以及在主家等不同的仪式执行场所,为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士所举行各种祈福仪式以及为死者所进行的超度仪式活动等。其主要形式以写、打、唱、念、声、色、艺等方式,综合性地宣讲(唱、念)客家特有的佛教精神、儒家思想内涵,并融合道教神祇以及民间礼俗于一体的综合信仰形式。通过实际田野考察,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以《香花》仪式的声音、音乐和文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研究《香花》仪式中思想(信仰)、行为(仪式)、声音(音乐)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探讨《香花》仪式音乐在仪式中的运用问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从郑玄、王肃的丧期之争看经典与社会的互动

三年之丧在儒家经典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历来深受重视,分歧也因此较多。就丧期而言,有郑玄、王肃的二十七月、二十五月之争。王肃依据两汉以来三年之丧皆为二十五月的历史事实,提出祥同月。郑玄更看重理论上的合理性,认为礼缘情制,但需立中制节,所以重视祭而延长丧期,并通过祥异月确立的原则体现儒家丧礼的制作精神,以求收拾人心、整合社会之功用。两晋以后,郑玄之说逐渐流行,成为从朝廷到民间都普遍遵守的制度,但遵守的同时又意味着对郑玄当初用意的背离,人们看重的只是丧期的延长更适合表达丧礼中必要的哀戚之心,而这种重视情感的表达方式总是能够获得朝廷与社会舆论的褒誉。这一过程中,社会与经典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